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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儿子相比，女儿们与她们的母亲要更为亲近，也更为依赖母亲，因此对于母亲的缺失或逝去，她们承受的苦楚也会更多。这种苦楚对于家中的大女儿来说尤为严酷，她通常会是代替母亲位置的人选。私人日记有时可以作为母亲不在的一种补偿，就如同我们在卡罗琳？布拉姆身上所看到的。
从城镇到乡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日常关系有着巨大的区别。农村地区并不鼓励人们去展示慈爱的一面。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差别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权威和自我显示的不同理念影响到了个人在自身言行上的选择。在家族内部，我们发现了相互对立的趋势。身体的姿态和感情的表达受到了比以往更为严密的控制，只有妇女和穷人才被允许在疼痛和孤独时掉泪。孩子们的语言错误和不良姿态都要受到纠正；他们被告知，要笔直而坐、规矩而食，等等。另一方面，父母和孩子间的情感交流得到了容忍，甚至被渴望，至少在中产阶级家庭中是这样的。在许多场合，抚爱被视作是合时宜并对幼小身体的成长发育有好处的。卡罗琳？布拉姆在父亲去世后，尽管很有节制、不失端庄，但仍叹息再也得不到他抚爱的温暖了。埃德蒙？阿波特1860年前后在希腊旅行时，对于雅典人在私人生活中相对于法国人的温情所表现出的冷酷作出过评论。
另一个亲密的迹象就是家族中“你”的称呼，这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已变得非常普遍。勒古韦赞许地评论道：“在过去，人们只在与他们的佣人交谈时使用主语的‘你’，而不会与孩子们使用主语的‘你’。而今天，情况恰好调过来了。”在《19世纪的父亲与孩子》中，我们读到：“主语的‘你’应该在与孩子的交往中有规律地使用，以便可以不时地在孩子身上使用宾语的‘你’，作为不满的一种表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乔治？桑德会对其祖母以宾语的“你”称呼她如此敏感。
不仅是乔治？桑德，还有一些像勒古韦这样的自由主义教育家，都坚决地反对肉体惩罚。桑德写道：“古老的方法令我恐惧，我想，如果我这样打他们的话，我会（比孩子们）哭得更大声。”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这里体现出的社会差异也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要记住，在一个已然了解并废弃了封建制度的社会里，肉体惩罚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丑行的终极标志。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甚至要比贵族家庭中的孩子更不易挨打。尽管仍然可以到处看到手执棍棒严厉的人，但是有越来越多不赞同的声音传递了出来。在宣称强制执行军事纪律的初中和法国的国立高等学校或某些公立中等学校，棍棒是少不了的。乔治？桑德面对亨利四世公立学校的代理人时，因恐惧而战栗发抖，“一个绝对权威的凶猛拥护者……他会授权一个睿智的父亲去命令他的黑人仆从在整个班级面前抽打他的儿子，班级里的人会按照级别排成队见证这一景观，而他们都被这因为最轻微的不从而受到的严厉惩罚吓坏了。”然而，逐渐地，青少年们开始反抗此类的体罚方式，就像1832年波德莱尔和他在里昂的伙伴们做的那样，他们的家庭则进行了抗议。这种抗议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寄宿学校在他们的宣传册中发布广告说他们不使用肉体惩罚。国家也进行了干预，再三发布公告提醒教师和其他人“绝对不能打孩子”。1838年，一份类似的公告进入了精神病院，1834年和1851年则颁布了其他两份与小学有关的公告。有些地方的法规甚至更加严厉。签署日期为1881年1月6日的一份规章宣称：“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肉体惩罚。”体罚曾被视为训练和约束身体的方法，一项对肉体惩罚发展进程的研究，显示了其他一些旨在获得规则的内在化纪律形式是如何取代这些更为身体化的方法的。正如贝卡莱曾期望惩罚体制所能做到的那样，目标已然发展到“触及心灵而不仅是身体”。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后者在诸如卫生和惩罚这些事务上仍执著于更为古老的教育观念。不可胜数的自传都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使用严酷的纪律时，教会的修士、修女们总会为此进行庇护，至少在那些教更低年级孩子的学校中是这样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母与孩子（6）
在这里，我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教育方法的历史沿革，而是影响到教育体制限制其自身*趋势的家庭需求的方式。在父母对骇人的学校世界进行的首次介入中，私人引导了公众；私人道德观念成为了国家法律。
但是，在农村以及城市中贫穷和小资产阶级的人口中，殴打现象仍大量存在。打屁股通常是广为接受的方式，因其没有超出一定的限制。打屁股一般是用手掌；棍子和鞭子只留给学徒的雇主们和机构中的守卫们，是一个对外的武力象征。挨打是每个19世纪工人的童年记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坊里的情况甚至比工厂更糟，放肆的或笨拙的学徒很容易遭到指派教授其手艺的年长工人痛殴。
人们认为孩子身上的反抗意志必须加以驯服，并且孩子应该了解生活的艰难。“儿子，这会使你成为真正的男人。”身体暴力是男子汉思想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一些人已然将这一模式内化，实际上他们甚至会为自己曾遭受到的殴打感到自豪，并且可能美化这一事实。但是，众多成长中的孩子以及上面所说的青少年们开始反抗。好战的工人们，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宣称已然将他们憎恨的权威从破碎的殴打经历中驱逐出去了。自觉，在一个人所有的身体知觉中是第一位的。
在19世纪，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以两种方式发展着。作为家庭的未来的孩子，父母逐渐加大了对他们的投资，但他们所采用的方式经常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亨利？贝尔的家庭通过他来追寻贵族显赫的梦想；他度过的是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般的童年。小小的杰奎斯？文特拉斯…瓦莱斯不得不承担起他的家族期望提高社会地位的重担。他的父亲是初中的一位助教；他的母亲想让他成为一位教师，农民的粗暴和对受到尊敬的渴求相融合，使她对这个年轻人施加了严酷的纪律约束。开始时，她细心监视他的外表；她期望他能整洁、挺拔，并且衣着得体（“我经常穿黑色的衣服”）；这些良好的习惯可以鼓励他将井然有序的价值加以内化。他从未感受过来自母亲的拥抱，也没有听到过她哪怕只言片语的关爱之辞。“我母亲说，孩子决不能娇惯，她每天早晨都会鞭打我。当她早上没有时间时，鞭打就会延迟到中午，很少晚于四点钟。”更有甚者，“我的母亲将这看作是我在接受的一种教育。她不想让我成为一个像她一样的农村妇女。我的母亲想让她的杰奎斯成为一位绅士。”
成为一个继承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如果觉得孩子在被期望的某个方面有所欠缺，或是未能符合家庭的期望，结果将是悲剧性的。野心被粉碎了。孩子感觉自己罪责难脱，父母则会因其有负盛望而耿耿于怀。由此想到了波德莱尔，他始终未能克服内心深处对母亲奥皮斯的愧疚感。还有范？戈夫，他写给哥哥泰乌的信中充满了对“坏儿子”称谓的无助反抗。作为存在主义渴望的根源，19世纪的家庭极权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神经质特性。
但同时，孩子也是一个爱的对象。1850年以后，如果一个孩子死去了，他的亲属们都会服丧，就如同他们为一个成年人所做的那样。私下里，他们可能会对着他的一缕头发哭泣。难道这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感情主义吗？绝不是这样的。在洛林这个钢铁工业的中心区，母亲们，工人的妻子们，“所有人都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之中。无论何时相见，（她们）都会用方格子手绢擦抹去伤心的泪水。”在教育方面，勒古韦对“温情原则的优越性”大加颂扬，并倡导尊重孩子的自主性。抚养孩子应该是为他们着想，而不应是为了他们的长辈；他们的兴趣可能会与集体的兴趣不一致。孩子自己为命运负责，因此，根据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理论，重要的是发展创造性，即使是付出某种不确定的代价；按照这种方法，学生们在以后可以自由地做出个性化的选择。
父母与孩子（7）
根据许多以孩子为对象进行的观察，包括学校记录的这种强迫人接受的观察，我们对于孩子们是如何相互看待、如何彼此交谈的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孩子的语言、体态、性行为和游戏的多样化具体符号之中，以前的陈规旧框消失不见了。到这时为止，童年已然被视作生命中一段特殊的时刻。每一本自传都以童年开始，并会对这段时光详尽描述，而教育小说则会追寻英雄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轨迹。与生命中的其他时期相对，童年成为了成年的基础，而孩子则成为了一个人。
在传统社会中不为人知的青春期少年，现在清晰地进入了人们聚焦的视野范围。布丰，甚至是卢梭，都曾呼吁对生命中那一时期的危险性以及对今后人生的影响多予关注，这一段时期从第一次领受圣餐一直到男孩子的毕业典礼或征召服役和女孩子的出嫁。卢梭的《埃米尔》第四册全部都献给了“这一关键时期”，这是性特征形成的时期。“我们有出生了两次的感觉，一次是为了存在而生，另一次是为了生活而生；一次是为了圣餐而生，另一次是为了性而生……就如同大海的咆哮远在暴风雨之前就已然开始，新生的激情同样也预言着这种风暴般的发育。朦胧的青春骚动警示着这种迫近的危险。”
将青春期视为关键时期的观念，在19世纪反复兴起；最热衷此观念的是那些医师们，他们在1780年至1840年期间写了许多有关男孩和女孩青春期的论文，以及与此有关的药物疗法。青春期不仅对个人是危险的，对于社会也是如此，当然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寻求自身特性的青春期少年是追求自我道德与身体形象的狂热分子。镜子使他着迷。对马科斯？斯特那来说，他就曾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并因此产生要解除社会枷锁的倾向。涂尔干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年轻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具自杀倾向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融入社会。此外，青春期少年的*使他们更倾向于暴力、野蛮和虐待狂（比如对待动物）。他们有*和嗜血的癖好。
从这种对青春期少年性格特质的描述来看，这是通向青春期犯罪概念的一个步骤，虽然只是一小步，迪普拉在一本有关当时青春期犯罪及成因的典型著作中对青春期犯罪者进行了分析。迪普拉认为，青春期少年是“天生的流浪汉”，迷恋于旅行和走动，骨子里就不安稳，整天忙碌于“近乎歇斯底里和癫痫状态的东奔西走，他无法抗拒旅行的冲动”。青春期少年有自己的病理，包括诸如“青春期痴呆”被定义为“一种蔑视任何障碍与危险的行为需要”这样的苦恼。这种不稳定状态可能会驱使他们谋杀，或是成为牺牲品。
青春期少年最麻烦的事情是他正在经历的性转变以及他对这种过渡状态的想法。医师们是身体的主要观察者，他们鼓动人们关心寄宿学校内诸如*、同性恋一类的问题，以及童年朋友之间的不正当行为。固然，只要公共礼仪未遭到冒犯，男性甚至女性同性恋就不会被视为犯罪，但同性恋这种“倒错”却成了一种受到详细审查的变态行为，就像是一种疾病一样。关注的中心是那些有着“坏习惯”的青春期少年。如何处理青春期少年过度的*是教育家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焦点问题。这里迫切需要专业化的知识，家庭又怎能依靠一己之力在这方面做得充分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母与孩子（8）
许多家庭痴迷于贵族化或卢梭主义，害怕与平民百姓和所谓不正当的人接触，梦想着在家中父母注视的双眼下来教育孩子；英语教师和奶妈成为首选。年少的司汤达还记得那种沉闷的孤独，他的父母让他沉浸在这种孤独中，目的是防止“与普通人家孩子”的任何接触，“他们从来不让我与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讲话……我不得不忍受有关父爱以及孩子义务的没完没了的说教。”他通过撒谎来求得解脱，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
对于长到一定年龄的孩子来说，将他们送到外面的寄宿学校去被认为是必要之举。15岁到18岁的女孩通过寄宿学校来完成她们的道德教育，并为今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同时也为获取在婚礼宴会中所需的“取悦于人的艺术”。生活在初中或公立中等学校那种兵营般氛围中的男孩子们，他们在那里准备通过学士学位考试，那是中产阶级身份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些学校名誉不佳。波德莱尔在其中的一所学校里上学，几乎要厌烦透了，他在1838年8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烦躁至极，以至于没有缘由地大喊。”乔治？桑德对于不得不将儿子送往一所这样的学校而忧心忡忡，她为不能再继续教育自己的孩子而忧伤，“对于那些冷静的家庭来说，有责任将孩子留在家中，而不是强迫他们去中学学习生活，在那里，唯一的平等就是用拳头获胜。”寄宿学校因为*和同性恋现象而受到谴责。罗歇？马丁？加德在他一部死后出版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描述了1880年前后在一所中学里的性生活。但是，由于寄宿学校年轻人的“女性化”、法国1870年的战败以及人口的减少，公众尤其是保守派对寄宿学校进行了谴责。希望延长他们儿子的教育的那些穷人和农民家庭，被迫将儿子送往寄宿学校，中产阶级家庭却把孩子留在家中，或者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送去作为不留宿的白日制学生进行学习。对于勒古韦和乔治？桑德来说，这种安排是能找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的。中产阶级比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为自己的后代定下他们未来生活的基调，扮演他们孩子的保护伞和私人教师的角色。与世俗的国家教育和国家的公立学校相比，他们将教育视为私人事务，也因此为私立学校的成功贡献颇多。
不管怎样，这种包裹着孩子的温情还是受到了污染，青春期少年总是会被谨慎地监视，会被怀疑有扰乱治安的倾向。青春期少年受到的这种密切监视迫使他们采取保密和掩饰行为。他们会发明创造出一百种方法、计谋，却只为赢得一点点私密。他们在学习期间或是晚钟（中世纪时规定人们熄灯睡觉的时间——译者注）之后读小说；他们写诗歌；他们记日记；还有，他们也会梦想。所有这些举动构成了一种更内部的生活。友谊是至关重要的。女孩们在寄宿学校结交的友情通常会因婚姻而缩短。男孩们则形成团体，这些团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入会仪式得到巩固加强。有时，这些团体在此后的生活中持续下去，成为商业和政府领域内的派系。大多数19世纪寄宿学校内的生活都会频繁地受到个人或集体反抗的干扰，甚至中断。但是1880年以后，此类的干扰变得不那么普遍了，似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使之变得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允许年轻人在节日庆典和性规则中扮演其曾经在传统社会中扮演过的角色，共和国似乎并不比19世纪的郡主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