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身有时是故意选择的结果，比如献身信仰或无私心的职业（护士、社工、教师等），或是个人工作高于家庭的决定。许多邮局女工人选择不结婚。1880年，邮局雇用的年过50的女工中有73％过着单身生活，55％从未结过婚（与之相比，1975~1980年只有10％）。她们的职业史显示她们选择单身是出于财政和职业独立的需要；她们的男同事都找待在家里的妻子，而不是女同事。19世纪时，女性希望通过工作来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不得不牺牲她们的私人生活。独身生活是她们付出的代价。
日常生活中许多单身女性的生活是很难的。仍被视为仅仅是家庭预算补贴的女性工资常常比男性的要低。“妇女职业”，尤其在许多女性赖以谋生的衣服买卖上，实际是无需技能的。20世纪初职业办公室（劳工办公室）曾调查了高度合理化的制衣行业中家庭工作者的情况，报告展现了一个由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许多时候是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女儿，她们的穷苦隐藏于六层走道之中而不为人知。她们每天踏着缝纫机踏板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天吃的是“女裁缝肉饼”或长条乳酪，喝杯咖啡，或选择巴黎女工药品。在全面考虑之下，许多女人宁愿为了找个男人而披上纱巾或外衣。
吸引力对最年轻的工人来说是个可能的资源。和男人有关系不但使生活更有滋味，而且解决了婚姻以外性的问题。当年轻女孩在某个大百货公司找工作时，经理常会问她是否有“监护人”，若没有的话，看起来她不可能做到收支相抵。与稍早时代的女工不同，许多职务低下的女工和像样的秘书都有“朋友”，他通常会是个来自较高社会层次“值得尊敬的”男人。对每个本应嫁给相恋多年的男人的单身女人来说，有多少女人靠着不要在某天知道被骗后变得苦涩的梦想过活？她们如此热心阅读的浪漫爱情小说非但不能成为一个颠覆性的类型，而且常常让她们得出一个结论：王子绝不会娶牧羊女。
大家庭（12）
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共享生活资源，但这个数字肯定很大。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母亲，女儿，朋友。研究员诸如维莱米和普莱简要描述了全女性家庭。维莱米在1840年说：“没有家庭、不做小妾的妇女通常以2到3人的组合，在小工作室或小房间内生活在一起。”女性竭尽所能应付孤独也许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宁愿不去面对毫无吸引力的婚姻前景。
存在一种类似于花花公子的女性吗？女性有决定要单身、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吗？毫无疑问，在女演员里有这样的例子，她们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当女性避免婚姻束缚成为可能时，对她们来说完全避开男人也是不容易的。一些高级*试图视道德放纵为自己的优势。文学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她们的生活和命运。有着一帮裙下之臣的娜娜——“一个腐烂的维纳斯”——死于天花。奥德特，战争使之成为盖兰蒙德公爵的女主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在她统治神圣的德意志近郊时，只不过是个“蹒跚的遗孀”。
或许20世纪初在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女花花公子，比如像纳塔利？克里福德？巴赫内、勒内？维维安、热尔特律德？斯坦，以及她们的朋友。巴黎上流社会接受了那些创造性的唯美主义者、新艺术或先锋派的拥护者，部分因为她们的外国血统。这些女人要求像男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在这个圈子附近，人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新女性”：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师，甚至教授。这些女人不再满足于充当配角，在生活和爱情上不受任何限制。有人崇拜，有人轻视，她们发现没有简单的事情。为克服障碍，她们需要女人和少数男人的友谊或爱情。
在所有单身男女之中，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疑虑。人们认为住处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而流浪汉被视为抵制主流道德的人。与熟悉的叫卖小贩形成对比，守护着财产满怀猜疑的农民将流浪汉和吉卜赛人视为潜在的小偷，因此也这样对待他们。在日瓦丹，村民把铁器商扔进沟里，因为他付不出酒钱。受上等家庭男士控制的共和国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待那些没用的人。惯犯，通常是那些被称作“不适合做任何工作”的小贼和流浪汉，按照1885年的法律被发配到圭亚那。流浪汉常遭监禁，配发身份证和健康证，他们被指控对健康造成威胁，因为据说他们在传播细菌和肺结核病以及其他疾病。
独身主义者、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外围边缘，其肉体和精神生活是复杂的。他们遭到怀疑或指控，老想着对付那张仍然相对宽松但慢慢收紧的网。
在一个视长寿为现代化标志的社会里，他们过时的地位标志是，他们的生命不但孤独而且短暂。独身主义者常常死于衰老或自杀。涂尔干将这个群体的高自杀率视为与一个社会非交互作用的证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大量死于肺结核病。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发现了在城市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租房的里昂丝绸工、巴黎阁楼女仆、克鲁斯泥瓦匠。实际上，肺结核，经常被公然抨击为独身主义的祸端，只是起到延长其独身生活的作用，因为婚姻对传染病蔓延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
隐居，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也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并非这个社会的真实形象，因为这个社会无论如何最重视的仍是家庭的平和、温暖。
对于回忆的渴望（1）
“在费勒维尔的庄园，一派兴味盎然的繁忙景象。”卡米耶、马德莱娜、玛格丽特和索菲为表兄弟们的造访而匆忙地准备着。“她们往来穿梭，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一路小跑地通过走廊，她们雀跃着，欢笑着，喊叫着，彼此推搡着。”万事俱备，只等小伙子们的到来——她们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庄园里给小伙子们准备的休息室也在恭候着他们的来临。花束布置停当后，准备工作即大功告成，而塞居尔的伯爵夫人在1859年所作的小说《假日》也就此开始了。
此次拜访的时间恰逢暑假。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们聚集在一起，姑娘们等候着小伙子们。作为真正的女主人，她们事必躬亲，包括花束的摆放这样的细节，以确保她们的表兄弟们能受到恰如其分的欢迎。她们流露出的情感标志着此事的重要，她们竭力履行着身为女人的义务，因为总的说来，对私人场合的布置安排正是女人的职责。
假日的欢乐不仅表现在空间场所上，而且也体现在时间跨度的构建之中。当孩子们团聚在一处时，总是通过回忆过去，比如此前的夏日中发生的事情来彼此问候：
“我们肯定还会做许多蠢事的，就像两年前一样。”
“你还记得我们捉的那些蝴蝶吗？”
“还有那些我们没捉到的？”
“还有那个可怜的癞蛤蟆。”
“还有那只小鸟。”
“啊！我们将会度过多么美妙的一段时光呀！”他们大声呼喊着，彼此进行第20次的拥抱。以过去时态（未完成时）叙说的回忆立刻就为未来搭建起了舞台。这是一份允诺，也是一份保证。
当过去未完成的东西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而永不再来时，对过去的哀叹也就变成了浪漫的过去未完成时。
但是幸福可以在记忆中永葆鲜活，而未达成的东西则积聚成可以阐释现在的令人欢愉的纪念品。现在的一切不仅可能得以承受，而且有了记忆的滋养，还可以在将来探询今时得到的极致；飞逝的幸福时光，在时间的涓流中汇聚在一起，转化成持久不息的丰盈果实。
据此观点，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必须确保他们的幸福，以使他们能够拥有资本积累，留下足够令人欢愉的纪念。同时，成人们也在他们的孩子尚小之时积聚一笔不可替代的记忆的财富。
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本质上是平淡无奇的，但如果将构成它的琐细时刻转化成附着感伤意义的仪式，它的实际价值就会呈现出来。一个定期将家庭成员召集到餐桌旁的家庭主妇，有资格被任命为幸福的掌管者。她设定了私人生活的韵律节奏，建立起一种规律性，并指挥了整个演出。
在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中，重复并不意味着例行公事的乏味。它被仪式化了，并且这种仪式将会持续到以后。事前，是等候和做准备；事后，是做评述和重温整个经过。欢乐存在于对一天中那些犹如标点符号的各个时刻的期望。仪式化将有价值的幸福和事件结合在了一起，而事件本身也注定要成为一件纪念品。
记忆如同资金一样被储存起来，再像在银行存折上一般被一一记录下来。阿方斯？都德（法国小说家，译注）女士使用了“女性的年表”这样一个短语来描述那些作为纪念物而被女性们加以组合、收藏的日常用品。一个女人可能会把她用破了的手套还有旧衣服收藏起来；而小姐和年轻的姑娘们会用散文、诗歌还有画作等其他的纪念物形式来装饰她们的“纪念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对于回忆的渴望（2）
1836年摄影术的发明为一种新式纪念册奠定了发展基础。1850年后，摄影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而“照片”这种简洁的方式直到1876年才出现。油画人物肖像可以超越时间范畴，在艺术的不朽中来描画所要表达的主题；而照片则保藏了稍纵即逝的瞬间。照片不仅是可以刺激起回忆的纪念品，汇集在相册之中，而且照片上的景象还透射着时光的章节，让孩子们的成长和历经了婚姻、生育、洗礼的家庭成为永恒。
在对布瓦洛家族的研究中，卡罗利娜？考塔尔德－洛伊莱特发现了3本相册，其中包括1860年到1890年间拍摄的约40帧照片。这些照片是记者们送给布瓦洛家族的人的。玛丽？布瓦洛从她的表兄妹们那里收到了几封信，信中答应寄给她一些近来拍摄的他们自己和家人的照片。通过这些相片，我们可以追寻到一个生命个体从7岁时的洗礼到青春期，然后经过婚姻到成人，再成为父母，直至最终到老年的整个轨迹。这项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家族网络规模的具体证据”。当玛丽的女儿们在1901年结婚时，她把她们的照片送给了其他的家族成员。1910年以后，摄影已成为了很普通的事情。在1912年到1914年间，玛丽的丈夫欧仁拍摄的照片装满了16本相册。
私人日记也起着记忆存储仓库的作用。加布里埃尔？拉奎因是一位来自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城市，译注）的年轻的中产阶级妇女，她在1890年7月，当她16岁半的时候开始记日记，“从现在开始，过了许多年后，我或许会很高兴地重读这些开始于年少而又欢快的时段的描述（7月12日）。”10月30日，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以后，等我很老时，重读这些日记将会让我感到很愉快，在时光的镜子中看看过去的我是个什么样儿。”
不久以后，她的日记成为了一本参考书。在写日记的过程中，她也在创造她自己的历史。通过记录下介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现在，她构建着自己的生活。“现在”在这些书页中明显是最少的，它已被即刻转化成了过去，转化成了一个参照物。
加布里埃尔的未来是由诸多的梦想构成的，这些梦想都与她和她28岁的表兄路易斯？贝洛尔的婚姻有关。1891年10月3日，那些梦想终于成真，但她仍继续怀着敬意将自己置身于过去（“噢！我是多么幸福！我终生的梦想在一个月零三天前实现了。”）和未来（“是的，我当然还有渴望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1892年会是我体验成为母亲的欢乐的一年吗？”）之间。她的日记在此处戛然而止，这正是这位年轻女性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她的日记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对她的个人情感进行秘密观察的处所。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日记使她记录下了时光的章节，通过将她的现在和时间的溪流相链接，她书写出了自己生命的历史。
20年后，加布里埃尔的大女儿勒内？贝洛尔，在一本学生用的笔记本上开始了她的日记。日记中现存的最早的开始日期是1905年，那时勒内13岁，但是从她在1910年3月9日所写的日记内容判断，她开始做记录的时间要远比这个时间早，在她日记的第500页写道：“500！它们还在增长！没错，从我开始时算起马上就要满8年了。”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本书，“我们都在比索埃过基督教的诸圣日（11月1日，译注），聚在饭厅的炉火旁……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好，就在书架上随手翻看，在那里我发现了拉马丁的《我母亲的手稿》。从那一刻起，我决定记我自己的日记。”。 最好的txt下载网
对于回忆的渴望（3）
私人日记可以提供有关日记作者本人生活的无法估量价值的细节。它们之所以能引发我们的兴趣，是因为其中向我们讲述了有关标记时光片断的渴望。家庭成员间经常往来的信件也激发起同样的渴望。玛丽和欧仁？布瓦洛在1873年到1920年间收到了11000封信件，主要是他们的孩子和其他家族成员寄来的。信件中传达的信息包括孩子、家庭事务、参观游览，最重要的就是亲属们的健康，但在深层次的私人感情方面却几乎是空白。通信起到了礼仪性的功能：它是家族成员之间情感相连的确实证据。信件的价值并不像其往来的规律性所表现出的那么大。
人们可以从所谓的“生日书籍”中看到这种标记时光章节渴望的最纯粹形式。它最初出现在英国，后来是法国。1892年，出版商保罗？奥伦多尔夫出版了一本被他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文选》的书，在此书的序言中，他评论道，英国的生日书籍通常都是拜伦和莎士比亚作品的选集，而他选择了雨果，以表达他对法国民族诗人的敬意。书中每一页正面（即右边）的书页都是空白的，只指示出了月日，而反面（即左边）的书页则印有雨果作品的摘引。
生日书籍有三种不同的用途。首先，可以通过诗人与之相应的思想来评说生日。第二，人们可以对诗人的诗句加以评论（或是让一个朋友来评论）。第三，这种书可以当作日记本使用；对女性而言这是它最主要的用途。
我手头就有一本生日书籍，是一本《维克多？雨果文选》，它曾经的主人是沙托堡的克莱尔。在她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克莱尔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本书。有时，她记录下重要的日期和生日；有时，一般是生活中有了重要的事件时，比如在订婚或是她去俄罗斯旅行时，她会详细记录下某些日子中发生的事情，就如同记日记一样。她这本小书中的手写文字非常之小，有时几乎难以辨认，在一位古董商的手中经过加工才得以重放光彩。有了这本书，我们可以研究这位女性的生活，她希望自己能够幸免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
克莱尔的生日是9月1日，年份约是1870年。第一次领受圣餐是在1880年。她有时住在巴黎的瓦格莱姆大街，有时住在瑞士蒙特勒的日内瓦湖沿岸，她的家族在那里拥有一座庄园，这座庄园在1896年5月30日被卖掉了，此后，克莱尔和她的父母搬到了一幢租来的别墅中。作为一位小姐，克莱尔的生活中充斥着社交舞会和悠闲的漫步，但对她来说，比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是音乐。她生命中的高潮出现在1899年去俄罗斯旅行时；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