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拜访的机会很多，“不管一个人是否参加了晚宴或舞会，都可能被邀请来一次‘面包加黄油’式的拜访；如果你希望与某人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按礼仪一年之中要拜访四到五次，但不能再多；婚礼后表示祝贺的拜访十分重要；吊唁；每年对长辈礼仪性的拜访，其间要带上妻子；还有在旅行前后拜访那些可能在你外出期间找你的人。”
如果你拜访的人不在家，通常的礼仪是给仆人或看门人留一张拜访卡片，将卡片的角儿或一条边折起来，这要依当时的时尚而定。一张折叠的或是“狗耳朵”卡片表示某人亲自造访过；而未经折叠的卡片则表示是由仆人或代理人留下的。也可以通过广告雇人留卡。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卡片式拜访”被认为非常粗俗，但在随后还是变得非常流行。
必须进行的一些拜访占去了一个女人的大部分时间。无视礼仪很容易使一个人得到“有怪癖”的名声。
组织协调好社会关系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家庭主妇的职责所在，她必须保持与其他家庭主妇进行沟通的渠道畅通无阻。中产阶级的妇女对这种责任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们通过在特殊的日子举办沙龙或接待和拜访来保持自己的社会声望。礼仪上的彼此效法使社会交织为一体。
剧场或歌剧院的包厢是沙龙的延伸，有一个事实也许看起来有些荒谬，因为剧院本是公共场所，却被如私人的一般对待。根据19世纪广为认可的合适的行为准则，一个女人可以独自去剧场，只要她是坐在包厢里。如果她坐在乐队演奏的地方或是楼厅之中，就必须要有男人陪伴：丈夫、兄弟或是亲戚，因为那是开放的空间，一个女人需要护花使者，除非她愿意被当作是*。
不管怎么说，包厢是一个独立的、受到保护的空间，是移植到剧院中的家。社会繁荣稳定时交一笔年度包厢定金已是当时的习惯。1850年在鲁昂的艺术剧院，包厢中每个座位的价格是男士250法郎，女士187法郎。最舒适的方式是租下一个包厢，再像布置沙龙一样添置好各项设备。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这样一个有着六个座位的包厢要花费1800法郎。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早、中、晚（5）
一个女人在包厢中的举止就如同在她家中的客厅里一样。她不能离开包厢在剧场中走动，但可以像在家中一样以同样的礼仪接待朋友，她可以允许他们引见亲属。
晚间活动的性质要依人而定，只有家庭内部成员在场还是有外来的客人；是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下；家境是富裕还是相当窘迫。要记住，在电被发明之前夜晚是被吞噬在黑暗之中的。1909年出生在巴黎的伯纳德？卡佐，是在煤气灯照明的公寓中度过童年的。至今他仍然记得第一次拜访朋友见到电灯时的惊异。电将黑暗的角落和阴影一扫而光。
这项小小的发明直到1890年才在巴黎的公寓中开始应用。在19世纪初期，家境好的人点的是蜡烛而不是便宜的牛脂，有些人使用的是卡索灯（法国人卡索在1800年发明的可自动调节的油灯）。1825年之后煤气灯在私人家庭中开始普及。1828年，巴黎共计有1500个煤气用户，到187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将近万户，19世纪末时则到了22万户。1855年，几家公司合并成一家大型的煤气供应公司，使煤气价格从每立方米法郎下降到法郎，人们更易于支付这笔费用了。
在天主教徒的家中，夜晚有时是伴随着例行的祷告开始的，拉马丁夫人在1802年9月5日将这称为“一个最感人也最有益的习惯”——对仆人们有益，他们可以与主人们共享一天中的神圣时刻；对主人们有益，可以使祷告者们想起基督教平等的思想。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纷纷仿效这种贵族化的家庭祷告的传统。
家庭聚会时经常会玩些纸牌游戏和掷骰子游戏。拉马丁夫人在1806年9月份时与她的丈夫下国际象棋，而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耍或读拉封丹的神话寓言。大声朗读是父母与孩子们共享欢乐的一项活动。
最重要的是，夜晚是家庭成员在壁炉边无拘无束进行亲密交谈的时机。奥拉斯？雷生在1828年完成了一本关于礼节的书，书中说：“置身于粗糙的礼仪规则带来的不快和沙龙讲究礼节的快乐之中，如果我同样不提及家庭生活的幸福和炉火边平淡的快乐，我会觉得自己玩忽职守了。”为了详细阐述这种19世纪颇为典型的平淡快乐，他间接地提到了早些年代的法国人，那些法国人住在哥特式的城堡里，对壁炉的价值赞赏有加；他也因此展示了那些法国人对家庭艺术的掌控。
对炉火边融融家庭的重视可以与将家比作巢穴的思想相提并论，这种思想经过一个世纪的积蓄，最终变得令人痴迷。即使从严格意义上说当炉火逐渐从家庭中消失时，炉边那温馨的景象依旧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19世纪的下半叶建造的堂皇的建筑装备了热气炉，取代了在壁炉中烧木头和煤的炉子。而同时，公立学校中的读物已使小型中产阶级家庭围聚在灯下炉边的印象深入人心。
如果邀请了外来的客人，晚间的重要性就会发生改变。客人的数量以及他们与主人的熟悉程度是至关重要的变数。整个19世纪，人们都在表达对18世纪社交形式的怀念与向往。龚古尔兄弟这样的中产阶级将那个时代的晚间理想化了，在他们眼中，那时的夜晚融合了最优雅的奢华和最完美的交谈。
那些在法国大革命前频繁出入波旁王朝和拿破仑一世宫廷的高贵的女士们，帮助创立了一个神话并使之不朽，这就是一种社交理想化的社会政治制度。1836年，阿尔朗泰斯公爵夫人在《沙龙故事》中描述了不久以前的晚间岁月，在那些日子里，社交圈子由大约80个彼此经常见面的人和其他200个每星期奔波辗转于各个沙龙间的人组成。男人们打台球，女人们刺绣或画素描。凌晨2点时的晚餐是夜晚的高潮，那时的交谈变得私密“甚至有一点下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早、中、晚（6）
拿破仑一世的倒台标志着这种压缩了的社交圈的终结和盛大交际晚会的开始，各色人等没有区别和不受歧视均可参加。特洛普夫人在1835年参观巴黎时，对“晚餐”的没落感到遗憾，以她的看法，晚餐包含着法国生活方式的巨大魅力，在其间可以遇到优雅的人，但现在却已被那些社交晚会取代了。
晚间是业余爱好者举办音乐会和演出戏剧的理想时间。尤其是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受到限制，人们只能和朋友们自娱自乐，成立音乐家和歌唱家团体，定期在某个成员的家中聚会。
乔治？桑曾叙述说，那时有许多业余的音乐爱好者们聚到一起，成立乐团，演奏室内乐，业余的音乐创作非常兴旺。巴黎以外的地方的普通人也同时是艺术家，再小再破的地方也足以完成一次很好的四重奏，每个星期人们都会聚在这个或那个音乐爱好者的家*同演奏和欣赏音乐。但这种高雅的放松方式随着老鉴赏家们一起逐渐消逝了。乔治？桑在写她的论文集时说，人们已丧失了创作音乐的习惯。
B。夫人出生于1894年，在卡昂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作为一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她和她的兄弟还有朋友们组建了一个管弦乐队。他们在日常进行排练，然后每隔一个星期日为亲朋好友们演奏一次。在单数的星期日里他们则打桥牌，这在当地很流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中产阶级的费利克斯家族因他们歌唱的声音赢得了广泛称誉，其表演经常会吸引大批听众。
业余剧场是另一项得到广泛实践的活动。看手势猜字谜的游戏是19世纪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人们聚在一起，既是表演者也是观众。一半人用手势作表演，另一半人观看然后努力猜出是什么字，如果他们胜了，双方就互换角色继续进行。
其他的游戏也在与看手势猜字谜游戏争宠。在19世纪30年代，活画（由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成为了时尚，“一个覆盖着帆布的沉重画架被带入沙龙，后面是装扮停当的人，他们仔细摆好姿势来表现某些特定的英雄人物”。但是活画有个很大的缺陷：要想把形象表现得准确贴切，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那会打断夜晚的流畅性，使大家产生压抑感。
除了看手势猜字谜的游戏，人们还通过排演喜剧来自娱自乐。其范围从设备简略的为家人朋友演出的小型表演，一直到正式盛大的舞台喜剧。闲暇无事的社会名流们会专门学习喜剧，然后再为多达400人的观众进行演出。
孩子们也会摹仿他们的父母进行业余的戏剧表演。比如在每年年初，勒内？贝拉尔和她的妹妹就会邀请一些朋友来，一边吃小吃一边看她们表演一些短剧。
人们也会举办舞会，在舞会上大家轮流弹奏钢琴，其他人跳贴面舞和波尔卡舞。贴面舞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期间非常流行，其后发展为四对方舞。波尔卡在1844年通过布拉格来到法兰西。华尔兹舞的名声却不好，它在18世纪末期被引入法国，1820年时宫廷中仍然禁跳这种舞。1857年，福楼拜因为在描写华尔兹舞时没有注意隐去性描写成分而遭到起诉。19世纪末期，探戈舞也遭遇了相似的境况。
业余的表演有其自身的限制。举行真正的盛大晚会时会雇用管弦乐队来演奏舞曲。雇用歌剧的女主角来进行私人的独唱会也很流行。这样，晚间的娱乐也就有了一种私密的性质，尤其是当主人的女儿们演奏钢琴时，更成了一种卖弄炫耀的方式。不管怎样，享乐总是私人事务。
早、中、晚（7）
暑假和宗教节日标记着岁月前进的脚步。贵族们的暑假演变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夏日度假。这一时期见证了安逸享乐意识形态的诞生。学校的假期最终被延长了。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经常做礼拜的人也罢，不经常做礼拜的人也罢，都得依靠基督历法过日子。从圣诞节到诸圣日，从耶稣基督诞辰到其死亡的节日，岁月的年轮就这样转动着。在某种意义上，宗教节日已经变成了家庭假日。形式依旧，内容已改。举个例子，圣诞节已逐渐失去了与耶稣在伯利恒诞生这一事情的联系，现在已成了孩子们的节日。家庭只是把基督教节日当作一种自我庆祝的方式来加以尊崇。
圣诞树可能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17世纪上半叶，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把它们带到了德国，但是这种风俗直到19世纪初才风行开来。后来，歌德在1765年到莱比锡拜访一位朋友时，在其屋中惊异地发现了圣诞树（但法国东北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风俗却坚持认为，圣诞树是1605年在他们那里的住宅中被发现的）。
1840年，这项德国人的风俗被同时引入了英国和法国。该风俗在第二帝国期间受到欧仁妮皇后的推崇，圣诞树的传统由此被确立起来。1870年的溃败后，离开阿尔萨斯和德国的难民们将其广为传播。但对于词典编纂者利特雷和拉鲁斯来说，圣诞“树”不过是冷杉的一个“大枝杈”或冬青树的小枝，再装饰上给孩子们的糖果和礼物，仅此而已。
19世纪末期，这个风俗似乎已经被法国“国家化”了。每年都会有完全装饰好的圣诞树送给在格陵兰和非洲殖民地的传教士们。法国家庭中的圣诞树几乎与今天各家各户的圣诞树一模一样。
利特雷在1863年时并未提到教堂和家庭中的基督诞生塑像。几年后，拉鲁斯提到了基督诞生塑像，但仅是在教堂里，那里有专门的人对它进行悉心照看，他对法国东南部普罗旺斯教堂中的饲料槽发表了长篇谩骂，因为他发现他们亵渎了神灵、在教徒中引发笑声，他认为他们该受到天谴，但他也提到了一个进步的迹象：天使在试着讲法语而不是方言。他说，告别旧传统的时机已然到来。
在天主教教堂中，一定有许多这样的基督降生的塑像。根据夏博阁下的记载，在1906年有三万多个价格从20法郎到3000法郎不等的这种塑像被售出，大部分都由七或八个基本图形构成。马赛出产的基督诞生塑像用意大利的黏土制成各个人物，特点鲜明，尤其受欢迎。
在圣诞树被进口到法国之前，许多法国的观察家们都表达了对德国风俗的看法。非常奇怪的是，他们的口吻充满了感伤的怀旧色彩，其实圣诞树正是已经不再时尚的古老的法国风俗。1830年时的法国，尤其是巴黎，当时的那一代人已很少关注这样的古老风俗；而德国人正相反，他们是尊崇国内民俗的模范。
连部分法国人都承认他们自己不太懂得如何营造好节日的气氛。在德国，礼物“从天而降”，被基督的孩子们取走。照着德国人的样子，法国人也可以做得很好，并且使岁末的节日成为几代人在炉火边相聚的大好时机，对于祖父母们来说尤为如此。
在1830年和1849年，人们的论调是一样的，都赞成将岁末节日私人的一面发扬光大。感受到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在1830年，另一次是在1848年）的结果，作家们在社会公众生活的不稳定性和家庭生活的稳定性之间做了一个对比，记者们在1849年总结道：“家庭的欢乐是唯一的幸福，革命永远也无法把它从我们身旁夺走。”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早、中、晚（8）
1866年，居斯塔夫？德茨对一个家庭的新年庆典做了详细描述。新年那一天的早上7点，小宝贝挠抓着父母的房门祝他们新年快乐。他的爸爸把他放到大床上，仆人引燃了炉火，一切都温馨惬意，大家交换着礼物。对于德茨而言，家庭中的幸福时刻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所有类似的欢乐都以独特的热烈方式浓缩在新年这一天当中。到1866年时，已没有必要再引用德国人的范例了。德茨对那一天活动的描述，就好像他们是在遵循一个久已有之的风俗习惯。家，是不可替代的弥足珍贵的幸福源泉，对于这一点，人们已越来越肯定。在节日的礼仪中，孩子们成了主角。
利特雷在1869年将“年夜饭”定义为“在午夜尤其是圣诞节的晚上吃的一顿特别的饭”。他没有提到动词“吃年夜饭”，对新年的夜晚也没说什么。我找不到任何关于12月31日晚上的家庭庆典或晚餐的信息。福楼拜曾回忆起等候午夜来临时的情景，有时抽烟，偶尔还会想到中国。
天主教家庭集体进行午夜静候，然后吃晚餐。由于在圣诞节前夜给仆人放假已成习惯，因此这顿饭非常简单，包括两个传统的菜肴：一种是和华夫饼干一起吃的香草麦片粥，再有就是烤香肠。也有火鸡这样的冷盘，饭后甜点是冷冻的糕饼和冰冻果子露。
为圣诞节而准备的糕饼各式各样——华夫饼干、玉米粉薄饼和卷边果酱馅饼。地方的风俗很多，各有不同，但却没有今天在法国最为流行的圣诞糕饼——圣诞节原木形大蛋糕。在19世纪，每家唯一的一只圣诞节原木形大蛋糕在圣诞前夜被置放在炉火上，并且整夜烘烤着——这是一项古老的乡村传统，人们整夜不睡，然后在圣诞节的早晨迎来破晓。
送节日礼物最初是天主教的风俗，在19世纪下半叶时，演变成为一项宗教庆祝仪式。到20世纪初，几乎人人都加入到互送节日礼物的行列中来。节日为家人和朋友找到了一个团聚的理由。火鸡和烤香肠依旧在礼物的清单上，但热乎乎的肉煮清汤代替了香草麦片粥，而法国人采用了英国布丁（一种以面粉、牛奶、鸡蛋等为基料的糊状甜食）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