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由男性参加的年度晚宴。像许多其他的学校一样，伯明翰哲学学院也不允许妇女使用阅览室，因为人们认为阅览室是一个属于男性的场所，是一个让男人避开女性的聊天能安安静静地看报纸的地方。毫不奇怪，人们认为这些社区主要是男性的地盘。虽然由于与男性成员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妻子和姐妹，许多妇女能使用一定的设施，但几乎没有妇女能参与这些活动。在19世纪末期，由于妇女获得了自信，并逐渐感到由于她们私人身份的限制并没有融入到男子的公众世界中，她们开始要求设法进入这类俱乐部和社团。然而，在19世纪末期，当中产阶级的男子为他们商业上的成功且因他们的宗教灵感产生自信，开始逐渐寻求以他们的想法来重塑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拉大了男性和女性领域的差异。
卡德伯里家族（1）
同时中产阶级男子和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也正在以增大两性劳动区别的方式在改变。农场主、制造商、商人和专业人员能通过性别来强调家庭中不同成员的不同责任的思想来认识他们生活中物质条件的变化。我们以18世纪末伯明翰的店主卡德伯里一家为例。出生在西部农村的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跟一个布商当徒弟。他来自公谊会家庭，而公谊会是一个遍布全国的紧密的宗教、经济和社会关系网。他的学徒生涯是在格沃斯特度过的，而作为一个熟练工的日子则是在伦敦；然后，他找到了一个在伯明翰当绸布商的机会，1794年他在那里安了家。除了为他的学徒生活付费和把他介绍给所到之处的公谊会社区之外，他父亲还为他的小买卖提供了足够的资本。在1800年理查德和妻子伊丽莎白以及他迅速扩大的家庭一起搬到了他在布尔街购买的商店的楼上，那是伯明翰的主干道。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住在他们经营场所的楼上或者旁边是很普遍的。铁器制造商就住在市场的边上，律师在自己的房子里开办事务所，而小店主就住在商店的楼上。只有非常富有的中上层阶级才会渴望一座独立于家庭企业之外的房子。
还是一个女孩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没有接受过她丈夫那样的训练。妇女不可能得到学徒生活，因为传统的假设是她们能从工作中学会所有必要的知识，会学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得到帮助。只有富人才不希望他们的妻子去家庭企业中工作。农场主的妻子要负责奶牛，商人的妻子要在仓库或者账房里帮忙，而在丈夫去世后，制造商的寡妇要经营整个买卖。在需要额外的人手时，伊丽莎白就去店里帮忙，而在丈夫外出时，她就会照看买卖；她要负责组织整个大家庭，包括学徒和商店的女店员以及她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婚姻生活的前15年，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有8个活了下来；而且她的老母亲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总是有喂不完的孩子、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衬衣和挑不完的水。然而，在两个女仆帮她做一些家务的情况下，伊丽莎白还在家里的买卖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理查德去伦敦为店里找新织物的时候，他写信给妻子：“在我到邦巴津斯以后，我发现很难找到我所需要的所有颜色。那些我所看到的织物都很漂亮，而明天我要去找黑色的（织物）。”他焦急地打听是否有他们所关心的来自爱尔兰的关于亚麻布的消息，还告诉她自己已经买到了“一些彩色和鲜红色的围巾”，还为他们的女儿萨拉订了一顶帽子。他信里的内容既有关于买卖也有关于家庭琐事的，主要部分则是买卖以及男人和妻子的社会生活。
在1812年时，商店经营得很好。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在郊区，几乎算是农村的伊斯林顿路又租了第二座不大的房子。年幼的孩子们搬到那里去和保姆、宠物们一起住，那里有鸽子、兔子、一条狗和一只猫。他还额外租了一块地，在上面种水果和蔬菜。现在，卡德伯里夫人要管两个家，她和大女儿开始两头跑。1827年，她生病了，但随后很快理查德就高兴地向他们的一个女儿报告说她已经康复了，能够承受一天忙碌的工作，在商店里奔忙而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了。同时，儿子们都追随父亲的足迹，在不同的城镇和不同的零售业当学徒。长子本杰明在一家布店当学徒，准备接手家里的买卖。次子约翰则被训练成茶叶和咖啡商人。女儿们没有受到这种正式的培训。她们是母亲的徒弟，她们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不仅是烘烤的技术和家政的管理，而且还有如何把这些技能和准备帮助商店相结合的艺术。她们会照料花园里的水果和蔬菜，或者在冬天帮母亲一起铺好地毯让房子暖和一点，或者出现在商店里去帮助父亲。生意是每个家庭成员生活的一部分。当布尔街经营场所被转手，人们对他们表示担心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这样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抱怨，因为这全是为了生意。”
卡德伯里家族（2）
但商业实践正在逐渐变化，令这种家庭的介入变得越来越困难。已婚妇女是无法定立合同的，她们不能起诉也不能应诉，而且也不能成为合伙人。她们的婚姻状况就意味着：在法律上她们的丈夫对她们负责；她们没有独立的合法身份。只有单身妇女和寡妇才能独立地经商，而且经常是在丈夫去世之后，她们的机会才会出现。18世纪，在像卡德伯里一家那样的家族企业中，丈夫和妻子就像非正式的合伙人那样互相协助，共同关心生意就如同关心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男子对此负法律上的责任，但在日常生活中，是不会有尖锐的分工争议的，然而，许多与商业有关的任务只能由男人来干，比如说，总是理查德出去找货源。而且虽然已婚妇女有权以丈夫的名义来抵押贷款，但伊丽莎白却把付款支票留给了丈夫，非正式合伙人关系也是对男性权威的一种承认。
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改革最终导致新商业实践的发展，而后者正好威胁到前面那些传统的、非正式关系。在合伙制为商业扩张大开方便之门的时期内，限制已婚妇女和身负家庭期望的女儿们的法律条款，就意味着合伙制的绝大部分参与者是男人，而且通常是亲属之间或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合伙做生意。学徒制度逐渐消亡了，但针对商业阶级需求的教育和培训还是不对妇女开放。比如说，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需要学习记账，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在19世纪有许多旨在向男子提供成为工业巨头所需的技能的教育尝试。而同时，女孩还是在家里接受教育。一旦青年男子进入商界，他们很容易就能发展起和其他男子的关系和联系，以保持信用、协商借贷和争取新客户。而妇女很难进入新的商业领域。曾经通过非正式谈判来进行的借贷逐渐需要通过银行来进行。曾经在市场上出售的玉米现在被放在玉米交易所交易。这是一个完全被男子掌握的机构。相似的情况存在于股票交易所，那里也没有妇女的位置。
布店是第一个展示了现代零售业特征的地方。与许多其他同时是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商人不同，布商对生产环节的控制是相对自由的，只有线是必须准备的。织物生产的发展，特别是棉织物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布料市场的扩大，到了19世纪20年代，城镇和城市中的布店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能够集中资金用于店铺改造的布店常常是最先使用平板玻璃窗户、橱窗展示和煤气灯的，它们还领导了价格标签和现金交易的使用。
卡德伯里的布店生意不断扩大和繁荣。同时约翰在隔壁开了自己的茶叶和咖啡店，他不仅推动了最新的零售业的改进，而且决定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本就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可可生产上去。为了这样做，他新开了一家完全独立的工厂并同时经营两边的生意。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普里西拉像他的父母一样生活在商店的上面。但普里西拉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28年就去世了。1832年他再婚，娶的是一个商人的女儿坎迪亚。直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们都一直住在布尔街，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从城镇中心搬到了埃格巴斯通附近。
埃格巴斯通还处在郊区的发展阶段，距伯明翰大约1英里。这是福音派主教卡尔索普从1800年就开始计划建造的。卡尔索*好了地址，把这里设计成能为中产阶级提供时髦的住宅和花园，并远离肮脏、忙碌和讨厌的邻居的地方。租借的土地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店主不能把他们的家变成商业场所，制造商也不能在他们的花园里建车间。那里铺上了宽敞的道路，种上了许多树，还及时建起了教堂和公园。埃格巴斯通最令人自豪的是其吸引人的别墅和乡村景色，它为农村提供了城市的精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必然需要将工作和家分开，因为在埃格巴斯通是不能在家里经营家庭企业的。卡尔索普的创造以一个假设为基础，那就是中产阶级希望家与工作场所分开，家庭生活与商业生活分开。“甜蜜的亲吻和妻子的爱抚应该与对生意的关心和焦虑相分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卡德伯里家族（3）
经济和商业变化促进了这种分离。当卡德伯里的企业规模增大后，妇女不能涉足越来越多的工作领域。工厂离房子很近，但坎迪亚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眺望它：她婆婆在照看商店，同时她却在照看孩子们。扩大业务范围就意味着更大的劳动分工，雇用更多的男工和精心制作的财政记录。当然这些对男子来说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约翰和他父亲都参与了新交易大厅的设计和建设，这个大厅是为更好的销售提供场所的设施，并且是当时更为先进的商业实践形式的特性化的部分。生意和商业成了男人的领域，而仅存的女性零售商都集中在销售食品和女性服装上。出于为自己和孩子们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环境的需要，同时为了不受相关工作的干扰，卡德伯里兄弟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不同领域的观念。
近40年来，约翰和坎迪亚的新房子一直是他们的家。当家庭规模扩大而且经济条件允许之后，他们逐渐改变并扩大了房子的规模。坎迪亚把时间都花在家里，照看孩子、做饭、洗衣服和照料花园，就像他们的女儿玛丽亚在后来描述的那样，“房子的外表像是村舍，而且也太小了，但它周围田野般的环境让父亲决定买下它，然后再增添几个房间，并以他们自己的品位来修建花园……母亲非常喜欢园艺，而生意和城镇上的事务以及别的兴趣占用了父亲很多的时间，在工作日，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照看她的花园。”这座房子很快就有了一间娱乐室，后来又有了一间教室和一间在楼上的给小孩子的保育室。坎迪亚和她的孩子的生活主要是在家里和学校，而她丈夫则把埃格巴斯通的家当作一个幸福的基地，从那里出发他可以活跃在商业和政治领域里。
像这样有餐厅、画室、教室和保育室的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18世纪，这种空间上的差异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可取的。孩子们有独立的房间以及吃饭和做饭的地方分开的新观念是与男人要有工作场所的观念相联系的。由于逐渐强调温暖和舒适，因此这样的家主要涉及到家具。在中产阶级中流行典雅美的时期，Ｊ。Ｃ。伦敦在他广受欢迎的手册中告诉他的读者们保育室是什么，如何布置画室，以及用丈夫和妻子分享的方法看花园能提供什么样的乐趣，因为如果家庭设计是全新的，那么其周围的花园也是如此。在18世纪，人们认为一块有走道和铁栅栏的方形土地作花园就足够了，但到了19世纪中叶，花园成了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特征。温顺的大自然，被树木包围以及保护隐私的树篱为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所。男人可以自己照料树木和葡萄，因为伦敦曾费尽苦心地向他们保证这种手工劳动没有什么不体面的。而且可以在镇子里忙碌了一天以后，抽出一个小时来放松一下。妇女们主要负责的是花，女性天生的甜蜜、温柔和花朵的美丽和芬芳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同时母亲可以在他们的小花园里教孩子们如何照料植物和如何播种。
约翰和坎迪亚在埃格巴斯通的家和花园是对家庭生活特殊观念的集中体现，比如说男子和妇女的特殊职责以及他们与社会的不同关系。汉纳？莫尔对于理想世界的观点变成了中产阶级的房屋。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宗教信仰会产生对精神体验的持续关心，而且要求宗教家庭能发现男女工作的逐渐分离和划分的物质形式。当男子面对扩大的生意和专业化部门中日益增多的机遇，以及他们的职业活动和公众活动更加得到人们的认可时，妇女正在从这个领域中撤退，并将母亲和家庭管理作为她们的职责。这种两性世界的划分具有宗教上的意义，人们普遍认为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男子只有通过与家庭这个精神世界的不断接触才能拯救他们自己。在家里，妇女作为真正价值的承载者会对市场的这种破坏趋势产生反作用。家是令人高兴的地方，是为家里创造物质财富的疲惫、焦虑的男人的避难所。他的男子气概是以他有抚养家人的能力为基础的，而他妻子和女儿的娇柔源于她们的依赖性。男人的高贵在于他的工作；而如果妇女有工作的话，她的温柔就会被毁掉。到19世纪中叶，中产阶级中男子挣钱养家、妇女和孩子在家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已经广为传播，以致于总登记员不仅能在人口普查中采用“家庭妇女”这个表述方式，而且能在1851年的调查报告中做这样的阐述：“每个英国人都强烈渴望能拥有一座完整的房子，因为这意味着他家庭周围的圈子以及这个圈子的中心有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可以悲伤、欢乐和沉思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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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1）
许多英国人会对总登记员的论述表示吃惊，但是他对这件事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注意到中产阶级的论调已经成为了普遍的说法。这部分是因为严肃的基督徒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群体，比如说功利主义者、宣讲福音者。他们的目标是按他们的想法来重建这个世界，他们希望把上层阶级和贫穷的劳动者都转变成和他们有共同信仰的群体，并且试图鼓励他们以特殊的方式来举手投足。贵族和绅士应该放弃他们*和好逸恶劳的方式；而穷人应该变得勤劳起来。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稳定的家庭生活和舒适的家庭环境的重要性。各类传播福音者和功利主义者都同意最后一个观点。伟大的杰里米？本瑟姆就坚定地相信男女属于不同领域且能力各不相同，他正如那些福音派会员一样，相信功利主者关于两性之间应保持恰当关系的臆断。然而对本瑟姆主义者来说，不同的领域是肯定的共识而不是道德的准则。人们接受这个观念的自然程度反映了在19世纪早期上层阶级和贫穷的劳动者这两个领域领导人的影响力。
中产阶级变革者取得了怎样的成功？组成19世纪早期工人阶级的制袜工人、手织机织布工、纺纱工、小业主和小型出版商对与福音派教义相关的新家庭价值观的接受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全国开办了无数的学校、主日学校和各种慈善事业，但这些机构都带有中产阶级的观念。中产阶级妇女在向主日学校的学生、学校女生、年迈体弱的妇女推荐家庭价值观的时候，同时确定了她们自己的“相关领域”和她们对工人阶级妇女恰当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