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年迈体弱的妇女推荐家庭价值观的时候，同时确定了她们自己的“相关领域”和她们对工人阶级妇女恰当位置的认知。这个位置或许是她们上层阶级家庭中的女仆，也或许是工人阶级妇女自己家中受尊敬的谦逊的妻子和母亲。比如说，年老体弱妇女的协会代表那些已经尽完了妻子和母亲的职责而被丈夫抛弃的妇女来筹钱。组织者非常注意去证实这些妇女是否真的是被抛弃的，她们的生活是否真的很艰苦。在学校里，男孩和女孩分开上课，通常是在不同的建筑里，并且强调的成绩也完全不同。自我改进社和辩论社只对男子开放。通常有很强的本瑟姆主义背景的新型机械学院是完全男性化的，并且它们希望不仅把男子培养得更加勤劳、理智和更有技术，而且能更好地成为丈夫、父亲和兄弟。就像其中一个学院的报告强调的那样，男人的整个家庭将得益于他的这种培养，他会变得更加冷静、机智和稳定；他的出现会给家里带来更大的欢乐；他要更好地组织家里的财政，这样他就有更多的钱用于孩子的教育；他的妻子将学会成为清洁工，并且更加关心家庭。总之，家庭将成为家里的乐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男女工人难以
通过中产阶级学院神奇地转变成令人尊敬的冷静的男子和喜爱家庭的妇女。但就像许多历史学家证明的那样，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拒绝这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就像罗伯特？格雷在他对19世纪末爱丁堡的贵族劳动力的研究所显示的，主流和非主流之间正在相互妥协，这种妥协造成了受中产阶级价值观影响的高贵和受尊敬的不同概念的出现。同样地，大卫？文森特在研究“有用的知识”对工人阶级自传作家的重要性时，曾阐述了来自中产阶级含义之外的独立以及其创造出的具有阶级特点的概念。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2）
就男性和女性领域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工人阶级不能全面接受中产阶级关于恰当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但宗教和世俗对于男子气概、女性的温柔和家务生活的说教确实会在一部分工人阶级中产生一定影响，确实能解释一些经历，而且确实满足了一些需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禁酒运动。禁酒是中产阶级统治权成功的一个主要例子。在中产阶级体面人形成的过程中，工人成了志愿者，他们希望改变社会生活方式来改进自己、教育自己和养活自己。整个禁酒运动源自具有阶级意识并与宪章运动有联系的男工，但个人改进的基本想法吸收了中产阶级的文化形式，反对喝酒的言论向家庭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因为酒精带来的主要恶果之一就是摧毁工人家庭的倾向。在最受欢迎的乔治？克鲁克香克的著名雕版连环画《瓶子》中，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等工人家庭在他们简单而清洁舒适的家中享受晚餐。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快乐家庭，他们的衣服补得很仔细，孩子在地上玩耍，墙上是家族肖像，壁炉里有炉火，而且门上有锁，以保证家是一个避难和安全的场所。然后，男人给了他妻子一杯酒，一幕接着一幕，克鲁克香克纪实性地描述了家和家庭的毁灭，最终是丈夫的疯狂。他用瓶子杀害了妻子，最年幼的孩子死了，而另外两个孩子，一个成了恶棍，一个成了*。这是禁酒说教者的惯用手法，将酒鬼不幸福的家与禁酒工人轻松愉快的家庭做比较。一位转变了的酒鬼以诗歌般的语句来宣布：
我声明我不会再喝
因为我发现是它毁了我！
从今以后我会注意不让任何东西毁掉
我应该从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中
享受到舒适和宁静。
这种声明不单是对中产阶级家庭观念的接受。工人们发展了他们自己对男子气概和女性的温柔的看法。虽然这不免受到主流观念的影响，但它也有其自身的影响力。伯明翰的禁酒运动支持者约翰？史密斯说：“家庭生活的幸福是与禁酒运动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知道给幸福的居所添彩的是妇女。不论是在童年、成年还是老年，大多数安逸的生活要依靠我们的女性亲友。”在这里他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因为实际上工人的安逸生活是依靠他们的女性亲友。但那些女性亲友需要向她们的中产阶级姐妹们学习各种技能。中产阶级的观念强调的是母亲在精神和管理方面的作用，因为妻子的职责就是提供精神鼓舞以及管理家务；工人阶级设想中的好妻子和好母亲被强调的是有做饭、清洁和带孩子等实践技能，妇女的地位和自我价值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被一些工人接受的关于家庭生活的说法是由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威廉？科贝特阐述的。普莱斯生于1771年，他曾给布围裙商当过学徒，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裁缝。他的一生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在那里他参与了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运动，担任了伦敦通信协会的干事，还曾在19世纪20年代的工会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晚年，他成了忠实的边沁主义者，并且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他能从生意中退下来，从而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改革家。然而，在年轻时，普莱斯非常贫穷，18世纪末时他还当过一阵子工匠。他发展了妇女作用的假设，比如说他认为，只要需要，他的妻子就能在工作上帮助他。但他很坚定地去改进工人阶级的举止和道德，他在自传中喜欢详细描述贫穷的劳动阶级是怎样在文化方式和习惯上有所改进的。他喜欢描述已经消失了的年轻时代的街头游戏，公开展示那些乐趣，而且他还强烈反对工人的饮酒习惯和随之而来的对家庭的忽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3）
早在总登记员写下评论之前，普莱斯就已经是渴望完整家庭的坚定拥护者。他相信，“只有妇女不得不在丈夫工作的房间、他们睡觉的房间里做家务时，才会使她和丈夫之间的地位下降如此之多，当然尤其是她自己的地位。”当他有一个带工作室的新住处时，他非常高兴，“这让我的妻子能更好地收拾房间，而且对精神也有益。我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形象也与以往不同。我再也看不见清扫房间、洗衣服、熨衣服和做饭了。”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普莱斯就去当学徒；他的妻子给人当仆人，没有什么正规的技术。当他能找到工作的时候，就挣得比妻子多得多了。她在照看他们的家和孩子的同时，还能帮他干些做裤子之类的工作。他对自我教育毕生的兴趣鼓励他去阅读，去思考，去写作。当他的收入增加时，他就去购买书籍并且能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们交往，虽然他和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异始终存在。杰里米？本瑟姆和詹姆斯？米尔鼓励普莱斯写自传，以证明一个工人是如何从最不利的背景中来提高才智和财富的。
他妻子的自我进步方式则另有不同。她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裁缝和女帽设计者，能做到“只看一眼就了解一种款式，并马上按自己的想法加以变化”。按她丈夫的评价，她一直是一个单纯的妇女，很乐于成为一个好管家、好妻子和好母亲，而不是热衷于走出属于自己的领域。尽管普莱斯极力推崇的进步包括为男人们提供新机会、获得教育的希望、放弃*的陋习、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受人称赞的志向就是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
作家和报纸撰稿人Ｅ。Ｐ。汤普森称科贝特是战后激进主义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对男性和女性领域问题的看法与弗朗西斯？普莱斯是相同的。汤普森认为是科贝特创建了19世纪20年代的激进主义文化，“这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最初的思想，而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找到了能把织布工、小学教师以及船木工吸引过来的语言、风格和论点。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抱怨和兴趣，但他还是带来了激进主义的一致性。”
但科贝特激进主义的共同观点还是坚持把妇女固定在家庭范围内。他喜欢家庭生活中那些他认为是稳定的和效果良好的家庭样式。他说，幸福的家庭是良性社会的基础。在作品《村舍经济》中科贝特希望为家庭技能的复兴出一份力。他对过去采取理想化的看法，要求重新利用早已存在的旧观念，就像以前一样，采用旧的家长制关系。《村舍经济》给出了酿造啤酒的具体方案，这不仅因为在家酿造啤酒比较便宜，而且因为在家酿啤酒能让男人把晚上更多的时间用来和家庭一起度过而不是去酒馆。按照科贝特的想法，“不会烤面包的妇女是得不到信任，同时也是没有自信的……她只是大家的负担”。他使父亲们相信让女儿们得到幸福婚姻的方法就是“让她们具有家庭需要的各个方面的技能，并且能干和活跃”。“有酒窝和令人喜欢的脸蛋”是不够的，只有懂得如何酿酒、烤面包、挤牛奶和搅黄油才能使妇女成为值得尊敬的人。“在冬天辛勤工作了一天之后，劳动者回到家中与妻子和孩子一起围坐在火炉旁，这时风在烟囱里呼啸，雨打在屋顶上。”当这样一幅景象出现在上帝面前时，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令他更高兴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4）
科贝特从不把对女性温柔的新思想与中产阶级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痛恨假斯文，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农场主的妻子把前厅改成起居室，买来钢琴，然后教女儿们在那里装腔作势。他希望农场主的妻子能回到养牛场，继续劳动者的生活，做她该做的事情。但他要求的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因为他主张工人所有的新权利。他们应该拥有得到男人的工资来抚养妻子和孩子的权利。他们应该有独立思考、自由阅读他们选择的书籍和自由发展他们的观点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有投票权；他们的代表资格不应以拥有的财产为基础，而应以光荣的劳动和工人的财富是他们的技能这样一个概念为基础。作为家庭的首脑，男人应该得到妻子和孩子们的服从，而且他还应该从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他的亲属们说话。妻子不能独立地行动，也不能投票，“因为她们的性别本质会使她们在行使权利时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和不愉快。”
社会和谐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就是承认女性的被动和温顺，相信喜爱家庭生活是女性的“天性”以及相信两性之间的区别。激进的工人阶级文化中心对两性不同作用理论的接受，表明了这些假定所引发的工人阶级对两性差异的思考程度。
在19世纪40年代，从国家对女性劳动政策的发展中可能看到福音派思想和部分工人阶级思想的会合。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男子被认为是有政治责任的市民，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则应保持沉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普莱斯和科贝特一起表述的，男子应该挣到一份足够养活他自己和妻儿的家庭工资的思想。这种已经在中产阶级文化中确立的思想开始在工人阶级中扎根。在男性工会中讨价还价的程度是以“家庭工资”的概念为基础的。这不是对中产阶级标准的直接接受，但是阶级特有的思想转化和重塑。
在19世纪40年代初，中产阶级对雇用妇女去干不合适的工作有所顾虑，而且这种担心和焦虑首先是对矿上的女性劳动者的。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中产阶级的妇女为了钱去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女人味。然而在穷人中，这个标准有所不同。妇女去从事一项与她的女性本职相近的工作是可以被接受的。看到女仆在做清洁、做饭或者照看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妥。就像准备和提供食物的工作一样，做裁缝或者女帽设计者也是合适的。但有些工作被认为是不适合妇女的，特别是那些在男女混杂场所进行的工作。妇女在地下矿区工作受到福音派最公开的反对。一个委员会被指定去调查矿井中童工的条件，随后发现了令官员们震惊和害怕的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对女性天性的假定被妇女在不同程度上和男子一样赤身*的景象击碎了。对公共道德的冒犯和对工人家庭破裂的害怕以及工人阶级道德的必然性导致了以福音派教徒为首的把妇女排除于地下工作的运动。
矿工们支持这种强制的禁令，但他们支持的原因与中产阶级的活动家们有所不同。就像安杰拉？约翰向大家展示的那样，他们并不接受委员会成员的判断，他们认为把妇女排除出去“是向提高家庭习惯的标准和保证家庭安全迈出的第一步”。他们对那些试图告诉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和应该如何来组织家庭的中产阶级表示了愤怒。他们要求自己来掌握家庭和生活，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煤矿主的妻子可以待在家里，那他们的妻子也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矿工们强调，他们的妻子在地面上的时候都很正派，并攻击那些继续非法雇用妇女的煤矿主。他们还有一个有力的机构——1842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矿工协会成立了，而在成立之前三天，它就已经开始为18岁以下的妇女工作了。就像《矿工倡议》中所说的那样，工会坚决反对雇用女性。它所寻求的是控制矿工的劳动时间和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妇女工作会直接威胁到这个事业，因为这会使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出于自身的原因，在煤矿工作的男子希望能供养家中的妻子。那些不能公开说话的妇女则没有对此问题发表任何意见。她们痛恨工作条件，但她们也同样需要钱，可是人们听不到她们的声音。19世纪40年代的一份主要公立报纸称，国家、中产阶级慈善家以及男工们都宣扬男子是合法的工人，而妇女天生是妻子和母亲。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5）
在1820年，乔治四世认识到英国中产阶级重视家庭的神圣和家庭价值观。但贵族和绅士们是否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对两性差异看法的支配地位？劳伦斯？斯通和鲁道夫？特朗巴克都认为在18世纪拥有土地的阶级中，存在着向新的家庭生活观念转变的趋势。斯通相信这种新观念是资产阶级商业和财政界的精英们提出的。新一代的上流社会被《目击者》这样的杂志所赞颂，这种上流社会与对两性的重新分类联系在一起。随后，这一说法被福音派教友继承，并加以重新利用和更详尽的阐述。19世纪初中产阶级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增长由于被贵族和绅士们接受而得以进一步反映出来。就像科奥诺？达维多夫所证明的，“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被转嫁到绅士和贵族的准则之上以扩大‘上流社会’的概念。”
或者，就像马克？吉伦纳德所说的，到19世纪中叶，上层阶级与中上层阶级已经非常接近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了。“上层阶级调整了自身的形象以接受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他们变得更严肃、更虔诚，也更加热爱家庭和更有责任心。”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产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好逸恶劳、腐化和不道德行为的批评达到了最高峰；然后随着贵族和绅士们更加关心家庭价值而有所减少。他们建立了吉伦纳德所说的“精神家庭”。这种家庭的中心就是幸福和受庇护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家庭祈祷、守安息日和规律化的家务活动。被市场和公众世界排除在外的妇女通过道德规范体系来管理这个私人世界。她们是领导人，也是看门人；她们决定接受还是拒绝。这种管理的原则是个人知名度：不知名的不可能被接受。在富人家庭中，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