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组织委员便敲了敲桌子说：“柳秉元！行了行了！”尔后宣布请车间革委会委员、团支部书记乔嘉木讲话。乔嘉木接过话头装模作样地，讲了柳秉元的行为如何败坏和影响不好，团员青年如何要肃清他的流毒，柳秉元要继续认识自己的罪行，观其态度和表现等待处理云云。然后，这场批判会就草草收场了。
虽然，对批判会的效果不甚满意，但毕竟达到了对柳秉元毁誉的目的。乔嘉木也看出来柳秉元在耍滑头。乔嘉木恨恨地在心里头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小子！你栽定了。果然，乔嘉木逼着柳秉元写书面检查，写一次说不深刻，第二次说不坦白。说第三次要是再达不到就再开批斗会。柳秉元也就索性胡编乱 造起来，不光怎么深刻怎么写，还为了在次数上达到令其信服的坦白程度，说自己先后撸了五十多次。乔嘉木这才认可，但却把他的检查公布在了团支部的黑板报上。并上报团委形成了通报，弄得全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最终，还以柳秉元手淫五十多次为口实，定性为道德败坏、流氓成性，屡教不改，不仅开除了团籍，且弄了个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通过这件事，乔嘉木不但达到了整柳秉元的目的，还挫了甄武的锐气。甄武抓工作明显萎靡不振，而显得乔嘉木生龙活虎，给厂级领导层留下了有才干有能力的好印象。
不久，一封揭发信飞进了厂革委会，把甄武如何威逼奸淫本车间女统计员欧阳兰，并长期霸占造成多次流产的罪行，描述得详详细细。工厂很快成立了调查组，分别开展调查，除了调查四车间的有关职工，与欧阳兰的邻居，还单独找甄武和欧阳兰谈话，第一次谈话。欧阳兰就在女调查组成员面前，哭诉了她被甄武威逼奸淫的经过，说这事儿在她当姑娘时就开始了，流了两次产，结婚后还不放过她，又流了一次产。丈夫已发现她先已失身，发现她怀孕不对头，寻根究底也知道了这事儿，已提出要与她离婚了，说到伤心处，她哀嚎着说：甄武毁了她。医生告诉她，由于频繁流产，她以后不能生育了。甄武开始还想抵赖，几个回合下来，知道大势已去，他明白自己不是毁在搞女人上，这只是一个导火索，引爆毁我的是想整我的乔嘉木。他无奈地只好束手缴械。紧接着，在机修车间的厂房里召开了全厂的现场批斗会，那阵势够空前的了。批判会当场就宣布了厂革委会的决定，撤掉了甄武革委会主任职务，由乔嘉木继任。那当儿，看着乔嘉木掩饰不住的得意，柳秉元心里大骂：“狗娘养的！阴谋家！妈的！真应了那句话了：‘好人活不起，坏人活不够。’”但柳秉元只能是哀叹。
半年以后，乔嘉木又升任厂工代会副主席，改成工会时便成了工会主席，等到成立工厂党委时，他当然地就是党委委员成了厂级领导了。并且坐得稳稳当当，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乔嘉木势力的稳固和长久，让柳秉元的仇恨始终蜇伏在心灵的深处。
柯雷走在北华厂东墙外的水泥路上。
他去房管科找科长樊黎明，想买断老屋子的产权，让樊黎明给算一算，需要花多少钱。本来这房子早就应该买下来，实行买断住宅产权时，柯雷调走了，工厂的政策是不给调走的人折算工龄。还有柯雷所住的这幢楼是1953年建的，当初是四层楼。80年代初进行改造又接了两层，折旧从改造日算起，两项算下来柯雷比本楼住同样房子的在厂职工多花一倍的价钱。柯雷觉得这两条不合理，让他吃了大亏。但对江华机械厂的土政策也没奈何。厂方说：这政策虽然与市里统一的房改政策精神不符，但我们固定不变，多少年后也这样。柯雷一气之下不买了，以后再说。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柯雷在工厂时，房费都是从工资里扣，柯雷调走工资里没法扣了，柯雷也没给交。房管员都是柯雷熟悉的人，说先欠着吧！毕竟从调去的单位每年拿回来八九百元的供暖费，这笔钱我不调走厂子也得不到，比交房费还多了呢！房管员也懒得得罪他，不置可否，也不找柯雷要，就那么挂着。当初让买断时，柯雷已调走三四年了，房费欠了三百多元。房租费一年长一倍，五六年过去了，柯雷心里有数，这笔钱少不了，他不想掏。电话里跟樊黎明说给免了吧！樊黎明说他没那个权力。柯雷又打电话给樊黎明的上司，厂生活服务公司的经理李福全，李福全说你先让樊科长算算，看房费和包烧费总共欠多少？然后再说。
樊黎明在电话里说：初步估算欠的房费和包烧费加起来，数目不少。柯雷调走后交了三年的包烧费，所在单位就效益不好不给职工拿包烧费了，五六年的包烧费，光这个钱就得五千元。樊黎明和柯雷是一起入厂的，原来是水暖工。他给柯雷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青春萌动时的不掩饰，他搞的对象是与他同在后勤部门的女工，搞上不久就与那姑娘发生了性关系。发生了就发生了呗！他喝上酒就跟酒桌上的人露出来了。人家问他咋干这么早，不怕弄大了肚子没结婚不好看？他说出一句话来，让人觉得可乐又可爱：管不了那许多了！不干我实在憋得慌！
看来只有李福全能决定减免了。李福全比柯雷年纪小，过去和柯雷见面嘻嘻哈哈很随和。柯雷在电话里也不拐弯，直截了当地说：免了我给你表示表示。柯雷心下里打算好了，给李福全送点儿礼，请樊黎明喝顿酒买两条烟，这事儿摆平了。李福全不置可否，甩回一句：先让樊科长算算。
柯雷跟苏迪一大早分手时，说要办一件重要的事，指的就是这件事。他要在一上班时堵住樊黎明。
离开老屋子，出楼门往左拐走出几十步，隔着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泥路，迎面就是北华厂的三号门。过去住在家属区住宅楼的工厂职工，上下班午休回家吃饭都出入这个门。柯雷在北华厂工作了二十一年，这个门他不知踏了多少次，现在这个熟悉的门和两头连带的院墙已经被扒掉了。地下挑开了许多深沟，接引集中供热的管线。柯雷站在沟边高高的土堆上环视了一下，有好长时间没回来，这里的变化让他吃惊。西边原来若大的北华厂，如今已面目全非，鳞次栉比的厂房群只剩了一半儿，没了的那一半儿，被住宅建筑工地取代了。放眼望去原来气势雄伟的大工厂一片凋零。清晨，不落雪的初冬干巴巴地冷，眼前的景象更显肃杀。
现在是十月末，这座中国最北方的大城市已进入了供暖期。城市上空的大气环境又笼罩在灰暗的烟雾之中。已是早上六七点钟了，太阳还没露出那暖人的笑脸。厂区里未拆的厂房掩隐在这阴霾暮霭之中，悄无声息。三十年前可不是这个样子，灯火彻夜通明，机器昼夜轰响。巨大的厂房在柯雷的眼里就像艘艘航空母舰，气势恢弘地航行在夜海里，显得包裹她的夜幕都有些渺小和无奈。住在墙外一道之隔家属区中的柯雷，习惯了工厂这不夜的景象，就像那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时，柯雷不上夜班的时候，晚饭后总要出来溜达，沿着脚下这条路散步，站在高挑着照明灯的三号门口悠闲地卖呆儿，观赏厂区的夜景，跟出进厂门熟悉的人搭讪。夏天时三号门前，三一群俩一伙的，下象棋打扑克，围在一起海阔天空地瞎聊，国内外大事，厂子里发生的事，哪个车间谁跟谁搞到一起了，男的咋咋样，女的咋咋样，在哪睡的，谁谁看见的。还有谁得什么病了，谁爬了大烟囱了。冬天，人们钻进厂门旁的收发室里，烤着屋中央的铁炉子，和收发室的更夫天南地北地胡扯。那时候还没有经济警察队，看收发的都是不着装的上了年纪或有伤病的老职工。他们经历多知道的事儿也多，每天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于是这里便成了交流和传播厂内外信息的场所和人们消愁解闷的地方。柯雷不知有多少个烦闷忧郁的夜晚在这里度过，听到许多希奇古怪的事。
1969年初中毕业，柯雷被直接分配进了北华厂。大规模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被称为“老三届”的六六、六七、六八届中学毕业生全窝端到乡下去了。按柯雷母亲的话说，走在街上都看不到个年轻人了。六七届毕业的姐姐就是这一批走的。那天晚上全市送他们走的人足有几十万。成队的学生穿着发给的准军装——黄棉袄，背着行李乘火车奔向了农村。柯雷去送的姐姐，把姐姐送到集合地点后结队往火车站出发，那人海了去了。人群分三色，中间是长长的黄棉袄，两边围着蓝色和黑色，出发后，黄棉袄动，两边的蓝色和黑色也动。黄棉袄停，蓝色或黑色也停。他们之间还发生不断的接触，嘁嘁喳喳地交谈，那是送行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对离家知青的叮嘱。柯雷没觉得太多的离别感伤。也许这种少有的像当年送子参军的热闹场面太壮观太宏大了，反而淹没了人们感伤的情绪。那场面柯雷至今记忆忧新。转过年柯雷就毕业了，照样应该是走的，母亲都给柯雷准备好了：一床被子一条褥子、牙具、饭盒，甚至打行李的绳子都预备了。突然来了消息，要在六九届学生中留城百分之十五，条件是家里有下乡的了，现在只剩一个的。就这样符合条件的柯雷留下了，且分配进了离家咫尺的北华厂。
入厂前，柯雷是加入不到三号门晚间这个休闲圈子里的。临近毕业时，柯雷每天上下学都经过厂门，看到工人们上下班的人流，想到自己要离开这个城市不知奔向何处农乡，也羡慕他们。自己要是能夹个饭盒上下班多好啊！当确定了自己留城并分配到离家咫尺之遥的北华厂工作后，柯雷高兴的一夜未睡，自己也可以每天像模像样的出入这三号门啦！既然能出入这三号门，那么加入到三号门晚间的休闲圈子里，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在别人眼中不觉得什么，在柯雷心里却挺重要。他仿佛一夜长大成熟了。其实他还不满十六周岁，即使满十六岁也还是个孩子。但在柯雷却是一种身份的认可，他可以在晚饭后，迈着从容的步子，坦然地站在那些闲聊的人中，不仅听还可以参合，可以坐进收发室里，和更夫平起平坐地扯。而这之前，那闲聊的圈儿没他的份儿，人家连眼皮都不夹他一下。那收发室里就更没资格了，你一脚迈进去，更夫就会吹胡子瞪眼地轰你。
柯雷人小，心不小。他愿意听大人们唠嗑，天南海北啥新鲜事都有。没入厂前他不是想听就能听到的。他往那圈儿里一站，人家不是好眼神瞅他，那眼神里既有瞧不上他这个小孩，也似乎对他存有戒心，仿佛他是个小奸细似的。他们的那些谈话是很自由的，是属于私下里的没有顾忌的谈话，在公开场合和单位里不能也不敢谈的。但有时柯雷也能参合进去，那是有他家的邻居老李大哥在场时，他就可以站在他身边做一个旁听者。这个老李大哥四十多岁，原来在北华厂装御队，后来调走去了钢厂装御队。人长得膀大腰圆，说话很自信，带着豪爽气儿。柯雷特别愿意听他白话，虽然说急了有点儿结巴。那些大人们也都尊敬他，他说话时别人都洗耳恭听，遇有不同观点争论起来，也都是他最后占上峰。他还有一手好棋艺，觉着自己不错的都愿跟他下。别人先在那杀呢！看他来了，杀完了手中这盘后都让给他。就连拉屎他都和别人不同，那时柯雷他们住的这楼里没有自家的卫生间，都是上楼外的用木板圈钉起来叫作“茅楼”的公共厕所。有时早上在茅楼里蹲大便，柯雷常常能碰到他。他一蹲下就拉，大便拉出来特别响，扑扑的像厚皮儿的气球沉闷的破裂声。屎块砸得踏板下面的茅坑底部咕通咕通响。柯雷觉得他拉屎都特男人。他就像是柯雷的保护人，有时柯雷站进聊天的圈里，不认识他的人就问他是谁？老李大哥就会说：“他是我邻居，小伙子不错，你说你的。”问的人就不再多言继续他的谈话。柯雷也就坦然地站下去听下去。许多次谈话他都印象不深了。只有一次至今记得很清楚。那好像是1967年左右夏季的一个夜晚，那时正是武斗激烈的时候。柯雷清楚记得他们四五个人坐在红楼山墙前，三号门对过的小土坡上。从西南方向断断续续传来一两声枪响。老李大哥说：“是师范大学那放的。”柯雷紧张地竖着耳朵听远处的枪声，听身边几个人的议论。他听出几个人有些激动和亢奋，他也有几分亢奋。从他们的议论中，柯雷得知师范大学是炮轰派的一个据点，对立面的人已将他们围困有一段时间了。在香坊那边的一个军工厂，也是炮轰派的据点，也被围困了，双方打得很激烈，先前厂里的炮轰派还把坦克开出来示威游行，那坦克轰隆隆地从香坊一直开到南岗，上了大直街，一直开到西大桥，怕西大桥承载不了坦克的重量，就没再往前开返回去了。还有工程学院也是炮轰派占据着，对立面的往上攻，里边的人没有什么防守的武器了，就把暖气片御下来往下砸……柯雷听得惊心动魄。那感觉比看战斗片要紧张得多，战斗片毕竟是假的，而这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他内心深深地被惊骇。那天几个人一直聊到半夜，年纪小的柯雷一开始在亢奋的支撑下还能顶住困意。后来，在几个人的话题转换到平淡的事情上后，柯雷就半卧在让白日阳光晒得还有些温暖的土地上，不知不觉地睡过去了。大家散伙时，是老李大哥把他招呼醒的，人们好像这才发现旁边还有个他。因为他听到有人说：“这孩子怎么睡这了！”柯雷听那话意里既有关心又有意外。
十年后，老李大哥意外地被汽车撞死了。那是国庆节时，他参加邻居家儿子的婚宴。那时，这个城市人们办喜宴刚刚时兴进饭店。原来都是在自己家操办，自己买菜、买肉、买鱼、还有鸡、猪肘子。啤酒都是散装的，盛酒的杯用的是大碗或玻璃罐头瓶子。自己请厨师，自己借凳子和桌子，还要借几块大苫布，在院里或街边支起来，在里边摆起喜宴。炉灶是用红砖像摆积木似地搭起来的，人称“八卦炉”。烧的是焦碳，头天晚上就要引起来。第二天用时，火上来后特别硬，是厨师喜欢的火候。有本事的，焦碳都是要来的。没本事的，就得花钱买了。这种办法钱是省了，但把操办的人累得能扒一层皮。借这个弄那个，少哪一样也办不成这大席。而且费力不讨好，因为是婆家自己做的菜，所以，娘家宾客对你菜的口味，上菜的快慢都要评头品足，挑三拣四。有矫情的小舅子还借此闹事。为此，帮着张罗事儿的执宾、司仪们，事前议婚的时候都要商量准备好对付闹事小舅子的对策。待办完了席，宾客们抬腿拍拍屁股都走了，新郎倌自己还得找车把借来的凳子桌子碗筷勺盆都一一地送回去。从头到尾，新郎跟孙子似的不说，还消瘦了一大圈。进入80年代，人人在这方面仿佛也开了窍，不知是谁先带的头，结婚进饭店办席，钱一交啥也不管了，到时就是去人吃喝，娘家宾客也不挑了，因为好赖都是饭店做的。只不过在饭店里办的不光是一家，往往是前后有两三家，所以要能抢着按自己的心愿安排时间。饭店给每家宴席的时间最初都是一小时，刚开始都不够，一拖后面的就急了：前客让后客！火烧火燎地催。后来人们仿佛在吃上不在意了，一小时渐渐地用不了了。直到现在有的半小时就完事了，吃宴的人好像都坐不住，灌几口酒夹几口菜就走人。
老李大哥平时就好喝几口，邻居家办喜事，一兴奋就喝高了。出了饭店门，门口很乱，前一拨吃席的往外走，后一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