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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英国已了解中国的闭关政策，实由于中国的“天朝”心态，不易改变。因此，英国为了打开中国门户，势必一战。为此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由澳门起航，经过厦门、福州、宁波、定海、上海、威海卫，在渤海口折航朝鲜、琉球，返澳门，历时八个月，沿途测量中国海道、港口，侦查海防设施及各地物产与商情。1838年，英国广州商馆向英国外相帕默斯顿（Palmerston）报告此行的数据，建议必须用武力，方能迫使中国开放贸易，并为英国取得利权。这一建议书还开列了作战计划，以12艘战舰及2900名军人，即可封锁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港口，由此完全控制中国的沿海地区。
从马戛尔尼使团与阿美士德号的两次观察报告来看，英国已经有了武力攻击中国的计划，林则徐禁烟也罢，不禁烟也罢，英国采取武装行动已势所必至。鸦片战争及嗣后1842年的英军行动，都在阿美士德号的调查报告中，已经订下了军事行动的战略与战术。中国没有蹈印度覆辙，沦为英国属地，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组织即使松散无能，还是比莫卧儿帝国稍为坚密一些。各地督抚虽然各行其是，也比印度各地土王稍为像样。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能瓦解清朝治下的中国，而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外国侵略，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日本的全面侵华，一百多年的惊涛骇浪，终于举国奋起抵抗，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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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第一波西潮的冲击（1）
第一波西潮的冲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准许西人在华传教与经商。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势力长驱直入，西方文化亦如潮涌来。
相对于明代下半期，大洋航道开通以后的情形，这一次中国承受的西潮，远为强烈而普遍。明代贸易顺差，中国受益，但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项目限于神学思想及一些科技知识。他们接触的中国人，也只是宫廷人物与知识分子中的少数。鸦片战争之后，商人们在通商口岸居住营业，于是香港、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忽然崛起，迅速发展为近代都市。这一部分的讨论，将留在另一专章，此处不赘。
这次带来西潮的西方人士，主要以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为最堪注意。19世纪时，由于西方列强已掌握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华南的劳力外移。例如，1819年开始由英人开发为商港的新加坡，其建设的劳力就以华人为主。据说每年由英船运去的华工即有七八千人之多。许多华人继续过去“下西洋”的传统，已在东南亚新兴商埠活动。这些华人是西方传教士最初接触的对象。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前来东方传教的第一站，即是新加坡。马礼逊在1813年即译成基督教《圣经》的《新约》部分，并于广州刻印两千部，流传于中国教众。1819年，他与同事米怜（William Milne）又译毕《旧约圣经》，即于马六甲印刷流传，是为中文《圣经》之始。马氏还编了第一部华英字典（出版于1823年，成为英、汉双语之间对译津梁的第一本著作），并按月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刊），该刊是中文月刊，主要介绍西方事物及报道西人在东方的活动。后来他迁居澳门，开了中文的印刷出版单位，即后来香港的英华书院。凡此编撰及出版的书刊，均以中文读者为对象。当时中国官方还在查禁洋人刻书传教活动（例如1805年，清廷还因天主教教士及其华人信徒在北京私刻传教书籍，放逐了这些人），又严令各地查禁这类活动。是以马礼逊印行的书刊，当是在东南亚与澳门出版，并由华人带回中国，流传于民间。
在这些书刊作者中，有一位信教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曾撰写了传教文件《劝世良言》，即是根据马礼逊的书籍撰写。《劝世良言》当类似今日教会传教的“单张”与小册子，内容简单，无甚高论，却触发了太平天国历史。当时的洪秀全是一个落第的秀才，又值大病初愈，读了《劝世良言》后大为感动，与其友人冯云山在广西传播这一新信仰，不久遂在广西起事。太平天国（1851—1864）是中国历史上武装宗教活动之中规模数一数二者，历时十余年，占了南京，建都开国。在大乱中，中国死亡的人数高达数千万人，“东南处处有啼痕”所反映的是实况，绝不是文学词句。洪秀全不满于现实的儒家与皇权，当他读到梁发的文件，就有了这样一位无大不大的“上帝”足以成为他反叛皇权与传统思想的依据，再加上中国民间长久存在的素朴平均主义，遂触发洪秀全组织人间天国的狂热。洪秀全本人其实并不懂基督教教义，是以他拒绝由牧师施洗皈依，而自己以天父之子、耶稣之弟的身份领导革命。这一次西潮，触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实在是历史的吊诡。因为除了“天父之子”的口号外，太平天国革命的内涵，与中国历史上明教等启示性教派的革命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平均主义”的部分，也只见于文字号召，并未付诸实施。太平天国初起，西方教会人士一度大为###，但很快就知道这一运动其实与基督教无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十四章 第一波西潮的冲击（2）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却在清朝统治者阶层间引发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而且其后续的影响极为巨大深远。林则徐当是提出这一口号的第一人。他在处理禁烟事务时，已经了解西人船坚炮利非中国能及。因此，他在澳门购置火炮，架设于虎门炮台等要塞处，同时收购了数艘西方船只，加设武装，编入水师，巡弋粤海。这些措置在抵御英舰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功效，是以英人在粤海不能得逞，不得不转帆北上，侵犯江苏。
林则徐还委托魏源等人，收集澳门等地可以找到的书刊，从中整理有关西方世界的讯息。这一努力，归结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乃是中文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地理与政情的第一本著作。魏源此书是中国近代史了解西方的开山之作，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从《海国图志》中汲取有关西方知识的。魏源以后，冯桂芬、郑观应等人都在帮助中国理解西方，也有其重要的贡献！更为具体的西方经验，则是曾左胡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逐渐采用西式枪械船只，更有戈登等人所谓的“常胜军”（雇佣的洋兵）完全用洋枪、洋炮、洋式练兵法，使湘淮军的领导者充分体会到西方军备的优越性。于是曾左等人设立了江南制造局、马尾船厂等单位，附带还大量翻译了科技知识的书籍。凡此都是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落实为洋务政策。
进一步的洋务运动，则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军事设施外还致力于配套设施建设，例如电报、铁路、商船以及开矿炼钢等事。这些事业的鼓吹与参与筹划之士，有洋人为顾问，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至于中国人吸收新知的源泉，则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林乐知（YoungJohn Allen，1836—1907）等这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在香港与上海编译出版了种种书刊，推动了中国这一波西潮的洪峰巨流。在这些书刊读物中，更堪注意者是他们致力于介绍西方政制、法律、历史与文化。由于他们与华人合作者的宏观视角，使中国有志于改革的人士方能从船坚炮利的实用境界提升到研究文化与制度方面，了解到中国与西方有巨大而深刻的差别。
这一波西潮，不仅在沿海通商口岸发生，随着传教活动深入内地，教会在许多内陆地区开设了学校与医院，戴德生（JamesHudson Taylor，1832—1905）等人推动的“中华内地会”（ChinaInland Mission）运动，响应者不下十余个西方国家的“中华内地会”。他们的内地传教活动，将西潮推到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云南等各处，其学校与医院的设立和运行对于中国内地感受西方影响不浅。
因此，19世纪中国门户开放，这一波西方影响，对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与由此而兴起的前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甲午战争（1）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改革，也可说是一次革命。日本在野的社会精英夺得了政权，然后从上而下，主导了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重组。这一剧烈的改革，却是牺牲不大。一般百姓是被动地进入新的状况，而改革的对象德川政权则已衰败，无法抵抗新兴势力夺取政权。然而，如此大事，参与者必须有强烈的志愿，方可冒险犯难，投身其中。
明治天皇即位时，日本已长期由幕府执政，天皇全无权力，徒拥虚衔而已。反幕的主要人士大多是西南诸藩的中下级武士，也没有掌握现成的资源。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当是许多因素凑合而发挥了巨大的潜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面改革。
鸦片战争使偌大的大清帝国手足无措，竟为几艘英国炮舰逼得割地开埠。这一事件震惊了东亚各国。美国海军统领皮雷又于1853年率领舰队驶来江户（今天的东京）叩关，要求日本开放门户，接着是英国与俄国也要求援美国之例通商贸易。当时日本由德川幕府执政，长期闭关锁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正如清政权一样，除了接受列强要求外，同样束手无策。在日本的封建制度下，各地诸侯并不完全听命于挟天子施号令的幕府。在九州岛地区的西南诸藩，一向与关东的幕府政权并不十分融洽。这些“大名”（封君领主）在大洋航道开通以后，由于地处日本南端，也卷入西、葡、荷、英诸国的海上活动。中国东南的“倭寇”之患即是九州岛诸藩人参加。为此，长崎港内的出岛早就开放给外商居住，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据点之一。日本锁国数百年，只与中国、朝鲜有合法的贸易。但是，长崎一港，正如中国的澳门，是特殊的口岸，也发展为日本与西方接触的唯一商口。在长崎，有人教授荷文及西方学问，经此引入日本各地，号为“兰学”。因此九州岛西南诸藩的青年藩士对西方情形并不陌生（相对而言，中国广东的外贸商贾固然经由澳门，也了解西方情形，一般儒生却未必因为近水楼台去主动了解西方事务）。
西方强力进入日本，九州岛的青年藩士在忧患意识之外，还颇有心顺势迎接西潮。吉田松阴（1830—1859）就教育了不少明治志士。他自己在俄国船来日本时，即曾计划登船，请求附舟赴欧。他到达港口，船已离去，未能成行。在皮雷的美国“黑船”靠泊江户时，吉田于夜间登船，亦求附舟赴美，甚至甘心执役如奴仆也在所不辞。因为这一行动，吉田被判入狱，其后又因为尊王攘夷的安政大狱被判了死刑。另一个例子为福泽谕吉（1835—1901），年轻时即入兰学的学塾学习西方知识，后来随日本第一次外访的考察团访问欧洲，对于西方文化完全折服而遂有“脱亚论”，主张摆脱东方的文明，投入西方，学习列强的制度。这两位日本学者，是明治维新的理论大师。他们的观念主导了日本的思想，至今未衰。
日本自己没有原创的文化，借用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说法，日本没有经历过枢轴时代（AxialAge，指公元前800—前200年，西方、中国与印度等古文明，曾发生思想及文化上的突破）的突破而发展为文明。日本从中国输入文字、儒家与华化的佛教，也学习了中国的律令制度。虽然日本是学习的好学生，但对于学来的文明并没有血肉相连的归属感。过去学唐风，今天学西方文明，反正都是外来事物，犹如脱换衣服，没有剔骨换心的痛苦。正因为如此，明治维新的措施及后续的发展，日本都可以选择输入：先学德国，再学英国，战后又学美国，随脱随换，并无困难。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必须找到自己在转换之际，如何自我定位。有了一定的定位，即有了全力以赴的方向。明治维新正是重要的转变关口，在此际及此后的日本，这一关口意义，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十五章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日甲午战争（2）
19世纪中期日本的倒幕之举，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内含十足的中国文化价值。从日本立场言，自满人入主中原，日本认为中国已沦于夷狄之手，日本则保存华夏文化命脉，中华的命脉已在日本。日本一直自居为华夏中心，天皇地位宛如国王，代表华夏文化秩序，“夷”则是西洋。日本自认为已不是中国的边缘，而是东洋的主人，相对而言，西方是新的蛮夷。幕府不足以担任“王者”委托的“伯”，是以必须“奉还大政”，让天皇自己主持“攘夷”的大业。
在进一步了解西方文化后，日本又将西方认作“文明”的境界，斥中国、朝鲜为不足为伍的劣者。这时候，日本自认为的使命是居于“文明开化”的强国之列，然后带领东洋，抗衡“他者”的西洋。为了领有东洋，日本遂自以为有权利也有理由###中国，奄有东方海洋，以完成天皇万世一系、八纮一宇的王者大业。这一套逻辑，使日本不断改变立场，但是大和民族优越论的观点是日本自以为是、前后一贯的目标。明治维新之士，大多是浪漫主义的“狂者”，他们为此有全心全意投入的愿望，进而发展为惊人的动能。为了进入“文明开化”及担负领导东亚的责任，他们又附会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理论，于侵略掠夺行为认为是天理！这一层观念，不仅推动了明治维新，而且促使他们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求组织“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始终不肯承认其侵略与杀戮的罪责，是因为他们坚信日本奋斗的目的是为了“东洋”，目的不错，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当然，历史发展除了愿望带来的精神力量，还必须有若干配套的机缘。明治维新不能单凭几十个藩士的主意，还要仰仗西南雄藩的实力，尤其是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都不是德川幕府的军力足以抗拒的。外贸有关的商贾也投入人力与财力，例如“海援队”的组织，提供金钱，支持倒幕的军事行动。正因为有了维新的新政府，日本固有的工商界遂因为财权与政权的结合，迅速顺利地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日本著名的财阀，例如三井、三菱等都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支持了维新，也获得了金权政权密切的结合。
明治维新一举成功，由此日本确立了民族主义的强烈归属感，建立了全新的国家机器，将政府与民族在天皇的神性中结合为一。万众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