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比诺医生继续十分缓慢地说着，一毫米一毫米地获得她的信任。他对她谈巴黎，谈巴黎的爱情，谈巴黎的情人们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里、在炎炎夏日回荡着手风琴的忧郁曲调的咖啡馆里的百花盛开的阳台上亲吻，在塞纳港的码头上做爱，谁也不去惊扰他们。黑暗中，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抚摸她的脖颈，抚摸她胳膊上柔软如丝的茸毛，抚摸她躲躲闪闪的肚腹，当他觉得她已消除了紧张的时候，做了掀开她的睡袍的第一次尝试，她以其性格的特有冲动制止了他。她说：“我自己知道怎么做。”说到做到，她真的把睡衣脱了，然后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她的洞体在黑暗中微微闪光，乌尔比诺医生还以为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抓住她的手，觉得她的手暖乎乎的，放松了，还沁着细细的香汗，潮乎乎的。他们又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他在窥测看进行下步行动的机会，她呢，不知从何处开始地等着，船房里越来越暗了，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他突然放开她的手，跳了起来，用舌头舔湿中指，轻轻地碰了一下她那毫无思想准备的乳头，她觉得被电致命地去了一下，仿佛他碰着了她的一根活神经。她庆幸是在黑暗中，没让他看见自己那滚烫的、使全身痉挛直透脑髓的羞红。“别害怕。”他对她说，声音十分平静。“别忘了我是曾经见识过它们的。”他听到她妹妹笑着，她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甜蜜而新鲜。
“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而且我的气儿还没消呢。”
这时，他明白他们已经使美好的希望俯首就范了，便又抓住她那又小又柔软的手，把热切的亲吻印了上去，先是吻在粗糙的手背上、鲜润的长长的手指头上、透明的指甲上，后来又吻在布满她的命运的线纹的汗津津的手掌上，她不知道自己的手怎么伸到了他的胸膛上，碰到了一片她没能捉摸出来的东西。他对她说：“这是块避邪披肩。”她抚摸他胸口上的汗毛，然后用五根指头抓住那整个一片，要把它连根拔出。“再大点劲儿。”他说。她试着加了加劲儿，加到她知道不致揪痛他为止，然后用自己的手去寻找他那只消失在黑暗里的手。但他没让她的手指和自己的手指交织在一起，而是一把抓住她的手腕，以一种无形的然而是恰到好处的力量把她的手扯到自己身上的各个部位。跟她的想象相反，甚至她跟她可能的想象相反，她没有把手缩回来。
她开心地笑了，笑得极其自然，他抓住这一机会拥抱了她，并在她的嘴上印下了第一个吻。她回吻他，他继续很轻很轻地吻她的双颊、鼻子、眼皮。她没有推开他的手，但自己的手却处于戒备状态，准备制止他再迈出下一步。她想起来的掩饰羞赧的唯一动作是吊在丈夫的脖子上，深深地非常用力地吻他。
他心里明白，他并不爱她。他娶她是因为他喜欢她那股傲劲儿，喜欢她的沉着，喜欢她的力量，同时也是因为他的一点虚荣心。然而，当她第一次吻他的时候，他确信，要建立深厚的爱情是毫无问题的。新婚之夜他们海阔天空地一直谈到天亮，但没有谈及这一点，而且任何时候也用不着谈这个。从长远看，两人谁也没选错对方。
天亮的时候，他们睡着了，她仍然是个处子，但做处子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果然，第二天夜里，在加勒比海的湛蓝的天空下，他教她跳过维也纳华尔兹舞之后，等他上完厕所回到舱房一看，她已经脱了衣服在床上等他了。是她采取了主动，毫不胆怯，毫无痛苦地怀着在深海里做爱的喜悦把自己交给了他。
他们在欧洲住了十六个月，以巴黎为基地，不时到邻国去作短暂旅行。在这期间，他们每天都做鱼水之欢，在冬季的礼拜日里，一天还不止一次，躺在床上调笑嬉戏直到开午饭。他是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而且训练有素，她呢，生来就是个不甘落后的女人，于是他们不得不赞同两人在床上的本事是半斤八两不分轻重。经过三个月热火朝天的夫妻生活之后，他明白了，两个人有一个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两人都到他当过住院医生的萨尔佩特列雷医院去做过认真的检查。那是件艰苦然而又是劳而无功的事情。可是，在他们没想到的时候，在没有采取任何科学措施的情况下，奇迹发生了。第二年年底，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费尔米纳已经怀有六个月身孕，她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女人。两人朝思暮想的儿子，在一个黄道吉日顺利地降生了，为了纪念死于霍乱的祖父，给他取了个和祖父相同的名字。
无从知道，究竟是欧洲之行还是爱情使他们起了变化，因为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正如阿里萨在那个倒霉的礼拜日，在他们回家两周之后看见他们望完弥撒出来的时候发觉的情况一样，两人都变了，深刻地变了，不仅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关系变了，而且同整个外界的关系都变了。他们带着对生活的新观念、带着世界上的新鲜事物回来了，而且准备向他人灌输。他带着文学。音乐尤其是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回来了。为了不跟现实脱节、他订了一份《费加罗报》；为了不跟诗歌脱节，还订了一份辆个世界杂志》。此外，他还同他在巴黎的书商达成了一项协议，让书商给他寄畅销书作家们的新作，比如阿纳托尔·法郎土和皮尔·洛蒂的，给他寄他最喜爱的作家如雷美·德·古尔盖和保罗·蒲尔杰的新作，但无论如何不要爱弥尔·左拉的书，他认为左拉的书难以卒读，虽然左拉对达率的观念有勇敢的突破。那个书商还答应给他邮寄里科迪样本中最精彩的新作，特别是关于室内音乐的，以便维持他父亲当之无愧地取得该市首屈一指的音乐会发起人的称号。
费尔米纳始终同时髦背道而弛，她带回了六箱过时的衣服，名牌服装并没有使她动心。隆冬季节，她到巴黎故宫去参加无可争议的高级服装之王沃斯的服装展销会，唯一收获是患了气管炎，卧床五天。她认为拉菲雷里不是那么野心勃勃和贪婪，她的明智决策是把旧货店里她所喜爱的衣服抢购一空，虽然丈夫谈虎色变地发誓说那些是死人的衣服。同时，她带回了许多没有商标的意大利鞋，她认为这比菲雷那些闻名退还的光怪陆离的鞋更好。她还带回了一把杜布伊伞，伞的颜色眼地狱之火一样红，使我们那些惊愕不已的新闻记者们产生了许多灵感。她只买了一顶雷包克斯夫人牌帽子，但却买了满满一箱假樱桃枝、她所看到的毡毛做的各种花束、一把一把的鸵鸟羽毛、孔雀毛帽子、亚洲公鸡的尾巴毛、整只的野鸡、蜂鸟，还有无数的稀奇古怪的晒干了的鸟，有的正在展翅飞翔，有的正在张嘴高唱，有的正在垂死挣扎，这些鸟在她晚年的二十个春秋里，使她那些旧帽子不断推陈出新。她还带回来一套世界各国的扇子，每一把都各有特色，无一雷同，适用于各种场合。她还带回来一瓶她从“查里特杂货铺”里的许多香水中挑选出来的气味浓烈的香水，足够她用到春风吹走她的骨灰，但她只用了一次就不用了，因为换了香水之后使她失去了自我感觉。另外，她还带回来一个化妆品盒，那是诱人的市场上的最新产品，她是把化妆品盒带到晚会上去的第一个女人，当时仅仅当众涂脂抹粉，就会被视为不正经。
除了以上这些，他们还带回三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叫霍夫曼故事集》在巴黎盛况空前的首次发行；圣马可广场对面差不多焚毁了威尼斯所有平底小艇的那场令人丧胆的大火，他们是从下榻的旅馆窗户里痛心疾首地亲眼目睹的；一月下第一场雪时，匆匆瞥见奥斯卡·王尔德。除了以上这些和其它许多经历之外，乌尔比诺医生还深深保留着一个回忆，由于当时没能和妻子共享，他一直深以为憾。那时他还是单身汉，在巴黎负复从师时代的事情。那是关于对维克多·雨果的回忆，且不说他的著作，雨果当时在巴黎的名声已是如雷贯耳，据说他曾经说过——实际上谁也没亲耳听到过——哥伦比亚的宪法不适用于人的国度，而适用于天使的国度。从那时起，人们就对他特别崇拜，我国为数众多的到法国去旅行的同胞中，大部分人都不遗余力地谋求和他一见。有那么五、六个学生——乌尔比诺也是其中之——有一阵经常守候在伊留大道的雨果寓所对面，守候在据说他准会去但始终没有去过的咖啡馆里，最后他们以里约内格罗的宪法天使的名义，书面请求安排一次私人约会，始终未见回音。有一天，乌尔比诺偶然经过卢森堡公园，看见雨果正从参议院出来，一个年轻的女人挽着他的胳膊。只见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胡须和头发都没有画象上那么浓密，身上那件大衣也似乎是属于一个比他更魁梧的人物。他不愿让一次冒昧的问题毁坏对雨果的回忆，这近乎虚幻的一瞥就足以使他终生难忘了。当他结婚后再到巴黎去，具备更正式地会晤他的条件时，维克多·雨果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乌尔比诺和费尔米纳共同经历I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群人冒着暴风雪堵在圣芳济会大道上的一个小书店门日，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原来奥斯卡·王尔德正在那个书店里。他终于出来了，果然气宇不凡，但也许他过分意识到自己的身分了，那群人围住他，要求他在他的著作上签名。乌尔比诺医生停下来只是想看看王尔德，他那冲动的妻子却想横穿大道去让王尔德签字，因为手头没有书，她认为唯一合适的是签在她那漂亮的羚羊皮手套上，手套长长的，光滑柔软，跟她那新娘子的皮肤色调相同。她确信，一个学问渊博的男人准会欣赏她的这个举动。然而，丈夫坚决反对，当她不听他的劝告硬要那么做的时候，他觉得羞愧至极。
“如果你穿过这条街，”他对她说，“那么你回来的时候就只能看见我的尸体了。”
那是她的某种天性，结婚前一年，她照样大大咧咧地到处东游西走，就跟她从小在阴沉的大沼泽地的圣·胡安省贫民区里逛来逛去一样，仿佛她生来就知道那样做似的。她和陌生人自来熟的本事，使丈夫目瞪口呆，而且她还具备用西班牙语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交流思想的神奇本领。“语言吗，当你去卖东西的时候，那是应该懂的。”她笑着以讥讽的语调说，“如果是买东西，懂不懂倒没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怎么会那么快而且那么欢天喜地就适应了巴黎的日常生活，虽然巴黎阴雨绵绵，她在心中还是爱上了它。不过，当她不胜重负地带着各式各样的经历，被旅行搞得筋疲力尽，因怀孕而昏昏欲睡地回到家乡的时候，人们在港口首先问她对迷人的欧洲印象如何时，她只用加勒比地区隐语的四个字就概括了十六个月的幸福生活：
“更热闹吧。”
第四章
阿里萨在大教堂的庭院里看见怀孕六个月、俨然一派上流社会太太模样的费尔米纳的那一天，就下了争取名气和财富以便无愧于得到她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他甚至不顾她已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就打定了主意，仿佛这件事取决于乌尔比诺医生总得呜呼哀哉。他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如何死去，但却把这作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列入了计划，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张扬地等待，一直等到世界的末日。
他从头做起。他不经通报就来到了叔叔莱昂十二——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表示他愿意听从差遣。叔叔对他随随便便就放弃了在莱伊瓦村当电报员这份美差颇为不满，但他相信侄子的话，人不是从一出娘胎就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迫使他再三再四地自我脱胎换骨。另外，哥哥的遗孀又在头一年里死去了，带着终天之恨死去了，但没有留下遗产。于是，他还是给了这个浪子侄儿一份差事。
莱昂十二的决定是独特的。这个黑良心的商人躯壳里有一种深藏不露的疯子般的脾气，他可以在瓜西拉的荒漠中泉水涌流般地吐柠檬酒，也可以用撕心裂肺的歌声“在这黑暗的坟墓里”使人们在葬礼中哭得惊天动地。他一头想发，厚嘴唇象农牧之神那样向前突出，再添上一把七弦琴和一顶桂冠，他就跟基督教神话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君尼禄一模一样了。除了经管他那些百孔千疮的仅仅因为死神的疏忽而仍然浮在水面上的船只和处理河运中日益繁重的各种问题以外，他把全部空余时间用来丰富他的抒情歌曲。在葬礼上唱歌，是他最喜爱不过的事情。他的噪子跟划船的苦役犯似的，没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但唱来很是动人。某人对他说过，恩里科·卡卢梭的声音可以震碎花瓶，多年来他一意模仿他，甚至想用声音震碎玻璃窗。他的朋友们给他带回在世界各国旅行时找到的最薄的花瓶，专门组织晚会，以便他最终实现他的最高梦想，但始终没有如愿以偿。不过，就象伟大的卡卢梭震碎两耳细颈玻璃瓶一样，他那雷鸣般的声音里有一种柔情，可以震碎听众的心，这就是他在葬礼中备受欢迎的原因。只有一次，他异想天开地唱起了“当你升上天堂”这首美国卢锡安纳州的优美的催人泪下的挽歌时，被牧师喝住了，牧师无法理解这种宗教改革。
就这样，高唱低吟着意大利那不勒斯歌剧和小夜曲，他的创造能力和战无不胜的事业心使他成了内河运输最繁荣时期的彪炳显赫的人物。跟已故的两位兄长一样，他是白手起家的，虽然带着私生子的烙印，而且始终没有人认领过他们，他们都发迹到显赫的程度。他们是当时所谓“柜台显贵”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商业俱乐部就是“柜台显贵”们的庇护所。然而，即使在拥有可以过着跟他模样相似的罗马皇帝的生活的资本时，为了便于工作，叔叔莱昂十二仍然领着妻子和三个儿子住在老城，过着节俭的日子，挤在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却无法去掉人们不公正地加在他头上的贪心不足的恶名。他唯一的奢侈就更简单：一幢离办公室二西班牙里的海滨房子，里面除了六条手工做的凳子、一个水瓮和一张挂在阳台上以便星期天躺着思考问题的吊床之外，没有别的家具。有人说他是富翁，但谁也没有他自我形容得确切。
“富翁倒不是，”他说，“我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是两码事儿。”
这种古怪脾气——某人某次曾经在一次演说中赞扬它是大智若愚——使他一眼就看出了过去和今后谁也没有看出过的阿里萨身上的那种东西。自从面色忧郁、虚度了二十七岁光阴的阿里萨到他办公室去要工作那天起，他就让他经受了可以使最硬的铁汉子屈服的军营式的严酷考验。但他没能使侄子知难而退。叔叔莱昂十二从来没有怀疑过，侄子的坚忍并非源于糊口谋生的需要，也不是继承了父亲的冷峻，而是来自一种爱情方面的野心，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的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摧毁这种坚忍。
最不顺利的是头几年。他被任命为总经理室抄写员，那显然是因神设庙地为他安排的。是特乌古特——他是叔叔莱昂十二过去的音乐教师——劝莱昂十二给侄子找份抄抄写写的差事，因为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虽然看的坏书比好书还多。叔叔莱昂十二对于侄子看坏书这事不予理会，特乌古特也曾经说过他自己是唱歌唱得最差的学生，他还不是唱得坟墓里的石碑都为之潸然下泪嘛。不管怎么说，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