颤抖，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米纳，忍着悲痛，庄严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坚持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几乎纹丝不动。十一点钟一过，她便站在门廊上，挥着手帕向丈夫的遗体告别。
自从她听到帕尔多在院子里喊叫，看见老头儿在泥地上奄奄一息地挣扎以来，现在能恢复到控制自如的状态委实不易。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丈夫尚有希望，因为他还睁着眼睛，瞳孔是那样明亮，她从来就没见到过。她恳求上帝至少给她一点时间，以便让他知道，尽管他们之间出现过多次疑云，她却始终在爱着他。她实在不愿他在明了这一点之前就离开人世。她感到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抵制的愿望，希望同他重新开始生活，以便互相表达长期压在心头尚未出口的话，把过去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重新做好。但是，在无情的死神面前，她只好投降了。她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盲目的忿怒，她对谁都言词激烈，怒气冲冲，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这倒使她获得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独自忍受寂寞的勇气。从那一刻起，她便不停地做事，不让脸上露出任何痛苦的痕迹。唯一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的时刻是星期日夜里十一点，当时根据大主教的命令，把还在散发着垫木的气味、打着铜箍、盖着红罩的棺材抬走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命令立即盖棺，在那难以忍受的炎热天气里，家中那么多花散发出的味道使得空气都变得稀薄了，他似乎看到父亲的脖颈上出现了最初的紫色痕迹。他在宁静中仿佛听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人到了这个年纪，活着也烂了一半。”在盖棺之前，费尔米纳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亡夫手上，然后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就象平常她看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地讲话时做的那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丈夫说。
听了这话，躲藏在社会名流中的费洛伦蒂纳·阿里萨，感到象是在体侧被击了一枪。费尔米纳在最初吊唁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其实，在处理那天晚上的紧急事故中，谁都没有他出现得及时，谁都没有他更起作用。是他把满满当当的厨房发排得井井有条，使咖啡得以充分供应。当从邻居借来的椅子不敷应用时，是他从别处弄来了椅子。当室内摆满了花圈时，是他命令把余下的花圈搬到院子里去。他为奥利贝利亚医生请来的客人端去了白兰地，那些客人是在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的高潮时听到噩耗后急急忙忙地赶到这里来的，他们在芒果树旁围成一圈坐下，继续吃喝作乐。当鹦鹉昂着脑袋张开翅膀半夜出现在饭厅时，他是唯一及时作出反应的人。鹦鹉的出现，使全家人不寒而栗，因为那仿佛是惩罚性的遗赠。阿里萨抓住鹦鹉的脖子，不让它叫出荒唐的话来，并把它放入带罩的鸟笼挂进了马厩。这一切，他做得是如此干净利落，以致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介入了别人的家务，相反倒认为他在那个家里遭受厄运的时刻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从表面来看，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严肃的老人。躯干消瘦而笔挺，棕褐色的皮肤上汗毛稀少，白金架的眼镜后面藏着一对贪婪的眼睛，末端粘得很好的罗曼蒂克的小胡子已有点过时。他的最后几缕鬓发往上梳着，用发蜡紧紧贴在闪闪发亮的头顿中央，似乎这样就最后解决了他的秃顶问题。他的天然的文雅和郁郁寡欢的举止十分讨人喜欢，但同时也被视为一个顽固的光棍汉身上的两种可疑的品德。他花费了许多钱，用了许多心计，费了好大的力气，为的是不让人们看出在当年的三月份他已满了七十六岁，而且他在孤寂的心灵中深藏着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比他爱得更深。
那天，尽管六月的天气热得叫人透不过气，从听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消息起，直到晚上，他还是穿着惯常穿的衣服。深色的呢料坎肩，衬衣的硬领上系着丝带结。戴着毡帽，手热一把兼做拐杖的黑绸伞。黎明时分，他从守灵的地方离开了两个小时。太阳刚刚升起时，他又大大方方地回来了，胡子修聋得整整齐齐，美容洗发剂的香气四溢。他换上了一件黑呢料大礼服，这种衣服他平时一般不容，只有在参加葬礼和出席圣周弥撒时才正式穿用。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硬翻领上别了艺术家的带状饰物，头上换了一顶蘑菇帽。他还是带着伞，但此时已不仅是出于习惯，而是因为他估计在十二点钟之前肯定有雨。他把下雨的迹象告诉死者的儿子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以便让他考虑是否有可能提前安排葬礼。他们也真的试图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知道阿里萨出身于船主家庭，本人是加勒比海内河航运公司经理，对气象是个内行。但是他们无法及时在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公共团体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乐队，以及各宗教团体之间进行协调，大家早已同意在十一点举行葬礼，可仓促之间难以达成一致协议。这样一来，那次历史性的安葬仪式便被一场倾盆大雨弄得狼狈不堪。咕吱咕吱地踩着泥水到达家庭陵墓的送葬者寥寥无几。陵墓的庇护者是一棵欧洲木棉树，繁茂的枝叶一直探到墓地的墙外。就在同一棵木棉的树荫下，在墙外被指定埋葬自杀者的一座小墓上，前天下午，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们埋葬了阿莫乌尔，根据他本人的意愿，他的爱犬和他同穴安眠。
阿里萨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到达墓地的人之一。他连内衣都湿透了。他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爱护着自己的身体，生怕被这次大雨浇出肺炎来。他煮了一杯热柠檬水，又加了一点白兰地，躺在床上用它冲服下两片阿斯匹林，裹在毛毯里出了满身大汗，身体才暖和过来。他再度回到守灵的地方时，已感到精神抖擞了。费尔米纳重新挑起了操持家务的重担。房间已进行了清扫，可以接待客人了。书房里设了个祭坛，安放着一张已故丈夫的蜡笔肖像，像框上挂着黑纱。八点钟时就宾客盈门，天又象前一天夜晚那么炎热，于是在做完念珠祈祷之后，有人提出要早些告退，以便让亡者的遗孀稍事休息，从星期日下午以来，她一直未得消停。
费尔米纳站在祭坛旁边，跟来客告别，把最后一批契友一直送到临街的门口之后，她象往常那样，要亲自把门关好。她正在关门时，却看到了穿着丧服站在空旷的客厅里的阿里萨。她感到意外惊异，因为多年以来，她就把他从她的生活中抹掉了。这是第一次她从忘却中恢复过来，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在她尚未来得及为他的来访致谢之前，他已经浑身战栗着庄严地把帽子放在胸前，郁积在心中的话陡然引爆，那句话一直是他生命的支柱。
“费尔米纳，”他对她说，“我为这个机会等了半个多世纪，为的是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誓言，我永远爱您，忠贞不渝。
倘若费尔米纳·达萨没有想到阿里萨在此时此地出现是上帝的旨意的话，她真会以为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疯子。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高声诅咒他，她的丈夫在坟墓里尸骨未寒，他就这样来到她的面前，这是对她家门的亵渎。但是，狂怒和尊严不允许她这么做。“滚开！”她对他说，“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你。”她重新把刚要关上的临街大门彻底打开，最后加了一句：
“但愿你在世界上的日子也不长了。”
当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渐去渐远时，便慢慢地关上了门，上了门闩和插销。现在，她要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以前，她从未完全意识到她年满十八岁时发生的那场悲剧的轻重和后果。这场悲剧她必须一直演下去，直到她死去为止。自从那个灾难性的下午以来，她第一次悄悄地哭了。她为丈夫的死亡而哭，为她的孤独和忿怒而哭。当她走进空荡荡的卧室时，她又为自己而哭，她自从出嫁以来，很少一个人独自睡在那张床上。丈夫留下的一切都使她流泪不止：带穗头的拖鞋，枕头下面的睡衣，梳妆台上镜子里她丈夫的身影的空缺，以及她丈夫皮肤上散发的特有的气息。一种恍惚的思想震动了她：“一人被爱的人，死去时应当把一切带走。”她不愿在任何人的帮助下就眠，睡觉之前也不想吃任何东西。由于悲痛已极，她祈求上帝让她在睡梦中被死神召去，她怀着这样的幻想脱下了鞋，和衣而卧，很快就睡着了。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入睡，睡梦中她还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意识到床上空出了一半，她象往常那样测躺在左边，而在右边缺少另一个身体跟她对称。她在梦寐中思虑着，她想她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不禁呜咽起来。她在梦中哭泣了好一阵，雄鸡终于高啼，不受欢迎的晨光将她唤醒。她醒来时，看到身边没有丈夫，只有了然一个人，只是在那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在梦中痛哭了很久，然而她并没有死。她还发现，自己在啜着睡觉时，想阿里萨的成分比想她死去的丈夫更多。
第二章
在经过长时间的不愉快的恋爱，费尔米纳无可挽回地拒绝了他的求婚之后，阿里萨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他毋须为了备忘而每天在牢房的墙上划一个道道计算口子，因为每一天都会发生点事儿使他勾起对她的回忆。他们断绝关系时，他二十二岁，当时，他跟他母亲特兰西托·阿里萨住在文塔纳斯街租下的半幢楼房里。母亲从年轻时就在那里经营一个小百货店，除此之外，还把旧衣服拆了当棉花卖给战争中的伤员。阿里萨是她的独子，是她跟著名的船主洛阿伊萨先生偶然结合所生。这位洛阿伊萨先生是建立加勒比内河航运公司的三兄弟中的老大。他们靠了这个航运公司推动了马格达莱纳河的航运事业的发展。
当他儿子十岁时，洛阿伊萨先生谢世。他一直在偷偷地负担着他的花费，但从未在法律上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也没有解决他的前程问题。因此，阿里萨一直只有母性，他真正的父亲是谁，公众向来是清清楚楚的。父亲死后，阿里萨不得不辍学到邮局去当学徒，在那里他负责打开邮袋，分捡信件，在门口升起有关国家的国旗，通知人们哪个国家的邮件已经到了。
他的才智引起了报务员的注意。那位报务员是个德国侨民，名叫洛特里奥·特乌古特，此人除在邮局干事外，还在教堂的重要庆典上弹风琴和兼任家庭音乐教师。特乌古特教他学会了莫尔斯电码和掌握电报系统。仅仅上了头几堂小提琴课，阿里萨就可以像个职业演奏者似的一边听课，一边演奏其它曲子了。他在十八岁上认识了费尔米纳，当时他称得上是本社会阶层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受欢迎的年轻人。他能跟着时髦的音乐翩翩起舞，情意缠绵地背诵诗篇，只要有人求他，他随时都乐意带上小提琴为他们意中人去奏小夜曲。从那时起，他一直瘦骨嶙峋，印第安人的头发用香脂粘得银光瓦亮，架在鼻梁上的近视镜加深了他的落落寡合的印象。除了视力上的缺陷外，他还患有慢性便秘，终生都离不开通便的灌肠剂。他仅有的一套考究的替换衣服，是从他已故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由于特兰西托善于保存，以致每个星期日穿起来都象是新的。尽管他长得很纤弱，性格内向，穿着朴素，可是班上的姑娘们为了争夺和他呆在一起的机会，还得在私下抽签。他也常和她们在一起玩，直到他认识了费尔米纳，那些天真无邪的行动才算告终。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下午。那天下午，特乌古特叫他去给一个通讯地址不大明确的名叫洛伦索·达萨的人送电报。他在埃万赫利奥斯小公园里一座半倒塌的古老的房子里找到了那个人。那座房子的里院跟修道院相仿，花坛上长满杂草，中央有一个干涸的泉眼。当阿里萨在走廊里跟着赤脚女仆穿过一道道拱门时，他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走廊里摆满了尚未打开的搬迁用的箱子，泥瓦匠的工具，以及一堆堆没有用完的水泥和石灰，当时这座房子正在翻修。在院子的尽头，有一间临时办公室，室内有个大胖子正坐在写字台前睡午觉，他的卷曲的鬓发和胡子搅在一起。此人正是洛伦索·达萨，他在城里尚不十分出名，因为他来到此地还不到两年，而且交游不广。
电报的到来仿佛是他的恶梦的继续。阿里萨怀着一种公务人员的同情心，观察着他的铅色的眼睛，注意到他正在撕开封条的哆哆咦膜的手指，以及他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他从许多人身上都看到过，因为收件人在打开电报前，难免把它同死亡联系在一起。读过电报后，他马上镇定下来，叹息道：“好消息！”他按照惯例送了阿里萨五个雷阿尔，他以宽慰的微笑使他明白，如果给他带来的是坏消息，那五个雷阿尔他是不会破费的。接着，他又紧紧地握手同他告别，其实这对送电报的人来说是不必要的。女仆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不仅是为了给他引路，也是为了监视他。但是，他跟着女仆又沿着同一条走廊走过去了。阿里萨发现里面还有另外的人：在明亮的院子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反复诵读课文。当他在缝纫室的对面穿过时，从窗户里看到一个成年的妇女和一个姑娘，她们坐在两张并排的椅子上，同时读一本摊在那个成年女人膝上的书。这种景象使他觉得奇怪：女孩在教母亲读书。这个估计，只有一点不太准确，因为那个妇女是女孩的姑妈，而不是她的母亲，尽管她曾象母亲似的把她抚养成人。读书声没有中断，但女孩把头抬了起来，想知道是谁在窗口经过。谁也没有料到这偶然的一督，引起一场爱情大灾难，持续了半个世纪尚未结束。
关于洛伦索·达萨，阿里萨唯一能够打听到的只是：他是带着独生女儿和独身妹妹，在霍乱发生后不久从沼泽地的圣·胡安迁到这儿来的。那些目击他下船的人，毫不怀疑他将会在这里定居，因为他把装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全部带来了。女孩还小，但妻子已经去世了c他的妹妹叫埃斯科拉斯蒂卡，四十岁。她上街时，总是按照圣芳济会的习惯着装；留在家里时，也在腰间围条带子。女孩十三岁了，取了个跟死去的母亲一样的名字：费尔米纳。
看来，洛伦索·达萨是个有资产的人，他虽然没有正当的职业，却生活得很好。他花二百金比索，买下了埃万赫利奥斯的旧房，而整修这所房子所花的钱至少是买价的两倍。女儿就读于“圣母献瞻节”学校，两个世纪以来，这个学校就为闺秀们开设如何做贤妻良母的家政课。在殖民时期和共和国初年，这所学校只收贵族门第的小姐。但是，由于独立而破落了的古老家族不得不屈从于新时代的现实，这个学校的大门终于向所有能够支付学费的女学生敞开，不管她们有没有贵族头衔，只要是按天主教仪式结婚的父母的合法女儿就可以就读。这是一所收费昂贵的学校，仅就费尔米纳在那里就读一事，即使不能说明她家庭的社会地位，至少表明了她家庭的富有。这些消息使阿里萨极为兴奋，那位杏眼通圆的美貌姑娘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意中人。可惜，那位父亲对女儿管教甚严，这对阿里萨接近费尔米纳是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其他女学生一般都是结伴而行，或由年长的女仆陪着上学，费尔米纳则总是由单身的姑妈陪着，使她的一举一动不能有任何越轨之处。
阿里萨以下列天真的方式开始偷偷跟踪费尔米纳的生活——早晨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