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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亭智说起二哥加入韩国军队的原因非常简单：“韩国好像是我们家一样，觉得是跟中国一样的。所以比如这个有人损害的话，就是我也得保护这个家一样。因为在这里住的关系。”朴素的话语中透露着他们对韩国深深的热爱和强烈的责任感。但这个用他们的生命换来和平的国家却对他们的牺牲无动于衷。
韩国是一个不会忘记战争的国家，战争的伤痕至今仍旧深藏在这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但所有的韩国人似乎都只记得他们的人民所受到过的苦难、他们的战士所作出的牺牲。没人会注意到还有一百多位华人同他们一样，为了和平而付出的昂贵代价，更没人会注意到幸存至今的当年的华人士兵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汉城龙山地区韩国陆军总部的旧址现在是韩国战争纪念馆。这里陈列着朝鲜战争中9500多件战争遗物。这里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回忆，因为他们不愿忘记。罗亚通和王竹三常常来到战争纪念馆。在纪念馆一侧的石碑上记录着朝鲜战争中韩国所有参战阵亡者的名字。他们在这里寻找着战友的姓名。
“就是我们看到韩国留的文件，各地都有了，就是缺少我们华侨。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当时是一腔热血帮助韩国打仗，结果韩国把我们忘掉了。所以我们觉得不平。我们给你们出力，我们牺牲超过100人，我们失踪和作战死的超过100人。现在我们怎么样，（阵亡记录）一个也没有。所以怎么样，韩国对我们太那个了。感觉好像我们出的力，流的血都有点白费了。白死了。”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hid。sc华人特别分队战死或失踪的队员超过100人。幸存下来的10名队员被韩国政府授予保国勋章。但是韩国政府认为这些华人不是韩国人，因此不能享受退役军人的待遇。罗亚通常常因为这件事而内心充满了不安：“因为这个部队我上面有个负责人以外，我就是第二把手了，我就是队长了。管理作战，管理情报的都是我。可是后来我们战死、失踪这么多人。我这个队长的责任很重大。对不起他们，对不起他们家庭，对不起华侨。所以现在我感觉很内疚。如果我能够争取，韩国对我总有一天对我有交待的话，好像我这个责任就减轻了。不想白白叫他们孩子去牺牲了。”
金亭智的二哥金亭义在执行任务中失踪。他觉得在战争阵亡者的名录上应该有哥哥的名字。他说他们全家并不是为了政府能赔偿什么，只要是能知道二哥怎样死的，给个纪念留个碑，算是给后代留下了点什么。
金育安是特别分队队员幸存者金圣亭的儿子。他让我们看了他父亲留下来的勋章和照片并告诉我们，他父亲对自己曾经的军队经历特别重视，战争结束后父亲自谋生路开了一家餐馆，他经商成功后一直念念不忘那段战争的经历，即使是照全家福也不忘记戴他的勋章。
“这些是我父亲遗留下来的勋章，一直保存着。这个勋章属于是鸽子嘛，有鸽子嘛表示守护和平，以和平命名的勋章。像这个勋章是6。25参战的所有旅韩华侨都有的保国勋章。像这也是6。25参战以后，韩国政府给我父亲的，比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奖章要高一等。这个奖章后面有一个字据，字据它写的是保国表彰，是曾经参加韩战的军人。我们这些都是国防部都有他的记录，他的资料全在。这些都是他特别爱惜的东西。这是他亲身经历得到的一张纸张而已。这张几乎更惨，抛弃了中华民国国籍才得到的。不说了。为了让韩国政府承认华人参战的历史，获得应有的荣誉，他放弃了中国国籍，换取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和参战证书，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2002年金圣亭因病去世，金育安一直在为这段华人参战的历史四处奔波，这也是父亲的遗愿：“对我爸爸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参战的同志们一点痕迹都没有。如果过了这几十年以后，所谓这实际的历史可能被慢慢的被淡忘掉。目前我积极想要做的工作是为了这些当事者，就跟韩国政府要求是，能得到一个精神上的补偿或者精神上的一个荣誉。然后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给他们树个碑，把当时所参战的人的名字一一列上，做个记录。以后希望我们住这儿的华侨们，也能知道一下当时6。25参战的还有华侨。”
第四部分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4）
战争过去了半个世纪。幸存者的心里想得已经不再是侥幸活下来的欣慰，他们反思更多的是这个特殊华人群体在战争中的生命价值。
最近韩国国会正准备通过一项赔偿法，对在战争中执行特别任务的军人进行补偿，罗亚通他们就抓紧时间向各个部门反映情况。2002年情报局接收了他们的资料，今年年初一月份情报局说能发给他们医疗补偿金，并收到情报局寄给他们的医疗补偿金申请表格。但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罗亚通他们填完表，交了所需资料，现在情报局突然又说不能接受了。据说是因为现在有关特殊任务执行者的事情已交给了国防部管。他们说这事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
罗亚通为此还去拜会韩国民间团体，也就是曾经参战过6。25韩战的那些老兵们，跟他们商讨一下有关于后勤的问题，就是参战同志们的所谓的补偿或者一些待遇的问题。他们准备通过hid帮助他们搜集资料，提一些资料的问题，然后由hid直接跟国防部联系。hid是韩国军事特别情报部队的缩写代号，在韩战期间，这支部队主要在北朝鲜和志愿军阵地活动，因此伤亡失踪的人员很多。战争结束后，这个协会专门为参战者提供帮助。但hid的基本要求是那些曾经参战的队友加入他们的会员，缴了会费，他们才会一点点帮会员们整理。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为了让死去和幸存的队员得到应有的补偿，罗亚通执行着他一生中最后的任务。韩战结束后罗亚通无法回到大陆，也没有选择去台湾。1964年他在这里娶了一位韩国妻子生下一儿一女。罗亚通最开心的事就是远嫁到印尼的女儿带着他特别疼爱的两个外孙女来看望他。
比起那些阵亡的战友，能够尽享天伦之乐的罗亚通觉得无论如何他是幸运的。战争使无数家庭破裂，也使这些华人队员与祖国大陆骨肉分离。在战后的岁月里罗亚通每年都会到国军公墓悼念战友。但是在他心中这里并不是最后的归宿。
“每年我们都来祭祀。现在我们年纪老了。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落叶归根，还是自己想回家了。可是我到现在70多岁没回过家没祭祀他们（亲人）。总想回家去看一看。不管怎么样中国现在也进步了。各方面。始终是我们的国家。所以到现在我还计划回去看一看。我们中国月是故乡圆。现在我们家里面还有哥哥，还有侄子，还有侄女。所以每次来祭祀他们，别人感觉比较那个，我还有一种怀念家乡的思想。我想这个计划总能实现吧。在三年五年以内我想我总要回去一次看看。人老了总会有想回家的心理。我想人民政府也进步了。过去虽然我们犯了错误。现在年限久了就能既往不咎了吧。现在国民党上将大将都回去了，何况我这个小小的人物。我想没什么问题。我想总有一天。每年我都有这种感想。我的处境和四郎探母一样：一曲坐宫难忘，悠然百丈丝长，三十年禁锢属荒唐。四郎心事苦谁尝。十五载截成了寸寸柔肠。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这就是那群参战的韩国华人真实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同。但他们是值得记住的一代人。
注：6·25韩战，又称作‘朝韩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6月27日美国等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出兵干涉。9月15日美军舰队仁川登陆，并越过“三八线”北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朝。半年以后，双方军事力量在“三八线”附近形成对峙。随着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告结束。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1）
1894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了活动电影机，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拍电影的人和看电影的人。也是从那时起，这些人的命运都因为电影，而发生着或喜或悲，或起或落的变化。时空斗转星移，岁月匆匆流逝，在电影世界里，多少颗明星跃然升起，又有多少黯然坠落，今天的人们早已不得而知。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许许多多电影人为梦想而付出的努力，有了这千千万万跌宕起伏的电影人生，才有了今天电影世界里的绚烂和传奇。
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这个故事，正是关于一位在韩国靠卖电影为生的华人的电影人生。他的名字叫王世昌，祖籍山东，是生在韩国的第二代华人。今年73岁的王世昌曾经在韩国影视圈里叱咤风云，有过一个响当当的名号——“电影王”。
如今的韩国是亚洲青春偶像最多的国家。近年来，一股强劲的“韩流”旋风席卷着整个亚洲地区，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在东亚电影市场频频创下票房奇迹。在韩国国内，国产影片更是成为韩国人的首选和民族骄傲，制造着一个个好莱坞般的电影神话。在汉城，我们惊奇地发现，韩国的电影和电视剧海报像贴花一样，张贴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让人觉得这里更像是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城市，人们仿佛都生活在电影的迷幻之中。
但是，对于王世昌来说，这个不断制造电影神话的时代和国家里，早已失去了他的立足之地。当年的辉煌，就如同人生中的黄金岁月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当年，他代理的香港电影在韩国市场都是最卖座的影片，可如今他却只能找到买卖几部二、三流韩剧和卡通片的小生意。采访的第一天，他正好受一家香港公司的委托，来到韩国MBC电视台国际市场部，购买韩国卡通片。
他自我安慰地告诉我们，虽然和以前相比境遇要差很多，但是现在还有公司委托他来买港片和有限电视版权，已经让他很满足、很高兴了。每天，王世昌都会和以前一样，去电视剧拍摄现场了解行情，关注一下剧情内容和演员情况，考察这些电视剧能否出口，能否赚钱。
这个曾经的“电影王”在事业的巅峰时期一部影片能赚到300万港币，合现在的七八千美元，可现在却终日奔波于一些不入流的韩剧拍摄现场，寻找有限的商机。如果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电影王”的人生曾经像当时的香港电影一样辉煌灿烂，那么如今，随着香港电影在韩国地位的彻底衰落，他的电影生涯也即将走向终点。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2）
走在汉城的街道上，看着那富有现代气息的戏院，王世昌不禁感叹道：“以前都是老人们来这里看电影，可是现在呢，却是年轻小孩的天下，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人很少来这里了。”在影院的招牌看版上，张贴的基本都是清一色的韩国国产影片的海报，偶尔才能看到几部美国片。“不要说是韩国国内了，在香港、台湾，韩剧、韩国电影都很吃香，可以说，现在是韩国片的天下！”在王世昌眼里，眼前的景象无疑意味着过去黄金时代的终结。
回忆起当年香港电影在韩国的火爆场面，“电影王”的话语里充满了激情：
“六七十年代香港制造的武侠片雄霸当时的亚洲电影（市场），那时韩国电影院最卖座的是香港电影。韩国观众啊，以前从来没看过这种片子吧！还有那个时候有一两部戏，什么戏呢？就是《龙门客栈》。《龙门客栈》（观众）看过以后呢，（都想）中国片子还有这种打法？飞来飞去的，很新奇，所以观众越来越多了。每一部戏拍出来在戏院上演，人山人海，卖座得不得了！每一部戏都赚钱！所以没话讲，赚了钱！韩国人赚钱，我们中国人也赚钱，开拓了市场，这个市场蒸蒸日上，大家心里都高兴！”
当时，正是由于香港电影的火爆，韩国的许多电影公司便争相邀请香港电影同行到韩国合作拍摄武侠片。刚开始，王世昌是给合拍片当翻译的。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接触电影是在拍电影的片场。
于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原联邦电影公司的布兰片场的地址，那里是他曾经拍过30多部戏的地方。
王世昌告诉我们，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里曾经合拍过许多影片，如《新剑魔剑》、《大破白莲教》、《毒火掌》等等，当时韩国电影没什么发展，直到和中国合拍了一些后才有所进步。“电影王”编剧、代理的许多片子很多也是在那里完成的，其中的《山东犯人》，曾经有很多香港的电影明星加盟。他还说，当时由于在那里拍片的人很多，各公司拍戏都要排日程表，什么时候拍什么戏都要安排好了，然后按照日程表进行工作。
“电影王”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所以说，那个时候可热闹，热闹得不得了！工作人员也是很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自己拍戏的时候是以很快乐的心情来拍戏，因为环境造成的这样。还有啊，当年，许多韩国电影演员都是拍武侠合拍片迅速成名的。现在片场里还保留着他们的剧照，比如李海龙、黄海、崔信，他们都拍过中国片！”
后来，王世昌的华人背景使他深受香港韩国电影公司的信任，很快他就担任了编剧和制片。1969年上半年度，最卖座的几部合拍影片都是由王世昌担任编剧的，比如《毒龙》等都出自“电影王”之手，当时他的笔名叫做王嗣常。“电影王”还说，当年很多香港演员经常来韩国拍戏，比如成龙和洪金宝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出名，只是给人当替身，王世昌就曾亲眼目睹过他们拍戏时的艰辛。
他说：“当时成龙做反派主角的替身，天快黑了，导演着急啊，赶快把这个拍完啊。可是呢，第一次跌下来，不行；第二次跌下来，也不行；第三次还不行，结果最后七次、八次，那个效果（还是）不怎么好啊。后来用卡车吊绳以后从后面拉，你看前面是马拼命地跑吧，后面是卡车拽吧，（成龙又）往下跳，就是效果不好！跌了十次，成龙跌了又跌，跌了又起来，后来差不多跌了十二次了，成龙脸都发青了，躺下去了，实在受不了了。可是，那个时候武术指导是洪金宝，他是师兄啊，臭骂他，粗口骂他：‘吊你个老母’怎么样，怎么样，意思是这一点事情做不来，跌十几次有什么了不起，赶快起来再来一次。那个时候成龙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是他听师兄的话还是照样再拍，结果呢，拍好了。”
尽管做替身演员这么辛苦，可一部影片的片酬也不过500港币，而王世昌这样的编剧、制片，每部戏最多时能拿到300万港币，而每年起码能拍四部戏。可想而知，70年代正是李小龙功夫片这样的武打影片把香港电影推到了巅峰，而王世昌的电影人生也随之走向了辉煌。
第四部分电影人生（3）
1978年，王世昌改行做了电影发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