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王驰17岁那年的下乡是出于被动，那么37岁来到赞比亚就是一次主动的人生选择。从内蒙回到北京后，王弛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80年代中后期，在“出国热”、“下海热”的影响下，王弛离开清贫的象牙塔，主动应聘中国农业总公司的外派职位，从而被派到赞比亚。
当时的选择对于王驰来说真是前途叵测，因为直到现在赞比亚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出国首选，很多人还是把目光放在了西欧和北美，更不要说当时国人对非洲的认识还停留在哀鸿遍野的那种埃塞俄比亚饥民的形象。而且王驰自己比较怕热，当时他唯一的考虑是自己能不能够忍受赞比亚的炎热。
可是，这里依旧吸引着他，因为这是一个天高任鸟飞的一个环境。虽然王弛的专业是农业，但是书本的知识和实际经营一个农场是有天壤之别的。除了激情，更需要的是经验和恒心。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3）
而李莉原来在北京阜新医院从事护理和实验室的工作，是个凡事认真、要求严格的人。十二年前，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也调到中垦集团并来到了赞比亚。
刚从机场出来李莉有点失望，因为她觉得这儿怎么那么像一个县城？而且人都那么黑，这种视觉效果也不太习惯。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李莉就适应了。她觉得最难适应的不是这儿的人或是天气什么的，而是她没有办法适应这里的饮食。
刚来的时候，李莉经常生病发烧，吃不下饭，喝一次生水就要拉肚子，甚至到输液的程度。因为当地黑人都喜欢喝生水，所以当她想河水的时候，当地人很自然的从水管中接了一杯水给她，结果李莉喝了水之后就就腹泻不止，然后就要输液。而现在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了。
即使生病的时候，李莉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她觉得自己干事情容易持之以恒，不是那种想法特多、永远在变的那种人。她总会想这段时间会过去的，所以也没有想过要赶快回到中国去。而且从小当兵的李莉不是很恋家，所以即使在生病中，即使在自己身体最脆弱的时候，她还是坚持留在了非洲、
李莉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接触到养猪养鸡这些事，但是来到这里后，她很快投入到这些既新鲜又艰苦的农活里，忙碌的工作几乎填充了这些年所有的时间。
她至今记得有有一天王驰进城带着一车货去送，途中发现有中国大使馆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去一个地方。王驰觉得有点奇怪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结果到城里一打听才知道那天是春节。在那种极度忙碌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已经忘了节假日。
其实李莉在来非洲前，正好有去美国的机会。她的一个同学当时已经帮她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而那时王弛却下定决心留在非洲。
当时李莉下到非洲的决心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她的同学一直劝她去美国：“去了美国，以后你去非洲有的是机会。”李莉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来到了非洲，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李莉的同学在美国读了学位，学计算机，后来嫁了一个美国人，还在美国生了个小孩。现在李莉还跟那个同学有联系，同学还会问她：“你后悔吗？”李莉说：“当时我选择了这个地方，刚来的时候的确有些不适应。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喜欢这儿了，我已经适应这里了，我不后悔。哪怕现在还有机会选择其他国家，我也不会去了。”
不懈的奋斗
整个农场的事业是从养鸡开始的。1995年开始他们的第一间鸡舍，鸡舍非常简陋，甚至连椽子都不是很规范，房子的脊梁也是弯弯曲曲的。
1993年的12月3号，李莉抱着200只鸡和王驰一起进驻农场，两人就和那二百只小鸡分享三间卧室。事实上，夫妻两人都没有什么养鸡的经验，只能自己慢慢学。
两人先找有养鸡经验的人探讨如何养鸡，然后买了乱七八糟很多中英文的有关养鸡的书，开始了艰难摸索的的过程。就是杀鸡，王驰和李莉都研究了很久。
头一天杀鸡非常有戏剧性。两人黑灯瞎火从晚上12点中开始杀鸡，没有经验的两个人在烫鸡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王驰觉得，烫鸡烫鸡，顾名思义就是要100度的滚水沸水了。可是用沸水一烫杀好的死鸡，这鸡基本上都熟了。
于是王驰赶紧去查书，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本比较权威的杀鸡方面的书，还好是翻译过来的版本，不过居然是繁体字向左翻的。“结果查到是华氏70几度，还是90几度，记不清楚了。然后又赶快查字典，查这个华氏跟摄氏之间的转换后来查了半天最后才发现是58度是烫鸡的最佳温度。”王驰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摄氏58度，一分半钟，对于某个年龄层的鸡是最好的效果——这个辛苦从书中找到的经验在实际运用中非常可行。那一次，他们在家中一共杀了七八十只鸡。因为没有电，他们只能在屋子外面支了一口柴锅，吊起上百个马灯和汽灯，点燃熊熊篝火开始杀鸡。他们饲养的狗围在他们身边，黑人在火光映照之下在那儿杀鸡。王驰觉得那种情形跟地狱的形象非常的相似，黑地里的黑人还在那儿动刀子。鸡的惨叫声，狗叫声，还有满眼的献血淋漓，合上热气腾腾的大锅和火焰熊熊的篝火，情景非常血腥诡异。王驰说：“我没有去过地狱，不过估计也不过如此了。”
现在他们杀鸡已经基本达到半现代化了，每个人有一个站立的为止，虽然还是手工杀鸡，但是拔毛有一个所谓的拔毛机了——就是用带棱的胶棒把鸡毛卷小来。杀好的鸡都冰冻起来，然后准备拿出去出售。
农场生产的商品都有一个统一的商标，这个商标是王驰他们自己设计的：J…O…H…N－K…E…N，就是农场“中垦”的发音。然后在这个词的旁边，王驰弄了一个Good（英文“好”的意思）写在旁边。但是这样的商标只有字母显得比较单调，于是王驰在旁边画了几根羽毛作为装饰。同时商标上还注明HALAAL（清真的意思）的字样，最后是农场的地址。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4）
万事开头难。在养殖业刚刚开始的阶段，类似杀鸡的故事还有很多。不过经验就是这么慢慢积累起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多年来，伴随着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功，农场的种植和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头牛、二十多万只鸡、一千多头猪，年产玉米近两千吨，而且鸡蛋的销量已经占到卢萨卡的一半。在赞比亚的十多个中国农场中，这是经营得最好的一个。
第一次母牛生产的时候，王驰夫妇都在场，他们紧张而兴奋，因为小牛的出生非常有象征意义，说明他们的生产活动是有结果的，农场是向前不断发展的。
王驰和妻子李莉刚来的时候觉得挺浪漫的，毕竟这看上去是多么悠然的田园生活。但是深入下来发现每天有这么多累人的事儿，然后到处是鸡屎、牛屎的臭味。原来夫妻二人把鸡养在卧室的周围。
两人的卧室周围还种满了丁香花，而丁香花在雨季是一个开花的季节。浓郁的丁香花伴随着浓郁的鸡屎臭味，王驰开玩笑说这丁香的品种就叫做“鸡屎丁香”。外人听了不明就里，还以为真有这种品种的丁香花。尽管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怪异的味道，但是自己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就只有坚持下来。
黄昏的农场安详静谧，像一首动人的田园诗。而在牛群归栏的时候，农场一天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每天收工的时候，各部门要点算汇报当天的产量和损耗量。这一套管理方法也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农场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每天成千上万的活物，如果不做到细致的数字化管理，那么将会造成失控的局面。
每天凌晨，李莉就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按王弛的话说，他现在是管一些宏观的、农场规划方面的事情，而李莉就是管理微观的、具体的生产活动。
每天早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司机就都到位了。他们一共有两辆车：七吨的车主要是装蛋和一些牛奶，两吨的冷藏车装一些蛋和冻鸡。每天早上派活儿都是李莉的工作，从凌晨两点钟起床就开始检查工人们所有的昨天工作完成的情况然后把今天的工作给他们安排一下。
李莉会给每个司机一个袋子，里面除了有发票本之外，还有一个项目本。司机们按照这个本子就去送货，晚上到农场再向她交班，然后李莉再一个个核对发票，看他们开得对不对，包括价格和所有的送货情况。这样辛苦的生活意味着李莉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充足的睡眠：平均下来她觉得每天有五个小时的睡眠就不错了。
在农场的日子里我们基本没有见到李莉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尽管王弛和她在管理思路上有种种不同，但是护士出身的李莉对清洁、免疫等工作的重视甚至苛求使整个农场十几年从来没有爆发过疫病。而这个在自己手中渐渐成长起来的农场已经成为她生活的全部。事实上，农场养殖中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免疫，尤其是鸡。如果鸡不幸染上病症的话，一夜之间就会集体死亡，然后这个养鸡场就必须关闭，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再养鸡了。
护士出身的李莉总能够很好的为农场饲养的牲畜免疫，而且一做就是八年。李莉说农场的免疫工作和她当护士还是有共同之处的，毕竟这两份工作都需要细心负责的态度。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李莉觉得养鸡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而且在养鸡的过程中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所以，杀鸡的时候，多少有点舍不得：“我可以告诉别人怎么杀，可是我自己总是下不去那个刀子。而且我在这儿前半年，因为养鸡和鸡有感情。前半年我都不吃鸡，一吃鸡就想起我养的这些鸡了，我就挺难受的。”
看着小鸡一天天的健康成长，李莉觉得非常欣慰。她至今记得第一批鸡出售的那天，她是多么的激动：“那是在我们进驻农场七周的时候，我们买了二百只小鸡饲养。后来我们第一次就卖了一百出去，而且价钱还挺好的，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后来就更加有信心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养好小鸡。”
农场距离市区有五十多公里，其中一段十八公里的土路上，基本没有别的车辆经过。在这条路上，李莉坐的送货车曾经三次遭到抢劫，所以现在每天出门他们车上都带着枪。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5）
憧憬未来
赞比亚的农场大多数是白人在当地经营多年的。要想在别人已经建立的销售市场中分一杯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一开始自己带着活鸡到集市上兜售，王弛他们一点一点打开了销售市场。现在中垦的农产品已经在卢萨卡地区站住了脚。
现在农场的产品在整个赞比亚供不应求，因为整个赞比亚的农业需求以及现有满足的程度不是很高，可以预见将来在十年以内销路不会有真正的问题，暂时也不会出现压价和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牛奶往海里倒”的状况。
随着几笔资金的到位，农场的发展已经到了比较快速的阶段。回顾过去农场发展的过程，王驰说：“我曾经在内蒙古呆过很长时间，农场的发展用内蒙老乡的话讲就是：‘驴走驴看。’或者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前途，王驰希望能够越轰轰烈烈越好，而他目前的经历也是越来越富有色彩。即使现在王驰的计划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抽象的目标上，他不知道具体自己要养多少只鸡，也不清楚最终要把农场发展成怎样的规模或者把市场锁定在哪个位置上，他现在最大的野心是能够争取到一笔680万美元的贷款，这样他就可以实现不少理想，也能够让农场在短时期内达到比较全面比较完善的发展。
王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几岁退休。他记得曾经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有这样的情节：美国西部的一个农民，他有四个精壮的儿子，这老头在咽气之前也是绝对领袖。后来某地发生了事故，老头骑着马就奔赴事故现场，那马在跳跃一个栏杆的时候把老头摔下来了，当场毙命。王驰觉得这是一种死得其所的方式，他认为那些经营农场的人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事业和生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王弛夫妇离开中国已经十多年了，女儿现在在南非读书，只有母亲还在北京。中国有句老话：“父母在，不远游。”不过王弛说，母亲当初给他起这个名字时也许就注定了他会离家很远。作为国有企业的外派人员，王弛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将来。但是他觉得，任何事情的过程要比结果重要。因为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过程，把握好生命中的每一天，享受这其中的甘苦，就能拥有别人无法体验的人生。
王驰和李莉已经认识20年了。这20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相濡以沫地度过，尽管都不愿回首往事，但是他们还是会记得相识的纪念日是7月11号。两个人的生活中都发生了很多事，从万里之外的北京来到了非洲赞比亚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开着车驰骋在非洲草原上的时候，他们总会有一种恍惚：在非洲的生活仿佛就是一场梦。
和王驰牵手度过20年，李莉不愿多回首。但是，只要后半辈子王驰还在非洲，她也会一直跟王驰在一起。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农民随农民。”王驰接过话茬说：“只要我不休她的话，她可能跟我在一起的几率比较高。”
“谁休谁？”李莉笑着说。在这一瞬的交流中，夫妻俩似乎有了更多的甜蜜。
非洲的原野上，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
第四部分回来，罗琦（1）
13岁，她离家独自闯荡江湖；17岁，被封为“中国摇滚第一女生”；18岁，身在巅峰却惨受失明之痛；22岁，成为中国娱乐圈第一例被公开曝光的吸毒者；23岁，带着满身创伤黯然远赴他乡。她的名字尘封已久，却从不曾被人遗忘；她的故事充满传奇，却记录着成长的苦辣酸甜；她曾经历过炼狱般痛苦的人生，却依然找回自我，重获新生。她选择回来，回来寻找自己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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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对于29岁的罗琦来说，过去的人生是绚丽而曲折的。她富有诗意地将自己的人生阶段用不同色彩来比喻：童年时代是粉红色的；父母离异后是灰色的；在北京的日子是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