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暴虐行为。只有具“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的母亲，才能在本能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真正成为“人”的母亲。而我的继母，显然不属于后一种。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继母排斥前妻和养子的本能来源于称之为“里比多”（Libido）的性动力，它是人的动物性的一个重要部分。“里比多”是非理性的，它的非理性发展是精神病或不道德行为。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本我”（Id）是生物本能之我，“自我”（Ego）是心理社会之我，“超我”（Supergo）是道德理想之我。只有用“自我”调节“本我”，即理性控制本能（Libido），才能达到人格的层面；进而实现“超我”，即良心的自省和道德的完善。
追根溯源，继母问题产生于家庭的重组。婚姻自由本来就包含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的双重意义，所以从法律上说，这是当事人的私事。恩格斯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注4）这个观点时下被许多人津津乐道，被许多影视剧中的角色以不同的话语加以演绎和诠释，好像恩格斯也是个爱情至上的琼瑶迷，结束“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但合理合法，简直就是一次道德净化的过程。
其实，这是对恩格斯的误解。恩格斯批判的是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把婚姻当作商品，把洞房之夜沦为一种变相的卖淫；所以他尖锐地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离婚都是合乎道德的；法律给离婚以自由，也并不意味着，道德会给每一个离婚者献上一只祝福的黄玫瑰。
印度电影《流浪者》里有两句著名的对白：
法官说：“法律不承认良心。” 丽达回答：“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 这就是英国王子查尔斯和卡米拉“合法”地再婚时仍要进行道德忏悔的原因。
爱情的本质是性，而婚姻的本质里既有其两性的自然属性，又有其社会性，即家庭的属性。那些为了追求自己的所谓幸福而对子女遗弃，漠视，乃至虐待的行为，不但是家庭责任感的缺失，也是对婚姻的背叛，是对爱情的亵渎。
据专家统计，犯罪的未成年人或“问题少年”大都来自不负责任的“缺陷家庭”。当年，我为了逃避那个没有温暖的“缺陷家庭”，“恰好”走进了书店；今天的的孩子还会像我那样幸运吗？
鲁迅在《随感录》中说：“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孩子之父（母）”与“人之父（母）”体现的是本能与理性的差别，是“本我”与“自我”的差别，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差别；一词之差，天上地下。
四． 自欺的证明
九十年代初，大概是九二年，七十多岁的父亲终于入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那是在一次看望他们时“妈妈”说的：
“知道吗，你爸爸入党了。”
说这话时，爸爸在一边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态。
“妈妈”抱怨：
“这么大岁数还入党，也不知图个什么，还得交不少的党费。”
多年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不甚了解他的丰台区老干部处的党组织。从表面上看，四十年代投
身革命，半个世纪的追求始终不渝，确实让人感动。
我也在想，父亲如此地执著，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或许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想过入党作官；但他更想要的是证明他自己。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的“同路人”，这个观点在五九年“反右倾”时被充分发挥，康生写过一篇文章，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抛开这里“左倾”的成分，“同路人”的观点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父亲当年参加革命，不过是要证明他（他们）的行为是“革命”的。
我想不出父亲在四六年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还能跑到什么别的地方，才能给自己喜新厌旧，抛妻弃子的行为罩上一层“正确”的光环，才能逃避舆论的谴责，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说，当“里比多”（Libido）——即“爱欲本能”被家庭和舆论所压抑时，他（他们）找到了一个“合理”释放“里比多”的出口。
所以他带着表妹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此后他五十年的孜孜追求，他的“左”得可爱的怪癖，均来自急于证明自己的潜意识。大概是表演得有些过头，得不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甚至觉得他的入党动机可疑，所以一直不被接纳。像所有失去愈多愈不愿罢手的人一样，他退休后的执著所体现的不过是一种补偿心态。
其实，他的入党已证明不了什么，党员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
姐夫是学军工的，上大学时就入了党；姐姐说她入党前曾写信给父亲，要他提供相关的个人材料，父亲居然拒不回信，一点“同志”的道义也不讲。
一九九六年暑假，那是个难忘的夏天。我带领师范“摄影小组”的学生和高考完毕的女儿登上了黄山，我们在山上跑了三天，住了两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看到了日出，第三天上午看到了云海，还遇到了难得一见的“佛光”。
我们十几个人站在“莲花峰”的一块山崖上，云海无边，云涛在脚下慢慢流过，人如同凌空御风而行，感觉十分的快意。不经意间，眼前现出一条彩虹；先是向下的一个弧，渐渐地延伸闭合，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光环；光环中恍恍惚惚，有些影子在浮动。我忽然灵光一闪，大叫：“佛光！这是佛光！”大家都激动了起来，向天空挥臂喊叫，那七彩光环中立刻闪现出无数条光影，有长有短，有远有近，有的好像就在眼前晃动；如佛展千手，似佛现万像；那万千的变化，令人惊心动魄。山崖上几个港客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而山崖下离我们仅几十米远的游客好奇地看着我们，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几分钟之后，奇妙的佛光渐渐淡去；我们还兴奋地议论着，迟迟不愿离去。
回京后，女儿拿到了入学通知，她被北京一所部队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录取。
正文 第七章 回到起点
（更新时间：2005…9…4 10：29：00 本章字数：13273）
第七章 回到起点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
一．仇父情结
有一次在父母家，我偶然发现米袋里有一只老旧的木碗，感到奇怪：
“你们还用这么个东西，又脏又旧的？”
“妈妈”脱口而出：
“这就是你小时用过的嘛！”
我小时用过的？我更感到诧异。奶奶给过我一只，怎么又有一只？
“你想要就拿走。”爸爸不动声色地说。
我把它拿到手里，看着爸爸：
“是奶奶给你的？”
“是的，早的事了。”爸爸的回答含含糊糊。
我没有再问。
回到家，我仔细端详：这是一种在南方经常可见的普通木碗，上面有一道细而深的裂纹；碗边已磨得很圆，是使用过的痕迹；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斑驳发暗，几乎没有了木材的质感，真像是个古董。
在我小时，孩子是不许用瓷碗的，因为打碎了可惜。通常是用木碗，用钢精（铝）碗则是较高的待遇了。
这只我幼时喂饭的木碗是奶奶给他们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奶奶这么做的用意，莫非是想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昔日的过失，不要忘记对我的亏欠？可是，他们竟然毫不经意地把它扔在米袋里用来量米！
奶奶给我那只碗距她老人家去世仅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只木碗是奶奶什么时候给他们的呢？
爸爸为什么闪烁其词，不愿意说明这只碗的来历？
我脑子里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难道，是在奶奶病重之时？
若奶奶是在病重之时将它交给爸爸的，一定是头脑清醒并且有所嘱托。那么，爸爸说的奶奶“病重说不出话”等等又俱是谎言。而不通知我，不让我和奶奶见最后一面，更是爸爸和“妈妈”别有用心了。
在奶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对奶奶做了什么，他们又向我隐瞒了什么？
我简直不敢想，但又不得不想。
我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现在，这两只年龄和我一样大的碗被我小心地珍藏。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把它们拿出来，轻轻地抚摩，细细地把看；睹物思人，我百感交集，缅思无尽。
“你们这两个…卑鄙无耻的…狗男女！我…，我打死你们！”
我一边愤怒地责骂，一边左右开弓，疯狂地搧爸爸的耳光。
“为奶奶…，为母亲…，为姐姐……”
爸爸的脸在我的抽打下像拨浪鼓一样来回摆动，“妈妈”在一旁惊恐地看着。我筋疲力尽，喘息着，几乎透不过气来，手还在不停地挥动……
我从梦中醒来，心跳加速，浑身发热；相似的梦境，已出现过好几次。
是的，我恨他们。他们不但伤害了我，也伤害了我身边所有的善良之人：爷爷和奶奶，母亲和姐姐，还有外公。可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能做。
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感到畅快淋漓，也让我感到恐惧。爸爸已七十多岁，如果这样的梦有一天真的在现实中发生，足以要了他的命。
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更进一步说，“梦是一种（抑制的、受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 梦表现的是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望，所以梦境心理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
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在其三到五岁的儿童期，就有仇父恋母的潜意识——“俄底浦斯情结”。俄底浦斯是希腊神话中杀父娶母的悲剧性人物，成为“仇父情结”的一个符号。
但我的儿童期“没有父母”。八岁之后到北京，知道自己有继母之后，似乎也未曾“仇父恋母”，虽然有的是对他们的疏远和不满。
对他们有打自心底里的蔑视和反感，是在我逐渐了解事情真相的三十岁之后；这和“俄底浦斯情结”似乎有点大相径庭；或者，是一个特例。
我的这种“情结”不但被道德和教养的“自我”所压抑，还被另一个梦不断地冲淡，那是一个人性和良心复活的梦。
作为一名教师，我有一个体会，五十岁以后的心态与二三十岁时显然不同；对学生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对自己多了一份反思。我有时想，父母已垂垂老矣，在他们人生的暮年，也应当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去，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或许，我也能等到他们迟到的歉意，而且不会等得太久。我用这种人道主义的虚幻安慰着自己，用“以德报怨”的信条勉励着自己；因为即便是为了女儿，我也应当维护这个形式上完整的“大家庭”。
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梦中爆发了。
我想起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杀父﹑弑继母的案例，心有所悟。对于我来说这“似现实”的噩梦，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竟是“似噩梦”的现实。在心理状态上极其相似，不过是发泄的渠道不同。或许有这梦的宣泄，能减少人间惨剧的发生？或许就是这些梦，反成了暴力行为的启示？
我不知道答案。
但肯定的是，理性虽不能阻止噩梦；却能阻止噩梦转变为现实。
幸亏我还没有失去理性。
我，奶奶，还有母亲，是忍让了太多，压抑了太多。
我暗下决心，即便我可以忘记过去的不公正，也不会再容忍新的不公正。
二 。 信贷消费之先驱
1998年9月7日，《北京青年报》的“金融时代”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百盛购物又添新招 大型家电分期付款——一周来咨询者数万”；右下角有一张商家与我妻子“交接”电脑的新闻照片，说明文字是“邓老师拿到了分期付款买到的电脑”。
文章称：“邓老师也同许多京城老百姓一样，首次在现金消费以外接触到了一种新鲜的消费方式：信用消费。”
“邓老师是百盛接待的第一位分期付款的消费者。她与爱人共同从事教育工作，月收入加起来仅有2000元钱，唯一的女儿今年大学三年级，计算机专业，能够拥有一台个人电脑是女儿最大的愿望。为了这台电脑，邓老师一家省吃俭用已攒了三年钱，每月还要从牙缝挤出150元为孩子租电脑。”……
数万人咨询，第一个尝试；我们“一不留神”当了回第一。
女儿上了大学，并没有让我们松一口气，每学年三千五的学费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教师长了几次工资，生活已有所改善，加上零星的家教，我们两人一个月的收入达两千多元。孩子上大学每月要生活费不说，平时在计算机房上机都要按小时收费。后来学生们觉得还是租电脑合算，先是几个人合租，后来又个人租。计算机专业的不摆弄电脑不行，我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上万元的电脑太贵，恐怕等到女儿大学毕业也攒不够钱。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指望父亲和“妈妈”能伸以援手。他们从来不过问，我们也不会求他们。
我从八岁到北京，精神上就已经独立；虽渴望家庭的温暖，愿意得到帮助，但从不依赖别人，也看不起那种成年后仍依赖父母的“爹养娘饭小儿曹”。
所以百盛大厦的信贷消费还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不过报道里没有提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钱不够，百分之五十的首付款中还有岳父支援的一部分，为了女儿，我们接受了这个帮助。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苟言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什么朋友来往，因为他没有朋友。
有一回我和老二聊天，说到现在报上老在讲“三个代表”，也不见解释“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什么。他正坐在旁边，激动得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来告诉你们！三个代表就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熟练得像学生背书。
他坚持订“党报”，天天学习，自觉紧跟。想当初，他“拥林”和“批林”一样的积极，“学邓”和“批邓”一般的虔诚。别人还会在私下里发些政治牢骚，但他绝对不会。家里讲的，一定是报上写的，一定是领导在会上说的，保证是一字不差。
老四事业顺利，从售货员到会计，由会计到经理，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有一回开车送父亲去单位报销药费，一下车父亲逢人便解释：
“这是我儿子买的车，不是公车，我是不会占公家便宜的。”
这是听“妈妈”后来讲的。连她都埋怨：
“你也不是领导，你说这些干嘛？”
父亲不答，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
这已不是什么政治信仰，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或政治表演。
如果说以前是为了入党，主要是表演给党组织看；现在的表演，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我能看透他这种近乎变态的表演。
他一生欠革命的“债”，因为对待革命，他也玩了一次“信贷消费”。
当年携表妹出奔，若是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躲一两年，也就罢了；可他非要戴一顶“红帽子”以正视听。革命队伍的人想必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好糊弄，带个漂亮女人来“革命”，怎么看怎么像是私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