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教育家陶行之先生说过：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如果没有二位恩师“从心里发出来”“打到心的深处”的教诲，我或许永远不会消除心中的不平和愤懑，最终成为一个怨天尤人的傻瓜。
压在我心头上的块垒逐渐消融，一度迷失的“浪子”，终于回头了。
张老师也夸奖我的作文。有一回张老师在班上朗读我的一篇回忆江南景色的作文，他那抑扬顿挫富于情感的语调把我带进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写的；如同一支普通的乐曲经由小提琴大师用名琴出色地演绎，展现出神奇的魅力；我们都陶醉在其中。张老师念完后，有好几秒钟，班上静静的。
张老师教导我们写文章要有一种整体的内在的美，不能仅注意辞藻的修饰，他引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我一直铭记在心。
他还给我们讲过清代学者王国维的立志成功“三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张老师讲解这几句词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稀可辩。
六十年代初有一股翻案风，给曹操翻案，给潘金莲翻案。我们在图书馆的报刊上看到有关内容，很感兴趣。在给潘金莲翻案的问题上同学们看法不一，成了宿舍熄灯后 “卧谈会”讨论的热点。有的说她反封建，追求爱情自由；有的说她是淫妇，伤风败俗。我们争论不下，去找张老师评判，张老师说得很干脆：
“我觉得潘金莲再追求自由也不应该毒死无辜的武大郎。没这一条，他爱谁都行；有这一条，我看她永远翻不了案。”
张老师的话一针见血，说得我们心服口服。
的确，如果某种男女之情“自由”到了泯灭人性的地步，人性为什么还要包容它？
“文化大革命”中，张维安老师受到冲击。“文革”后，他的历史问题被平反，张老师也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数篇大块头的文学评论。他的文章论述精到，行笔流畅，文采飞扬，在当时颇具影响。正当张老师由逆境转入坦途之时，他被诊断得了肺癌。
在他生病期间，我回北京看望过他几次。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中透出一种悲怆，每次离开他时我都几乎要落泪。他的追悼会我没能参加，我远在密云，是事后才知道的。
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凡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惜乎痛哉！
诲人不倦、才华横溢的张老师！
三． 刘校长的仁政
农校还有一位好校长，他的名字叫刘宗藩。
刘校长差不多每周要给我们作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是国内外形势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其中重要的是热爱农业的“专业思想教育”。别的领导的报告大抵枯燥无味，但刘校长极富演讲口才，他的报告幽默生动，我们特别爱听。
刘校长有胆有识，启用了一批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即包括张维安在内的一些人，让他们当上教师。这部分人不少是大学里的才子，教学水平非常的高。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这成了刘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罪状：招降纳叛。批斗时让张老师他们陪绑。
虽然农校的粮食定量比较高，自己还有猪场，每个月能吃一次炖肉。对于我们这些活动量大的小伙子来说还是不够。在困难时期，饥饿是困扰我们的主要问题。
饥饿是什么感觉？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说：“哦，那没什么，为了减肥我有时也会饿自己一顿的，是有那么点不好受，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多年的饥饿和食品匮乏，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一个遥远的噩梦：不再可怕却挥之不去，可以回忆却难以言传。
我们那时好像是一群饿狼，寻找任何可以放进嘴里吃的东西。收水稻劳动的间隙，有一样工作是要抓紧的：将一支稻穗放在手里来回地搓，搓出米后小心地把稻壳吹掉，然后将米粒倒进嘴里，那新米嚼起来味道很香。这种“手工碾米”的效率很低，一次最多也就二十几粒，那可是我们劳动时重要的加餐。
如果不是收稻子，我们也能找到加餐的东西，因为农场里有的是农作物。萝卜、白薯，从地里挖出来用手擦擦泥就吃；灌浆的玉米棒子，半青半紫的茄子，摘下来就大啃大嚼；周末几个人合伙在水田里捉青蛙，当场开剥，然后用铁桶架起柴火煮了沾盐吃，几乎连骨头一起咽；我们还烧烤过蚂蚱、知了，不是为了寻求美味，而是为了填充老是空虚的肚子。
如果饿得睡不着，同学们就躺在床上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吃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会餐”，在美好的想象中咽着口水，慢慢入梦。
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能够一口气嚼完二两糖块，一口气吃掉半斤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土制“月饼”。那是“个人购货证”每月的定量：二两糖半斤点心；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营养大餐。
当用尽一切“自力更生”的办法还是无法驱赶饥饿的时候，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涂改餐证。
农校的就餐证是一张卡片，每个月一张。上面印着早中晚餐的格子，定量是三四三，即早晚三两，中午四两；边上还印有加餐的格子，一个格子是二两，正餐加餐总共三十七斤，是每人的定量。吃一顿由食堂的人用笔在相应的格子上划一下。比如你中午打算吃六两，那么划一个中午的格子，再划一个加餐的格子。我们一般月初控制不住，时常六两八两的吃，到了月底加餐就紧张了；于是开始打加餐格子的主意：一种办法是用小刀把划过的笔迹刮掉，要很细心地刮，不能把纸刮透；另一种办法是先在餐证上涂一层薄薄的胶水，在水里一泡，划过的笔迹就会洗掉。其实这两种办法都很容易被识破：前一种只要对亮处一照，刀刮过变薄的地方就很明显；后一种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水泡过的痕迹。这些小伎俩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虽时时得逞，也经常穿帮。农校对这些违规行为似乎也不想严厉打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作伪的技术太差，被发现了也不过当场拒付，弄个大红脸，没有严重的麻烦。
这是否和刘校长的“仁政”有关？我想是一定的。一定是他体谅饥肠辘辘的学生们搞的这些小把戏，如果换一个“铁腕”校长，“大力整顿食堂秩序”，我们就惨了。
有一天中午，一个同学从食堂打饭回来，喜形于色；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由于开始人多，他的餐证漏划了。全宿舍一片欢呼，可再打一份他又不敢；因为打饭是一个班一队，他怕被认出来打了两回饭。我们谋划了半天，决定到最后食堂里没什么人，卖饭口合并了再去。结果成功，打回来的饭让在场的同学一抢而光。
如果说这是喜剧，那么把饭菜掉在地上则是悲剧。馒头包子掉在地上捡起来吃自然不必说，就是米饭和菜，不小心撒在地上也要尽量回收以减少损失。有一回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因为走得太兴奋了，结果把盛炖肉的饭盆儿扣在了地上，他把地上的肉块全收集到碗里，打了热水回宿舍一块一块地清洗沾在上面的泥土。别说他为此难过，大家都为他痛心。
几年前，我和来自河南农村的几个朋友聊天，他们如今在北京经商，已小有规模。当我说到困难时期的种种疾苦时，一位和我年龄相近的朋友淡然一笑：
“你们有的吃还能叫做饿？没的吃才能叫做饿！”
我有点听不懂，他摇摇头：
“你们城里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饿。”
我默然。
我不懂他们经历的饿，如同我的孩子不懂我经历的饿；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认知差异何以如此之大。
不论怎么说，有的吃，真不该抱怨什么。
不过说实在的，我也从未抱怨，那一时期的经历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磨练使我们终生受益。
刘校长是令人尊敬的老革命，是曾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位王校长，据说是长征干部，当过某元帅的警卫员，作风简朴但文化水平低。常看见他挽着裤腿在地里和学生一起干活，开会时他在主席台上一坐，从不发言。一九六二年声援古巴大会，群情激昂，口号声不断。开到要散会了，主持人提议：“请王场长讲话！”王场长像往常一样，摆摆手用浓重的南方口音说：“不说了，不说了。”可是老师和学生的掌声热烈，特别想听听老革命的讲话。王场长看推脱不过，站起身走到麦克风前，迟疑了一会说：
“我不会讲话，我带你们喊几句口号吧！”
然后他振臂一呼：
“古巴必败！”
全场谔然。主持人跑到他跟前耳语了几句，他连忙纠正：
“错了，错了，古巴必胜！”
“美国必败！”
后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古巴必败”。
农校的不少领导和老师我们都给起过外号，大多属于善意的调侃，并无不尊重之意。比如化学冯老师的外号是“使之变蓝”，冯老师讲课极好，语言严谨而不失生动，边作实验边讲解时说话半文半白：
“取碱液少许，加石蕊数滴，使之变蓝。”
令人忍俊不禁，这个外号也由此诞生。我们都特爱上他的课，我也由此喜欢上了化学，并深远影响到我后来的化学教学的生涯。
四．多彩生活
就在我的农校生活逐渐走上正轨时，我的慢性鼻炎突然急性发作。
从南方到北京，鼻窦炎是严寒的气候赐予我的第一个礼物。到医院看过好多次，滴鼻药也用过不少，还穿刺治疗过，都不见效。大夫说要动手术，这要花很多的钱，我也害怕开刀，结果一直拖了下来。没想到二年级冬天时一次感冒发烧引起并发症，鼻子和脸部都肿了起来。我请假回家，到了医院一看，大夫建议动手术。妈妈不愿意出钱，爸爸找奶奶商量，奶奶动用了她的积蓄，才在“天坛医院”给我动了手术。
手术是成功的，奶奶又一次救了我。
这次手术让我前后耽误了将近一个月的课。
农校老师的敬业精神是令人感动的。回校后我不好意思找老师补课，想抄抄同学的笔记就行了，结果各科的老师都叫我去补课；而惭愧的是，那些枯燥的“栽培”“遗传”课程我听着听着就走神，老师问一句：“明白了吗？”我楞楞嗑嗑不知说什么好。即便是这样老师也没有不耐烦，我只好强打精神，不敢再有懈怠。
农校的劳动较多，除了农忙以外，平时各班轮流参加农场的各种田间劳作。夏天要钻进一人多高、密不透风的玉米田里耪地，冬天要抡大镐刨冻土修水渠。到十一月底地里还有未收割完的水稻，必须抢收；劳动委员领来白酒，喝一口酒跳进冰冷刺骨的水田拼命割一阵，腿冻麻了跳上来活动活动再干，没有人叫苦。
学习劳动之余还是有不少的乐趣。学校有许多文艺社团：民乐队，军乐队，舞蹈队，话剧团，合唱团等等。根据兴趣可以自由报名参加。各班也有各班的特色，我们班是民乐之班，因为班上有民族器乐的能人，和我同宿舍的一位笛子高手据说是当时笛子演奏家刘森的再传弟子。有能人带头，个个都想试一把；于是纷纷参加了民乐队，从乐队借回乐器，主要是笛子和二胡，兴致勃勃地开练。
玩乐器的人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开始兴趣高，但技术差，叫做“别人不爱听，自己爱听。”如转化为自己也不爱听，那就失去了兴趣，到此终止。如能不离不弃，才可到下一阶段。
中级阶段：别人能接受，自己也入门，叫做“别人爱听，自己也爱听。”到此阶段可以自得其乐。
高级阶段：别人觉得很好，自己感觉技有未精，叫做“别人爱听，自己不爱听。”那是进入了“内行听门道”的境界，不练个十年八年是不行的。
你可以想象，一进入宿舍的楼道，耳中就充斥“初级阶段”吱吱哑哑的“音乐之声”时有多么的热闹。
但年轻人学东西就是快，加上有班里的高手点拨，没多久不少人便达到了中级阶段。
都说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我的体会是，要达到此目的，最好掌握一件乐器，那怕是粗通也好。
我是笛子和二胡都练，也都练到了可以自娱自乐的阶段，能演奏一些简单的独奏曲。
我喜欢二胡的柔和与韧性。尤其喜爱刘天华的曲子。
“良宵”的恬静，“病中吟”的婉转，“光明行”的坚定，消去了我的浮躁。
我也喜欢笛子的清脆和激扬。
我爱吹冯子存的“喜相逢”，前几个乐句下滑的花舌音，如同激动的心在颤抖；每吹奏这一乐曲，我都感觉好像有一支温柔的手在安抚我心灵的伤痛，我在向我的亲生母亲倾诉，和远在天边的亲人相逢。
“荫中鸟”活泼富有朝气，用笛子模仿林荫中各种鸟的鸣唱，几乎能够忘我；仿佛自己就是那只小鸟，心中充满了快乐。
如贝多芬所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
喜爱音乐的人是幸福的。
伟大的作家是高尚的人，与他们的精神交流也是我完成自我教育的重要一环。
我那时看的书很杂，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从名家的长篇小说，到诗歌、词赋以及传记、侦探、科幻无所不看。同学中也不乏同道，晚上躺在床上竞相背诵唐诗宋词是宿舍里的一乐。
当时翻译出版的俄国小说比较多，我喜欢托尔斯泰，契可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复活》中，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骗了女仆玛丝洛娃，始乱终弃之后使她沦落为妓女，书中描写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玛丝洛娃蒙冤服刑后的忏悔以及他人性复活的历程。作者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倾注的人道主义精神令人感动。
我总觉得，死了的人性是无法“复活”的，聂赫留朵夫毕竟还是有人性。
契可夫的短篇犀利而幽默，看他的小说如同看一出喜剧，轻松愉快又耐人寻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描写人性的堕落，善与恶的冲突，都令人心灵震撼。
六一年出版后就热销的《红岩》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很大。被称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科书”。书中正直无畏不怕牺牲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是我们克服当时种种艰难的精神支柱。
外公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我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其中古诗词中的“入声”韵就让我搞不懂，因为念起来明明是不押韵的。外公告诉说普通话里没有入声，用南方话念就押韵了。他让我用南京话朗诵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果然就非常的顺。
有一回我写信向外公请教干支记年的问题，他的回信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信纸，虽用钢笔写就，但字字工整漂亮，如毛笔的小楷。为了让我能明白，除解释天干地支以外，从甲子开始，六十个干支组合按顺序排列，一个不差。这种近于“迂”的治学态度真令人敬佩。
我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句话：“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即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以明日之我挑战今日之我。我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吐故纳新，逐渐地完善自己。
在农校我们享受国家的助学金，扣除伙食费后每个月还能发三块五的零花钱，我们戏称挣“三十五大毛”。这“三十五大毛”用于每个月的生活必须品后所剩无几，但毕竟除了衣物以外已不用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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