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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我们和这个公司一位姓王的经理正襟危坐，用冷淡的语气互相套话。
“我们想从您这进点大白兔、喔喔奶糖。”我说。
“你们找错地方了吧，我这没有你们需要的糖。”
我和男记者没有料到他会拒绝自动上门的生意，一时没有心理准备。
“我们是做养殖业的，怎么会有糖呢！”王经理继续说。
还好我们的应变能力比较强，立即反应过来，开始运用我们死缠烂打的本领。可能是我们所说的数量吸引了他，最后王经理终于妥协了。
“你们是谁介绍的？”
“马俞。”
幸好在以往的偷拍中，我们曾听线人提及过一个制糖销售员的名字，才没有露出马脚。（在他们这一带的造假厂做销售员，一般不是固定在某一个厂里，而是哪有业务就往哪做，所以销售员与他们都认识。）
“你们是湖南的？怎么没有一点南方口音呢？”都是那位男记者出的纰漏，说了一口正宗的普通话。
我赶紧说：“我们都是北方人，只不过现在在湖南工作而已。”
“喔，原来这样，去湖南多久了？”
“刚过去，还没有半年呢？”
……。。
正当我们以为已经获得了他的信任的时候，那位姓王的经理突然冒出一句：“你那个黑包里装的什么？”
“没甚么，只是一些个人的东西罢了。”男记者说。
“能给我看看吗？”
“您这是什么意思，摆明了就是不信任我们嘛。”我气愤地说。
“想知道是吗，那你就看看吧。”说完这话，男记者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把夹在腋下黑包里的东西哗地全倒在他面前的桌上。
幸亏来之前我们就有所防备，把以前惯用的包式偷拍机换成了钢笔偷拍机，这个皮包，只是我们的障眼法罢了，想找我们的毛病，没门。
王经理一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物品，放下心来，开始对我们殷勤备至： “别怪我不相信你们，我也是迫不得已呀，现在正是打假高峰，尤其是那些记者，最喜欢搞偷拍，你说要是被曝光了，那我们这以后的生意可怎么做呀……”
第三部分第11节 新闻暗访中的“三十六计”（3）
这个被记者一乍，弄昏了头脑的傻厂长，其实只差一步就能抓到我们偷拍的真实身份，但可惜“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最终，假糖的新闻还是被记者顺利偷拍成功，制作成曝光新闻播出了。
计策七：美人计
很多人都说美女好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隐性采访过程中，派遣漂亮的美女记者搅乱军心，吸引视线，此“美人计”在各种隐性采访实践中多有用到，至今没有失败的案例，可见此计之精妙，称得上是“杀手锏”。
图14：偷拍造假者车内交易
暗访无极假阿胶事实上前后经过了两年时间，本书开头介绍的那次采访之后，记者们多番寻找，又找来了一名广东专做药材生意的老板，货真价实的“药贩子”。这老兄讲一口地道的广东话，无论从气质还是知识量来说，一看就是一个成功的老板，五短身材，微胖，穿着一件宽大的名牌皮夹克。别看他是一个买卖人，却狭义满腔，据他讲，他也曾被人用假药坑过几次，痛失过几笔大买卖，因此一提假药十分气愤。听说中央电视台记者又要去暗访阿胶村，连生意都不做了，要求同记者一起去打一回假。为了使这些化妆成跟班的记者们具备一些医药知识，他专门抽出一天时间，强化培训，教授药品的药理、药性、鉴别以及在药品买卖中常用的切口术语。直到全部参与采访的记者都可以摇头晃脑地，象商人一样大念药材经。有了这些准备之后，又特意增加了一名女记者一同再度前往无极，在这第二次采访中，女记者使出“美人计”，十分精彩。当时参加暗访的记者回忆起十年前这段故事，仍面有得意之色：
“这位女记者叫小牟，道是真值得一提。她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北京模特大赛，并勇夺亚军，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北京小姐”。1米75的个头，挺拔而又婀娜，浓密的长发瀑布般披散在肩上，唇红齿白，目似朗月，爱说爱笑，与偷拍记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到中央台后，大家曾把她捧为“审片美女”，用以专门向领导施美人计，以便顺利通过片子的审查。
这次暗访假阿胶村，她也是主动请缨，考虑到一个女孩子到那种地方去，实有不便，但是，她一再找我讲述她参加我们暗访，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不过，又增加了一份担心，不知道她与老板配合得怎样，在去假阿胶村的头天晚上，我们请广东老板一起吃饭，小牟同老板站在一起，立刻引起大家一阵哄笑，高的太高了，矮的又太矮了。然而，他们两个人感觉都十分良好，小牟由于是后参加的，根本不懂得什么药理药性，然而她觉得这样更好，老板的小蜜如果过分精明，恐怕小蜜的饭也就吃不长了。广东老板，虽说不是登徒子，但美人在旁，也难免“与我钦钦，惺惺相吸。”
图23：造假村
再闯造假村之前，我们听说，上次我们离村后，村和的高音喇叭广播说：“近来有一伙身份不明的北京人，来村里买阿胶，今后凡是遇到这种人，首先一定要查明身份，并且要有我们熟悉的中间人介绍，决不允许让买阿胶的人接近生产现场！”
在去往假阿胶村的途中，我们在安国专门包租了一辆当地的出租车。而我们坐的车则暗暗地跟在后面。这次进村，我们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在村口停留，直奔我们已探明的造假场地。出租车在村子的一个空场上停下来时，由于是当地的牌照，没有什么人围观。
身着黑皮夹克的广东老板拉着一袭红色风衣小蜜的手，从车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打扮成小跟班的偷拍记者。黄色的土地上，一黑一红，极为抢眼。他们走到了一处房檐下，正在懒洋洋晒着太阳的农民身边。
老板超着生硬的广东普通话发问：“我是从广东来的，经人介绍，特地到你们村采购阿胶，我要的量很大，请你们多叫几个人来。”
那几个农民见他谈吐不凡，也变得恭敬起来，打发一个小孩飞也似的去叫人，不一会儿，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出现了，先是与广东老板握手，互致问候，接着就开始发问：“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这里有阿胶卖，广东老板十分轻松地说出了一处在安国的药材公司，说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卖到南边去的阿胶都是他经营的。这一点倒是不假，因为安国的药店，除了经营假阿胶外，同样也经营真阿胶。不甘寂寞的小蜜说话了：
“我们是昨天才来这里的。”
说着，就从兜掏出一张安国宾馆的发票，那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还真不客气，接过发票仔细地看了一遍。
这时又有很多村民围了上来，广东老板这时拿出手机，装模作样地说了一通广东话。这就是给我们村外的记者发来了信号。我由于上次去该村，身份已经暴露，无法与他们并肩作战，只能在村外遥控指挥。我的手机里传出了当地农民的问话：
“你有身份证吗？”
老板：“这是我的身份证，拿去看好啦。”
“你有名片吗？”
老板：“这是我的名片，不多几张了，你们都拿去啦。”
“上面的电话，我们可以打一下吗？”
老板：“没问题啦，尽管慢慢打啦。”
小蜜：“这些人真麻烦，是我们买东西，还是他们买东西。打令，我们走吧。”
这时，手机出现一阵干扰声，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开始出汗了。
在村子里，广东老板把手机放回皮夹克兜里，手机依然是开着的。由于事先有准备，这几位记者都持有外地身份证，毫不含糊地掏了出来递给对方。可是他们还是对其中操着标准北京口音的“女秘书”起了疑心，有一人甚至说：“露馅了吧！你一定是女记者。”广东老板马上用地道的广东普通话说：“这是我的秘书啦。”村里人又问：“广东人怎么用北京的秘书？”广东“老板”说：“我全国各地都去的啦，在北京有北京女秘书，上海有上海女秘书，其他地方也有其他地方的女秘书啦！”
广东老板油腔滑调的一番话，把围着他的人都逗笑了，小蜜作不依状，用粉拳轻轻锤了老板一下。
盘问足足持续了40分钟，等在外面的记者焦急万分，不断向村里“老板”问讯情况，“老板”泰然自若地用广东话回答，依然一副业务联系繁忙的派头。
村里药贩子和造假者终于开始相信我们了。钻到车里，几个人开始了假阿胶的交易。
“这里阿胶怎么卖？”
“30元一公斤。”
“包装有吗？”
“有，什么牌子的都有。一顿外包装3000元，都是电脑打印的批号。”
“这种现货有少？”
“在安国有一吨，现在就可以提货。”
“怎么这里没有？”
“一般我们都不放在村里，这里常有工商、公安来查，所以我们的或都放外村，还有的一生产出来就拉到安国，那里有我们的库房。”
“在哪里取货？”
“安国。我们那里还存有一吨货。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130卡车停在安国。”
“我要先看货。”
“货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第三部分第11节 新闻暗访中的“三十六计”（4）
“我们广东人是很认真的，看不到全货是不会给钱的，而且我还要你给我提供一批印有“山东阿胶”的商标和包装盒，我的电话和联系地址，你都有了，请你把联系电话也给我。这笔货你放心，我肯定要。这是定金两千，你先拿着，等货齐了以后，我会附现金。”
坐在车后座的偷拍记者一边拍，一边暗自叫绝，对广东老板熟练的业务佩服极了，而坐在老板身后的小蜜，也不时地插上两句没头没脑的话，纤纤素手搭在老板肩上，不断地问这问那。
“这阿胶是真的吗，怎么这么便宜啊。早知道是这样，干脆我们自己也做一点吧。”
老板佯装不高兴地回头瞪了她一眼，“你不懂，我们这是谈生意啊。”
小蜜：“都这么晚了，今天赶不回北京了。明天的飞机都得误了。”
和广东老板谈生意的假阿胶村药贩子十分理解地对小蜜说：
“我们这些阿胶做起来也不容易，还经常担惊受怕，刚才给你看到的那批货都是藏在鸡窝里的。我们的生产已经进入淡季，没有更多的存货，不过你想要，我还是会给你组织货源。”
有了广东老板的配合，再加上小牟精彩绝伦的“美人计”， 一访无极凶险不堪，二访无极却是这样的顺利。
第三部分第12节 是计谋还是骗术（1）
在第一节中我们列举了新闻隐性采访中“三十六计”中的七大计策，那么，在隐性采访中，记者所使用的采访方法是计谋还是骗术？有观点认为，不管出发点如何，隐性采访始终都是一种欺骗的手段，特别是当媒体使用了颇有争议的摄录设备时，这时，采访者的三十六计也成了骗术，摄录记者端起设备的行为就被判定为不逆。
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日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简称《规定》），规定对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而私自录制的音像资料，法庭可以采纳为证据。这一规定引起了媒体持赞成态度的不少。而就在《规定》正式实施前几天，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翁维权等34名人大代表提出227号议案《关于“电视暗访”应当立法的议案》。提出这一议案的直接原因是某地—家医院的负责人被人用针孔式摄像机偷拍了隐私，并制成录像带公开传播，引起普遍不满。这些全国人大代表担心，如果任由偷拍手段进入人们的生活，会导致人人自危。
一边是媒体的叫好声，一边是人大代表的担心，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了人们对电视暗访的矛盾心理。而如何规范暗访，使之取得良好的效果，是包括媒体在内的全社会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一次关于电视隐性采访问题的讨论会上，有电视记者说：“我们与社会上那些侵犯隐私的偷拍不同，我们的偷拍都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这里暂不讨论行为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电视暗访有没有被滥用的可能？
的确，在批评性报道的情况下，记者往往是隐去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用虚构的身份进行采访，这可能悖逆了采访对象的个人意愿，向大众揭示采访对象的某些不愿为人知晓的隐私。用虚构的身份，带有某种目的性的接触被采访对象，博取被采访对象的信任，从而能够顺利地进入某些平常不易进入的黑窝点，获取第一手资料，使之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这对于不法之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没有想到，曾经让自己推心置腹的那些“客人”，真实身份竟然是记者。
笔者认为，一味地否认隐性采访方法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隐性采访是一种技巧，是记者获取真实信息的一种手段。众所周知，媒体不光是政府宣传的喉舌，同样也是群众的喉舌，进行批评性报道时，大部分记者采取的采访方式肯定首选是暗访，不可否认，现在，新闻记者的采访遇到了很多困难，记者越来越不受欢迎。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好多地方，包括商场等一些公共场所对媒体是特别的小心，采访前要事先与被采访地的负责人打好招呼，将采访内容、采访对象等一一告知，然后被采访方根据记者呈上的“报告”再行定夺，正面的报道，对自己有利的宣传，负责人当然首当其冲，第一个同意媒体的此举做法，并且对来访的记者一定是招待有佳，毫不怠慢。如果是负面报道，那么被采访地的负责人肯定又是另一副嘴脸，什么“我们这没有你们想要的资料，更何况我们是公共场所，媒体来访，将会影响我们的正常营业，恕不接待”“你凭什么来采访”等，诸凡能想到的理由，都将记者拒之门外，连门都进不去，何以来采访、何以获知真相，何以将不法之人曝光于天下。
图15：伪劣摩托
在隐性采访中所用的计策也只是记者为了获得更详尽的影像资料，或者说是记者为求自保的一种手段而已。记者将真实的事实通过影像资料反映出来。没有虚假，只有事实的真实记录。新闻讲究的是真实，用事实说话。当新闻失实成了媒介的一大弊端，用虚假的新闻来提高收视率、扩大发行量成为越来越多媒体大鳄们的不二法门时，隐性采访所带给受众的真实，更显得难能可贵。有人说隐性采访无外乎是记者们用坑蒙拐骗的伎俩骗来的新闻素材，这种说法事实上忽略了一点，即手段和目的的区别。我们所说的隐性采访，自然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虚假成份的隐性采访，对观众来说是技巧，而不是欺骗，是记者为了揭示社会阴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