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的是潘老，我不敢否认。
看我点头，顾老哼一声，狠狠地说：“这个老不死的，我猜就是他！他就想把什么好事都往李宁玉脸上贴，把他一家人都画成个大英雄，其他人都是汉奸、走狗。卑鄙！无耻！姓潘的，我还没死呢，你就敢这么胡说八道，我叫天劈你！你这个老骗子！老滑头！”
老人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话语中不时夹杂着骂人的脏话和发烫的感叹号。好在她女儿在场，及时劝阻，总算把她的愤怒平息下来。平静下来后，老人家把我的书稿找出来，丢在我面前，依然气咻咻地责问我：
“你觉得经得起推敲吗？你想过没有，当时那种情况下，肥原可能把李宁玉的尸体送出去吗？他为了抓老鬼可以把我们几个大活人都关起来，凭什么对一具尸体大发慈悲？就算李宁玉以死作证，让肥原相信她不是老鬼，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尸体送出去。没时间！晚上就要去抓人，谁有心思来管这事？不就是一具尸体嘛，丢一天有什么要紧的。何况你自己也写了，肥原还搜查她的尸体，干吗要搜查？就是不相信，起码是不完全相信。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要放她出去？难道不放她出去肥原要吃官司不成？”
“这……”我小心翼翼地说，“通过检查，发现李宁玉身上没藏情报……”
“然后就相信了？”老人家一阵冷笑，“什么检查？就你写的那种检查吗？那种检查能证明李宁玉身上没有藏情报？笑话。她身上可以藏情报的地方多着呢，如果要彻底检查必须开膛破肚，这样的话没一天时间根本检查不下来！既然没有彻底检查就不会有彻底的相信。然后你再想想，你是作家，应该有这种判断力，既然无法彻底信任她，怎么可能把她的尸体放出去，万一她就是老鬼呢？那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开，大家都很谨慎的，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变计划。如果按你这么写要那幅画干什么？不需要，只要能让尸体送出去，什么都不需要。我敢说，外面的同志只要一见李宁玉尸体，不管她在遗言中怎么说，病死也好，车祸也好，那个会议绝对要取消。你不想想，一个好好的人，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突然死了，你难道会一点警觉都没有？只要有一点警觉，会议就开不成，就要取消，必须取消！哪怕是搞错了也要取消，这就是地下工作。”
老人的这一番话震动了我。
震动是接二连三的。随后几天，老人家约我去了她建在乡下的别墅（离台北市区八十公里，有些证据珍藏在此）作全面访谈。毕竟年龄不饶人，每次她只能跟我谈一个半小时，其间她时而躺在杏仁色的贵妃榻上，时而坐在朱砂红的藤条椅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带我走进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我自以为熟悉、了解的世界。
·12·
第一章
1
青藤，紫竹，鸟语；
老人，暮年，世外。
眼前的一切是我诚惶诚恐地走进老人家乡下别墅的第一印象。院落不大，但清风雅静，花香鸟语，听不见市声，闻不见俗气，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味。一栋三层小楼，红砖黛瓦，青藤攀援，紫竹环绕。客厅的布置中西合一，既有路易十四时期式的沙发、躺椅，又有纯中式的神龛、案台，香火袅袅，供奉着观音菩萨。尽管一见面老人脸上依然残留着昨日的愠容，但我发现精致的藤桌上已经摆好了紫陶茶具，由此我明白老人已准备接受我的采访。我心里窃喜，但决不溢于言外。我深感低调也是一种厚重，只不过这种厚重与老人家的厚重不一样，她是参与者、经历者、拥有者，而我是挖掘者、守望者。
当保姆将沏好的铁观音倒入茶杯，那缕缕清清的飘香，带着我和老人飘回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惊心动魄的往事中。很明显，老人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的，她穿一套淡蓝色婆婆衫，飘逸而有质感，一只（又鸟）血玉的手镯悄然地透出她的高贵和富有，白皙的皮肤密布着无法掩饰的老年斑。尽管萎缩的嘴唇涂抹了淡红色的唇膏，像在努力地守护多年的秘密，但此时此刻，我总觉得像走进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老年的场景：她们的眼神里都暗含着一种逝去的时光，和一种世纪老人特有的闪烁不定的秘密和迷茫。
“老人家，您说情报是您传出去的，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传出去的？”我直奔主题。
“你应该问我，我为什么要帮李宁玉传情报。”老人反驳我。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伪军！”
“您是李宁玉的同志？”
“那要看怎么说，如果对日本佬我们就是同志，没有日本佬我们又是敌人。”
我恍然大悟：“您是重庆的人？”
她淡然一笑：“哼，算你聪明，猜到了，我是军统安插在汪伪组织里的卧底。”
我马上想到，她豪富的父亲一定也是军统地下特务。
老人家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只像框一相片上是一架美式喷气式飞机：“那就是我父亲送给汪精卫的飞机，也是我们父女俩打入汪伪政权的见面礼、敲门砖。其实，飞机是戴笠送的，不过是借父亲的名而已。”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
老人用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了抚手镯，然后慢慢地用食指竖在双唇处，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在捕捉记忆中的那粒沉浮半个多世纪又难以泯灭的尘埃……
2
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顾小梦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父亲夹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从他紧锁的眉头和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顾小梦判断，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也许是相当不愉快，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目光如炬。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甚至几个月前，父亲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也没有这样，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在女儿的记忆中，只有两年前，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她，而是转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
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哔叽中山装，戴一顶天津盛锡福的礼帽，横架在鼻梁上的圆形墨镜透出几分神秘和傲慢。从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包看，顾小梦大体猜出了来人的身份——不是军方的，就是警界的。她倾向是警界的，因为她刚从警校毕业，也许父亲正在与他谈她的未来。如果真是如此，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不出面的好。因此，她迟疑一下，悄悄退开，绕道回了屋。
宋妈热切地迎上来，看她额头上挂满汗珠，连忙拿来毛巾给她擦拭。她接过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宋妈：“那个人是什么人？”
宋妈摇摇头：“不知道……老爷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们。”
顾小梦把毛巾还给宋妈：“他来了多久了？”
宋妈看看挂在墙上的自鸣钟：“一个多钟头了。”
正说着，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咚——，咚——，咚——，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两年前，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家从杭州迁到上海法租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钟声响起后，总有一队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洒下一路的羽毛和哨声。
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睡了也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一向爽朗的开怀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了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顾小梦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回答，一气之下，丢了饭碗，气鼓鼓地上楼去了。
父亲吃完饭，上楼来看她，她终于爆发出来，对父亲大声嚷嚷：“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
父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耷拉下头，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孩子，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女儿振振有词：“是什么就说什么！”
父亲拉起女儿的手，连连摇着头，欲言无语。
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详，握紧父亲的手：“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叹口气，闭着眼说：“天塌下来的事。”稍顷，父亲又睁开眼，表情严肃地说，“梦儿，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来，可是这回……爸爸……帮不了你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他的。”
顾小梦霍地站起来：“你是说下午那个人？”
“嗯。”
“他是什么人？”
“他是小喽罗一个，关键是他代表的人。”
“他代表谁？”
“我们国家，这个破碎的国家——”
3
＇录音＇
嗯，父亲告诉我那个人姓宋，是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官职不高，上校军衔，但他身上有本证件是见官高一级的。这就是当时的军统，戴笠时代的军统，权力大得可以把太阳遮住，可以让你成龙上天，也可以叫你变虫钻地。据我所知，多年前，父亲曾与戴笠有过面之交，那时抗战还没有爆发，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纠纷不断，军统的人四处招募同党，安插亲信。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跟军方接触比较多，戴笠有心想拉父亲加入军统为他当耳目。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事，弄不好要（又鸟）飞蛋打的，就没同意，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军统一大笔钱。是破财消灾，花钱买个自由身的意思啊。当时军统还没有后来那么膀大腰粗，戴笠也没有后来那么飞扬跋扈，他收了钱，和父亲保持了一定的交情，有事打个电话，没事一般不联系。这次宋处长来访前，父亲就已经接到戴笠的一个电话，说是有要事相商，专门派了一个人来面谈。
就是说，宋处长其实是代表戴笠来的。
我父亲以为，所谓的有要事大概就是来跟他要钱要物的。抗战爆发后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而军统的开支一向很大，很多钱物只好从民间搜取。哪知道，宋处长却给父亲带来了一大笔钱，奇怪吧？事情蹊跷，必有隐情。说白了，戴笠这次不是来找父亲要钱的，而是要我父亲为军统做事。做什么呢？就是用这一大笔钱去买一架飞机，以父亲的名义送给大汉奸汪精卫，以博得汪贼的信任。当时汪精卫正在武汉积极筹备伪政府，军统需要有人打入到汪精卫身边去，戴笠看中了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做生意的天才，这种天才主要体现在他与官方、政界相处时善于把握分寸和机会。中国的商人要是不跟官方搭伙，生意是做不大的。但搭伙过了头，以商从政，商政不分，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弄不好要两头落空，一败涂地。我父亲始终记住自己是个商人，与官方、政界若即若离，亲疏有度，分寸把握得很好。八面玲珑，才能八面来风，这就是父亲的生意经。现在，戴笠要他为党国效劳，变成个地雷去埋在汪贼身边，这对父亲来说当然不是件乐意的事。但事关抗日救国的大业，父亲只有答应，没有退路——不可能再像上次一样花钱买一条退路走。我父亲见多识广，看云断雨的能力比谁都强，他从戴笠备钱而来就已经看出，这次戴笠不会给他退路走的。既然这样，父亲没有什么犹豫，干脆地答应下来了。
问题不在我父亲身上，而是我——对方提出要我也加入军统，做父亲的搭档，一起打入汪伪集团。当然，从道理上讲，这个要求很正当，既然花了大价钱把父亲弄过去了，我不过是搭父亲的便车而已，不费周折。捡个便宜，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不想把我扯进去，因为他晓得，比谁都晓得，军统这碗饭是不好吃的，风险很大，生和死只有一纸相隔。我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两个哥哥都在国外，父亲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怎么可能让我去冒这种风险？那天下午，父亲一直竭力说服宋处长让我置身局外，但对方始终不松口，不放手，让我父亲痛苦不堪。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一边是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一边只是一个有点钱的商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还是不死心，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明后，最后决定：让我一走了之——
顾老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的决心首先遭到了女儿的反对。
顾小梦听罢父亲的话，非但不惊不诧，反而笑容满面地挽起父亲的胳膊，安慰父亲：“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这个，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至少可以为我母亲报仇！不瞒你说，我还准备找人加入军统局呢，你不知道吧？”
“胡说！”父亲严肃地告诫女儿，“你知道什么，那是个深渊，进去了出不来的。”
“问题是很多人想进还进不去呢。”女儿的声音里透出藏不住的兴奋，她告诉父亲，军统局曾多次秘密地去她们学校物色人选，条件很高，被带走的都是班上最优秀的人。正因此，顾小梦格外憧憬加入军统，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她岂肯放过？
“不，这事你必须听爸的。”
“不！我就不听，这是我自己的事，你别管……”
在诸如爱情、前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父母和子女一旦意见相左，最后败下阵的往往是父母一方。这天晚上，身为一代富豪的顾某感到特别的虚弱无力，他像只困兽一样，在静谧的花园里不停地走啊走，银色的月光不时照见他沧桑的脸上挂出泪花。
４
不久，顾小梦登上了美国威远公司的海轮，远渡重洋，名义上是度假，实际上是去美国接受秘密训练。当时国民政府在华盛顿郊区设有一个秘密训练基地，基地负责人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肖勃，他也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受训期间，顾小梦从报纸上看到了她父亲赠飞机给汪精卫的消息，随后几年她和父亲一直作为汪精卫的忠实走狗遭国人唾骂。直到抗战结束后，军统方面才出具相关证据和证人，为顾老板及女儿恢复名誉。但五十年代，有人又对顾家父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当时戴笠和宋处长都已不在人世，肖勃武官成了最直接又有力的证人。多年来，顾老人家一直把肖武官的证词当宝贝一样珍藏着，我有幸看到，全文如下：
我可以作证，顾小梦是党国特殊战士，她曾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月，在由我负责的国防部设在华盛顿的秘密训练基地受训，同窗七人，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选送。其间，顾学习勤勉，作风正派，抗日救国之心溢于言表，不容置疑。学成回国后，我曾多次听到包括戴局长在内的军统内部人士讲起顾家父女忠心报国、功勋卓著的事例。抗战结束后，上峰对其父女忠勇报国的行为已作定论，如今有人试图改变事实，居心叵测，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