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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结束了三只手生涯的王一，跨进了一个更危险的行业：盗窃、抢劫。跟过去在卫黄路上的“钳工”技术比起来，现在摘夜明珠和在血盆里抓饭吃，来钱更快、更直接。干这一行需要的不是耐性，而是穷凶极恶，是心狠手辣。
1995年6月13日，王一被警方抓获。
导致王一掉脑袋的并不是他的盗窃与抢劫。因犯盗窃罪，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因犯抢劫罪，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按刑律，他被合并执行无期徒刑。
然而，当判决书下达不久，王一却自己一头撞开了地狱大门。
1996年1月10日下午四点多钟，一位叫作张某的新犯刚一关押进看守所，已经操练成了牢头的王一立刻命令张某靠墙而立。
王一开始对新犯进行“皮肉教育”了。
等到值班民警发现时，新犯张某已经奄奄一息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张某停止了呼吸。
1996年1２月14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25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王一死刑；
1997年8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309号刑事裁定书，决定对王一执行死刑。
1997年8月下旬的某天夜晚，我见到了死囚王一。
王一是壳子客。四川方言里的壳子客，包含了说大话和喜欢说话两层意思，王一应该属于后者。
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死到临头的死刑犯一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样子。
王一不要求留遗书，我也没有打算给他写遗书的想法。在我为另一位死刑犯写遗书的过程中，因一会儿取稿纸、一会儿吸墨水等缘故，我多次路过关押着王一的那道死牢大门，每次都听到他高谈阔论的声音。我觉得很奇怪。这种奇怪源自于我对一般死刑犯的看法：在生命仅剩十多个小时就结束了时，不说胆战心惊，至少也应该心事重重吧。抱着这种“奇怪”的心理，我挤进了死牢大门。我之所以用“挤”字，是因为在王一周围，围着他坐了一圈看守所的服刑犯人，他们正聚精会神地听这位死囚的“最后遗言”。守护在大门口的管教干部，出于人道，也允许死刑犯“说完心里话”，明天上午痛痛快快地上路。
黄瓜山上的“打”滚匠（7）
王一谈的，是他那些盗窃、抢劫的过程，是他自以为是的英雄壮举。每每说到激动处，他就想站起身，急得旁边照看他的犯人慌忙按住他的肩头，指着他身上的脚镣、手铐，说道：“只准嘴巴说，不准身子动。”
“同改（共同改造），放心。”王一一脸的豪气，“本人懂事得很，绝不给同改们添一丁点的麻烦。”接着，他又激动地说起来。当他说到以牢头的身份在狱中称王称霸时，他的一张脸顿时发出了红光，“老子把张某‘医’得服服帖帖的。”他兴奋地说，“到后来送医院抢救时，管理（民警）问他是哪个打的，他狗日的还不敢说出我的名字。”
“你真的划不来，”一位照看他的犯人惋惜地说道，“把自己的钵钵（脑袋）都搞飞了。”
“同改，话不能这样子讲。”王一一本正经地说，“人嘛，到哪座山头唱哪首歌。‘医’他的时候，没想到张某不经整，一下子就洗白（死）了。”
我觉得面前这位死刑犯是一个“人物”，在他故作嬉笑的背后，肯定会有许多生活内容。于是，在耳朵里塞满了他的“英雄壮举”后，趁一个他不说话的机会，我“无意”地抛了一包高档香烟给他。
他先是一愣，继而感激地望着我，朝我竖起大拇指，说道：“哥子，你很社会（义气、懂事）哟。我二世投胎到好人家，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启发他：“你自己说‘二世投胎到好人家’的哟，说明你还是想当好人嘛。”我又说，“你在犯死罪以前，想来还是做过好事的哟。”
“哥子，算你说对了。”王一猛吸几口烟，说道：“我还是当过一回好人的。那时候，我只有十九岁，还在做叮咚……”
于是，在1997年8月下旬的某天夜晚，我听到了一个在艳丽的春阳下发生的美丽而伤心的故事。
也就是从这个故事里，我看到了壳子客王一眼睛里闪现出的宛如金黄色的油菜花般的人性光芒。他非常平静地述说这个故事，语音里没有任何的抑扬顿挫。最后，他居然幽幽地叹了口气，幽幽地说道：“不知道她现在的生活如何，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穷？”
我看着一脸平静的王一。我仿佛看到了遥远的黄瓜山上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也仿佛看到了三月的艳阳细细地筛落到丝丝缕缕的薄风里。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次日上午，死囚王一被执行了枪决。
后记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为了核实那卷布带的真实性，在一个阴云低沉的下午，我特意乘车到郊区，找到一位同学的母亲，在一阵必不可少的拐弯抹角后，我扭扭捏捏地提出了这个“细节”。
没料到，同学的母亲大大方方地说：“有，我前些年还在用。”她说，“我小时候看到母亲用月经带，里面要装柴灰；等到我们用时，就夹纸。你说的那个东西，可能是夹纸的。不过……”她怀疑地望着我，“现在还有年轻女娃娃用这种背时的东西呀？”接着，她点点头，“除非家里穷的没办法。”
返回的路上，我坐在汽车里，浸入一种莫名的隐隐的忧伤之中。我似乎又看到了那座金黄色的油菜花顺坡流泻的黄瓜山，在一片暖色里，一位年轻的死囚戴着手铐、拖着脚镣，以一种让活着的人们感到无限伤心的方式，悲哀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知道那位女大学生能不能读到我这篇文章？如果有机会读到本文，请通过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机构转告我的联络方式。我将亲口告诉你：后来成为死刑犯的王一的罪恶，是应该诅咒的；但请你相信，在1990年，在那个春阳如歌、菜花浅唱的季节里，当年的叮咚王一对你的资助，是不求任何回报的。
这，就是生活。
我为死囚写遗书 第三部分
一路“诉”讼（1）
我一直希望能够在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写作这个故事。在我等待的幻梦中，那应该是一个夜凉如水的晚上，周遭不仅有流水的欢唱和鸣虫的跳跃，不仅有薄风的亲吻和夜来香的低吟，还有一位柔美的女子与我携手共享月光的清辉……
对了，这就是天籁。
在柔美的天籁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会产生作恶的冲动，如同跨进寺庙的信徒，难道在烧香礼佛的同时，还想着残害生灵么？
但是，雾都重庆的晚上是很难见到月光的，即便在我目前生活着的江津城也是如此，而我拟就的写作计划又恰恰轮到了“他”的头上。看来，我那种“身体游移在清风明月的天籁里、心中却怀着作恶邪念”的体验是没时间等待了，何况，在滚滚红尘中要寻觅一位柔美的女子理喻我满身的沧桑，抚慰我孤寂的人生风雨，仅有等待当然无法结下茫茫人海中那一份永远牵手的“缘”……
此柔美与天籁无关。
于是，在一个夜黑如墨的晚上，我开始叙述杜木——一位死刑犯“在天籁的柔美面前”被我为死囚写遗书的悲剧。
1 第一次“诉”讼：十七岁……
1962年12月24日，杜木出生在四川省富顺县。他出生那年的干支为壬寅，在生肖细分里为过林之虎。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杜木在第一次被“诉”讼后，曾找一位算命先生为他算过八字。按算命先生的说法：杜木出生的那天为夏历二十八日，命主丙申，丙通炳，为太阳的赫赫光辉，这原本是好命。但与年干配合为偏官（七煞），又流年转“巳”，地支“寅巳申”相刑为无恩，即忘恩负义之徒，所以他这只老虎只能在山头作“绿林”。
算命有无道理我们姑且不论，但12月24日那天，对他后来的第一次“诉”讼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后文有叙述）。
杜木第一次作案是1988年的夏季，他跟几位师兄一起到重庆石桥铺“实习”。那时候的石桥铺还属于城乡结合部，当地居民到重庆市区如同乡坝上的村民赶场一样叫作进城。作为师弟，盗窃得来的财物没有杜木的“股份”，他只有从师兄们手里得到一点赏钱，属虎的杜木当然不满意这种跟班生涯。
终于，在他十七岁那年，他决定单干了。
那位使杜木心仪终生的女人，就是在他单干期间出现的。
在碰到那个女人以前，杜木已经单干过几次了，因此，对入室盗窃这一行，他已稍具宵小常识。
前面说过，那时候的重庆石桥铺一带还是城乡结合部，都市人住在高楼上，还能欣赏到田园风光。
198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杜木来到石桥铺。这里有一幢楼房的一户人家，是他白天就踩好了“点”的。从种种迹象分析：这户人家不仅有搞头，更重要的是这户人家已经连续几天晚上没亮过灯。到了这幢楼房前，他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这一天是星期六，他来得太早了。楼房里不仅家家户户亮着灯，有些人家还传出了喝酒猜拳的声音。好在，他踩好“点”的那户人家依旧黑灯瞎火，这让他感到欣慰不少。问题在于，他入室的技术是采用万能钥匙的。许多人以为万能钥匙是一把非常神秘的钥匙，可以开启若干的锁。其实不然，万能钥匙的组成是许多长短、粗细不一的钢丝，有许多形状不一的角度，利用它们不同的尺寸、角度去适应各种型号、规格的锁。这门宵小手艺的关键在手感。在有些盗窃团伙里，有这门手艺的人虽做不了老大，但红钱仅次于老大却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又在于，这门手艺在开启门锁时，手感的准确与否全在作案者的全神贯注，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所以，踩“点”的目的除了目标有无油水之外，还要观察特定的下手时间。
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是杜木认为最适合作案的时间。等他赶到这里时，楼上喝酒的声音提醒了他：周末的晚上，大多数的人都比平时睡得晚。
于是，在1989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杜木脱下上衣搭在手肘上，沿着一条泥土路向一间乡村小店走去。在乡村小店和高楼之间，隔着几大块水田。
一路“诉”讼（2）
“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大，”在狱中，杜木对我说，“在月亮底下看书都看得见。”
在十七岁的杜木心里，那天晚上的夜景是如此的美丽：头上是一轮高悬的圆月，土路边的水沟里有流水的欢唱，青蛙在两边的水田里此起彼伏地竞叫着，一闪一闪的萤火虫在前面牵引着他的思路。即使在杜木已经成为死刑犯、离生命的终结仅有十多个钟头时，他在谈起那天晚上那一派天籁的柔美时，脸上依旧泛起心驰神往之色。
待吃完了一包花生，喝完了一小瓶白酒后，杜木看看表，已到午夜，动手的时间到了。他又沿着那条土路走回去。月亮依旧是那样圆，流水依旧在水沟里欢唱，青蛙依旧在欢乐地竞叫着，萤火虫依旧在他眼前闪着瞬间的光明。不同的是，在天籁的柔美里，多了一丝一毫子夜时的雾气，也多了一份宵小盗窃的邪恶。果然不出所料，除了个别窗户闪出灯光外，四周已经安静下来。杜木迅速地穿好上衣，翻过围墙，进入一个单元里，蹑手蹑脚地来到四楼的一户人家，将那串万能钥匙插进了锁孔。进到屋内，他轻轻地关上门，从裤袋里掏出一根很小的手电，电筒前沿散光的地方用黑胶布缠上了，光线如同一根筷子一样直直地射出去。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屋子里摆设的是那个年代的普通家具。杜木偷的是钱，是金货。在第一间屋子里，他偷到了十多元现金；在客厅的饭桌上，他又顺手盗得了一块女式手表。就在杜木摸到这块手表的一刹那，他的心跳突然加快，胸腔里的叮咚声似乎要将他的耳膜震破。在一般家庭中，手表是随手携带的。现在，这块手表放在客厅的饭桌上，说明屋子里有人。想到这里，杜木第一个念头就是开门跑掉。就在他的手刚一触到锁把时，一个奇怪而又大胆的念头突然间冒出来：对呀，手表是女式的，手表的主人也应该是女的呀。想到这里，他倒回身，蹑手蹑脚地来到另一间卧室门口。
那天晚上的月光真的很好，如水的月华从洞开的窗户涌进来，照着床上躺着的一个女人——一个在梦乡里静静地享受着自然的天籁，只穿着短裤、戴着胸罩的柔美的姑娘。
1989年12月，杜木因犯盗窃罪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
——在刑律上，劳教与劳改是有本质区别的，用一个不太合适的比方来说：有点类似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别。
他万万没想到，他之所以没有成为劳改犯而成为劳教分子，是因为他的生日帮了他的大忙：他犯案时，还没满十八岁，属于少年犯。
2 第二次“诉”讼：25岁……
请允许我比较详细地叙述那个天籁之夜，在那个柔美的姑娘面前的盗窃犯杜木。 一则是他的生命仅剩十多个小时时，自始至终，他谈的都是那位姑娘；二则他的第一次“诉”讼，与那位柔美的姑娘毫无关系。
那位柔美的姑娘叫作晓月。
晓月那年二十一岁，在重庆的一所大学念书。平时，她是住校的。杜木踩“点”的那几天，刚好她父母外出。在杜木偷进屋子前的一个多小时，晓月才回到家，因为太疲倦，她洗完澡，便只穿着短裤、戴着胸罩躺到床上，在恬静的月华中，她很快地进入了梦乡。也许女性与生俱来的天然警觉，在甜美的梦境里，她感觉有一束细小而灼热的光亮先从她的脚底移到她的头顶，然后又从她的头顶移到她胸前的某个敏感部位。她一下子警醒过来，还没等她惊恐地叫出声，一只手飞快地捂住她的嘴，一束刺眼的电筒光直直地射着她的眼睛。
她听到一个年轻男人低沉而凶恶地说道：“不许喊。你一喊我就杀死你。”
她吓得浑身发抖，电筒光照花了她的眼睛，她什么也看不见。她不知道对方手里到底有没有凶器，她只得颤颤抖抖地点点头。
“只要你答应我，”对方说，“我就不杀你。”
事后晓月才回忆起来，对方在问她的话时，声音也是颤抖的，也就是说，这时候对方如她一样，都处于心跳如野马狂奔的阶段。不过她当时太紧张、太惊吓，没注意到罢了。
一路“诉”讼（3）
她又一次颤颤抖抖地点点头。
事实上，在杜木那奇怪而大胆的想法里，他在另一间屋只偷到十多元钱，现在屋子里既然有了人，有人就有钱。他只想偷钱。他没想到晓月回家后，立刻到卫生间洗澡，衣服就放在卫生间里。因此，他先是用手电在床四周扫来扫去，没有发现装钱的衣服；后来，手电光扫到晓月白皙的肌肤上。
晓月比他大四岁，正是枫叶红似火的成熟季节。在这个充满天籁之声的月夜里，在这个花季少女面前，杜木违背了他们这一行“人进我出，人出我进”的宵小规则，他要仔细地看看这位漂亮的姑娘。
得到晓月明确的答复后，杜木松开了手，关了手电。如水的月华拥进窗口，不仅照着躺在床上的晓月，也照着杜木半个身子，在月光照不到的上半身，杜木的额上挂满了冷汗。
“你不要害怕，”杜木说，“我只想偷点钱，我以为屋子里没有人。”
这时候的晓月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她还是害怕着。毕竟，站在床前的这个人，不仅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还是一个随时都可能动邪念的强盗。她惊恐地坐起身，靠着床头，两只手护着胸部，惊恐地说：“我爸爸妈妈没在家，家里没有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