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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俩心中的失望感越来越强时，不期然间，幸运降临了。
为他俩带来好运的，便是一枝蜡梅花。
1993年3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刘原穿着一身牛仔装，牵起同样一身牛仔装打扮的香梅，又一次踏上了求职之路。他们路过一家花店，一个眼熟的东西恍惚晃过刘原的眼帘。他回转身，看到花店大堂中的一个大瓷瓶中插着一树蜡梅，嫩黄色的梅花正怒放着。他吃惊地对身边的香梅说：“这个季节，哪里还有蜡梅花？”边说边走进花店仔细一看，终于发现是仿真的塑胶梅花树，他抽出一支，笑嘻嘻地说，“太太，送给你。”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3）
香梅欣喜地将蜡梅花凑到鼻孔前闻了闻，旋即摇摇头，说：“香味是假的。”她将蜡梅放回瓷瓶，“再过几天找不到工作，饭都没得吃，省点钱吧。”
香梅的话音刚落，花店老板立刻双眼发亮，他问刘原：“二位在找工作吗？”
刘原点点头。
原来，坐落在花店对面那幢大厦里的某咨询公司刚打电话订了一个花篮，需要立刻送去，不巧的是，花店里的雇工送花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就在老板心里着急时，忽然听到了香梅的话。
香梅问道：“老板，你这里需要小工吗？”
花店老板没有回答香梅的问话。他先是摸出十元钱拍到刘原手里，继而找出一张名片交到香梅手中，然后指着大街对面那幢大楼顶端，说道：“把花篮交给名片上这个人。”他笑了笑，“不到十分钟，你们二人就挣我十元钱。”等刘原抱起花篮刚要出门时，花店老板一阵心血来潮，从瓷瓶里抽出一枝塑胶蜡梅花递给香梅，大方地说，“小姐，送给你啦。”
按照名片上的地址，他俩来到深圳某大厦，乘电梯上到十五层，找到那家咨询公司。这是1993年3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没有任何前兆表明他俩的命运将在这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送完花篮，他俩开始穿过铺着红地毯的长长的过道往电梯口走去。这个后来成为“经典”的光芒四射的情节就是此时此地的原创：刘原的左手牵起香梅的一只手，右手则扯起牛仔衣的衣领遮住嘴角；香梅的右手虽然握在刘原手里，左手则将那枝蜡梅花调皮地挡到下颌前。天哪，在1993年3月下旬的某天上午，在深圳某大厦十五层的红地毯上，在那些进进出出的或高贵或洋气的白领人员中，一个“匪”气横溢的男青年手牵着一个满身流淌着乡村风韵的女青年。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协调的情景。
但是，这个不协调的情景却使一个站在过道边正用手机通话的中年男人目瞪口呆。待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电梯间后，他才猛然回过神来，旋即兴奋地大喝一声：“奇迹出现了。”
刘原手牵着香梅，重新汇入深圳人匆匆的脚步中。他俩一边走一边观察着那些贴到街边墙上的招聘广告。每一条用工信息都要求大学专科以上。看完广告，刘原又疑惑地望着满街如织的人流，心想，难道这些人全都是大学生？求知的种子就在这时候植入他的心田。他想，等将来我有了钱，一定要去上大学。
离他俩不远的地方，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不远不近地跟踪着他们，车里坐着好几个人，几个圆圆的黑色镜头一会儿伸出一会儿收起。尽管刘原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涯，但一个乡间小偷的鸡鸣狗盗般的经验在繁华的特区，如一块冰砖扔到南国灼热的阳光下，很快融化了。
整整一天，他和香梅都没发现那辆监视他们的面包车。
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当天晚上，录有他们行踪的影带、照片会送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展现在一位神秘的人物面前。
——我们永远无从知晓那位神秘的人物到底是谁，男或女？老或少？为了叙述的方便，我给他或她取了一个代号：老板。
得到老板的认同后，那位拿手机的中年男人迅速地作出了安排。
第二天早晨——这真是一个美妙的阳光灿烂的早晨，一位年轻女人穿着一身职业套装，手持一朵红色的月季花来到一家低档旅社里。
一会儿，旅社老板将满脸惊疑的刘原和香梅领到她面前。
刘原问道：“小姐，你找我吗？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叫阿华，你以后就叫我华姐吧。”那位自我介绍叫阿华的小姐没有回答刘原的问题，她满面笑容地将月季花送给香梅，话锋一转，“走，上车，到公司再说吧。”
一辆微型面包车就停在旅社门口。
等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刘原突然想起来：这家公司不就是他昨天送花篮来的那家咨询公司吗？原来，那位打手机的中年男人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刘原后来叫他贺总。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4）
3 形象代表的“匪”气
真的是应验了时来运转那句老话。
有着七年牢狱生活的刘原，因为言谈举止间流露出来的若隐若现的“匪”气而在家乡到处遭人警惕，无法立足才跑到深圳，原想在这座开放的城市里，没有人会关心他无法掩饰的“匪”气。他哪里会想到，在光怪陆离的深圳，有人居然是靠经营“匪”气发财的。至于贺总的深圳某咨询公司为什么要靠“匪”气来运作他们的商业游戏，就远非刘原这个乡间小偷能理解的了。
最先，深圳某咨询公司关注的仅仅是刘原的“匪”气，香梅并没引起他们的注意。
但是，这一切都在1993年春天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发生了变化。
那天，深圳某咨询公司在蛇口工业区一幢闲置的厂房里搭起了摄影棚，四面布满了“漫山遍野”的红枫叶，当追光灯从不同的角度打到那些布景上时，穿着某某牌牛仔服的刘原立刻紧张起来，整个人都似乎呆了。
坐在暗处的贺总摆了一下手，冲到刘原面前，举手在半空中做了一个斩的动作，说道：“我需要你的酷，懂吗？酷！”
刘原疑惑地望着贺总，问道：“酷？什么酷？”
“就是匪气，懂不懂？”贺总双手叉在腰间，做出横眉怒目的样子，“我们需要你的匪气。除了匪气，其余的东西统统不要。”
这时候，香梅走上前，轻轻地拉住刘原的手，嘴唇凑到他耳畔低语道：“你就想象十三岁那年在璧山县城救我时的情景。”
同样在这时候，贺总的手机响了起来。那位神秘的老板在另一个地方，通过监视器看到了整个的过程。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老板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奇迹，抑或是红枫叶下的青年男女触动了老板的灵感，一道修改计划的指令迅速地发了出来。贺总接完电话，瞪着一双大眼睛将刘原与香梅从头至脚地端详了许久。他摇摇头，眼睛使劲闭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厉害，真是厉害，姜还是老的辣。”
原来，那位神秘的老板在监视器中终于发现了满身流淌着乡情风韵的香梅，与若隐若现的“匪”气人物刘原站在一起，在红枫叶的映衬下，顿时产生了惊人的抢眼效果：一个是浑身蓬勃的青春朝气中流露出如丝如缕的“匪”气，一个是满身乡情的山涧流泉溅击出珠落玉盘般的风韵。这两种人物在繁华的深圳是极其稀罕的。在物欲横流的特区，同样横流着高贵与洋气。特区是不缺白领与丽人的。
当追光灯打到香梅身上时，她紧张得哭了起来。
贺总走上前，将一枝蜡梅花递给她，慢吞吞地说：“你的表现一定要像个村姑的样子。对了，你本来就是从农村里出来的嘛，要演出那种酷的味道。”
酷？如同刘原一样，香梅同样不知道什么叫酷。酷与乡情风韵有什么关系？
“就是……就是……”
贺总一时语塞，找不到适当的比喻。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贺总将手机贴到耳朵上，紧接着，他一边听手机一边问香梅。事实上，贺总充当了那位神秘的老板的传声筒：“你过去卖过蜡梅花吗？卖过。你就想象你当初卖花的样子。对，卖花姑娘，寒风中的卖花姑娘。这就是酷。”
忽然间，刘原走过来，轻轻地抱住香梅，轻轻地吻掉她眼角的泪花。一时间，人们被他出人意料的大胆举动惊呆了，包括贴到贺总耳朵上的手机都没有任何声音。刘原望着香梅，轻轻地说道：“不要哭了，我心疼你流泪的样子。”然后，他左手紧紧地握住香梅的一只手，右手扯起衣领遮住嘴角，慢慢地融入一片红色的枫树林中。
于是，在1993年的暮春，一幅题名叫作《酷》的照片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那幅照片使人想起日本电影《追捕》中的男女主角杜丘与真优美。照片下方注明某某公司形象代表。当然，形象代表的公司是不断变换的，一忽儿代表某某牛仔服公司、一忽儿代表某某皮业公司……但是，永远不变的是男女主人公的姿势——那个姿势曾经吸引了特区多少青少年纷纷模仿：男主人公扯起衣领遮住嘴角，女主人公举起一枝蜡梅挡住下颌。许多人可以将刘原与香梅的这个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要模仿他们的“匪”气与“乡韵”却是万万办不到的。须知，气质是模仿不来的。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5）
那么，不能模仿的气质，是否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呢？
就在刘原和香梅的形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时，深圳某咨询公司完成了经营“匪”气与“乡韵”的任务，付给他俩 六万元酬金，合作结束了。
按理说，他俩的生活应该回到原有的轨迹上去了。
这时候的刘原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家乡立不住脚：自己若隐若现的“匪”气，让家乡人不敢接近。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特区很难找到工作：自己文化不高。幸运的是，机缘巧合，他与香梅做了几回形象代表，挣了六万元钱——六万元钱在特区人眼里只是一点湿湿碎（小意思），但在刘原和香梅眼里，则是一笔巨款了。经过深思熟虑后，刘原对香梅说：“我准备用这笔钱去读书。”
没有知识休想在特区长久地混下去，更谈不上站住脚，这个道理香梅是懂得的。
他俩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租了一间小屋，刘原联系到了深圳大学专为外来工开设的免试大专学习班，学制两年。香梅则当起了陪读太太。有了六万元钱，他们暂时还不为生计发愁。
一晃到了1994年初夏，他俩一年多前拍的形象代表照片依旧时不时地出现在特区媒体上。有时候回想起来，他俩恍如梦中，互相指着媒体上的形象调侃着对方：“这个人是你吗？怎么越看越不像？”
事实上，他俩真的发生了变化。
在特区生活了一年多，不发生变化才是怪事。
相形之下，刘原的变化更为显著。一年多的校园生活，虽然未能完全褪掉他身上若隐若现的“匪”气，但言谈举止中明显地多出一丝一毫的书卷气。这是读书带给他的信息标志。
在这个初夏的某个晚上，刘原轻轻地拥住香梅，幸福至极地说：“再有一年，我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了。”
香梅开着玩笑说道：“你不凭匪气找饭吃了吗？”
刘原一本正经地说：“将来，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凭真本事找饭吃。”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一天，已经一年多没见面的深圳某咨询公司的贺总突然间大驾光临。
在一间酒楼里，贺总说明了他的来意：香港某服装公司交给他一笔大生意，并特意点明要那个“小匪小匪”的男青年做服装公司的形象代表。贺总说：“刘先生，这次虽然没有你太太参加，但我们仍然按两个人的酬金付给你，行吗？”
在刘原和香梅看来，这是一件大好事。
第二天，他们急匆匆地赶到设在深圳宝安区的摄影棚。
但是，效果很令贺总失望：刘原无论如何都流露不出过去那份“匪”气了，倒是细如发丝的书卷气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贺总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道：“刘先生，你的酷到哪儿去了？我们需要你的匪气。”
这次失败事件非但没扫刘原的兴，反而使他本人高兴万分。他兴高采烈地抱起香梅旋转起来，激动地说：“一年前你跟着一个‘土匪’跑出家乡，再过一年，你带着一个‘大学生’回家去。”
这时，贺总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边听着那位神秘的老板的指令，一边用怪怪的眼神望着不远处的两位年轻人。最后，贺总轻声答了一句：“好的，我随后就安排。”
一个星期后，香梅失踪了。
4 最后的“匪”气
香梅对刘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香梅的日子里，刘原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是灰暗的。他不明白香梅为什么失踪？她有什么理由要失踪？为了寻找香梅，他向学校请了假，不惜本钱打印了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专门雇人将寻人启事贴满深圳的大街小巷。不到四个月，等炎热的夏天到来时，刘原不仅花光了全部积蓄，重新囊空如洗，而且扼杀了刚刚萌芽的书卷气。当然，那股“匪”气还没有苏醒过来，目光里却多了一层因长时间苦苦地寻觅而积淀下来的“凶光”。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6）
生存是第一重要的。
在没有钱的日子里，他开始为活路而奔波。他谋的第一份职业是为一家个体书店当直销员。但是，没干几天，店老板将两百元钱塞给他，不再聘他了。
刘原自忖自己没做错什么，疑惑地问老板：“为什么解聘我？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因为……因为……”老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却终于忍住不说，反而从腰间又掏出一百元塞到刘原手里，将他推出了书店。
站到大街上的刘原，仰望天上灼热的阳光，任随刺目的光芒伤害着他的双眼。
真是祸不单行，还没等他从“为什么解雇我”的思考中回过神，一位年轻女人突然间撞进他怀里。紧跟着，便是那位女人尖利的嚷叫声：“流氓！流氓……”
等他真正看清那位女人时，已经是在当地的派出所里了。刘原被警察强制坐在一把铁椅上，双手与椅背反铐在一起。那位年轻女人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她被刘原骚扰。
警察问道：“他抢你什么东西了吗？”
在刑法上，骚扰与抢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犯罪性质：骚扰多以治安处罚了事，抢劫则意味着坐牢甚至丢掉脑袋。
那年轻女人坚决地摇摇头，一口咬定刘原的意图“不在抢劫，而是骚扰”。
“天地良心，”刘原急红了双眼，“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骚扰你？”
“不许胡说。”警察威严地大喝道，“难道要认识才骚扰吗？”
第二天，刘原被释放了。
那位警察说：“放你不是因为你没罪，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你犯罪的证据。”
接二连三的变故完全打乱了刘原的生活规律。问题是，所有的变故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都是他理解不透的。他还只有二十一岁，尽管他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活。一位乡间小偷的犯罪经验，怎么敢到繁华特区来班门弄斧呢？何况他根本不愿走回头路。
等他回到出租屋时，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已经等候多时了。
如同浪迹天涯的游子见到了亲人一样，当刘原将这几个月莫名其妙的变故细说给贺总听后，贺总心疼地张开双臂，将刘原紧紧地搂入怀中，嘴里连连责备道：“你呀你，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是你在特区的朋友啊！”
刘原又一次回到了摄影棚。
在重新成为形象代表前，他提了一个要求：将背景里面的红枫叶换成密密绽放的蜡梅花。
这段时间，刘原的表演是空前绝后的成功：当一张接一张冠名为《孤独的狼》系列形象代表的相片又一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时，熟悉这位男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