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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年答道：“西安。”
“第一次到海南岛？”
“第一次。”
“到海南岛干什么？”
女青年笑了，伸出手指环指一遍周围的旅客，反问道：“你问问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他们花了成百上千的路费，到海南岛干什么？”
人群中，一位旅客答道：“闯海。”
——闯海是当年在海南岛非常流行的一句口头语，类似后来的打工淘金之说。
对方话音刚落，男青年紧追着问——他的话说给女青年听：“小姐，你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闯海，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吗？”见对方没有答话，他又说，“具体点，现在，在这儿，你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到岛上的每一个地方才合算？住什么样的旅店才最省钱？哪些单位在哪个街道？”
女青年与身边的人们交换了一下眼色，轻声问道：“你知道？”
这时候，男青年用脚从身后钩出一张矮凳，站到矮凳上，重新将双手拢到嘴前成喇叭状，朝四周的旅客高声说道：“什么是黑夜中的明灯？什么是黎明前的启明星？什么是前进的方向？什么是行动的指南？什么是……”
那位女青年有些不耐烦地打断男青年的话：“好了好了，别说废话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女青年不客气的举动没让男青年生气，相反，男青年脸上现出“等的就是你这份心急”的表情，他跳下矮凳，从身后拎过一个大旅行袋，拉开，取出一本薄薄的书，高高地举起，“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美丽的宝岛》，五元钱一本。”
那位女青年反应过来，夸张地张大嘴，“哇，原来，你在推销旅行册啊！”她将书从男青年手中夺过去，翻了翻，把目光落到定价上，“哇，你也太黑心了吧？定价二角五分钱一本的破书，竟然敢喊五块钱一本的高价。”
男青年双手抱到胸前，笑眯眯的样子，没做任何解释。
女青年又翻了翻，做出欲扔不扔的样子，问道：“原价，卖不卖？不卖，我可走了。”
男青年仍旧抱着双手，仍旧笑眯眯的样子，“小姐，你大老远从西安跑到海南岛，路费花了多少？中途，花过冤枉钱吗？怎么，你现在双脚才刚刚站到港口，便一叶障目了？就心疼区区五元钱了？”他轻轻地从对方手里取过那本小书，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只花五元钱，让你一夜之间变成岛上通，这生意你认为值吗？”
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4）
的确，男青年这句话说到了人们心坎上。凡是有过漂泊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初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熟悉环境，用打工者的话来说：先踩熟地皮。这样一来，没等那位女青年完全反应过来，四周的旅客便纷纷掏钱买书。没有多久，旅行袋中的书已经卖光了。
男青年卖书的过程被一位中年男人一针不漏地看在眼里。等其他旅客散得差不多后，男青年转过脸望着中年男人粲然一笑，从后腰间抽出一本书，递到对方面前，热情地说：“老乡，送给你。”
中年男人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好几步。他吃惊的不是男青年送书的举动，而是对方突然用四川话说出的老乡二字。
“老乡？”中年男人虽然愣愣地望着男青年，但是，说出的话却是自自然然的家乡方言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四川人？”
男青年露出两排白牙，脸上的笑容也如白牙似的晃眼。他说：“你先把书收起来。”
中年男人一只手犹犹豫豫地接过书，一只手朝衣袋伸去——他准备掏钱。
男青年立刻用语言止住了中年男人掏钱的动作，“我说过，这本书，送给你。”
中年男人将书卷入手掌中，再次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四川人？”
男青年脸上仍旧是那种牙齿般白得晃眼的笑容，“我不仅知道你是四川人，我还知道你是从江津出来闯海的人。”原来，就在那艘海轮泊到港口，从海轮里涌出如潮人流时，中年男人刚好来到男青年身边，望着那些闯海的人们走出船舱，他情不自禁地吐出一句四川方言：“龟儿子，人些一串一串的好多哟。”
听完男青年的解释，中年男人恍然大悟：难怪对方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老乡身份。
这时候，男青年指着那本书，笑着说：“老乡，我卖书，自己给自己订了一个规矩。”
“什么规矩？”
“外地人，五元钱一本，不少一分一厘，休得讲价；四川人，减一半，二元五角一本；重庆人，每本一元；至于像你这样的江津老乡嘛，”他缓缓地吐出一个字，“送。”
中年男人一边翻着书一边问：“你怎么想起做书生意呢？”
也许，中年男人顺便问问而已，然而在男青年听来，却属于一种商业机密。因此，男青年装出没听到对方的问话，弯腰拾起旅行袋，又将矮凳放入袋中。末后，他伸出一只手，说：“老乡，再见。”
中年男人握了握男青年的手，“你叫什么名字？往后，我到哪儿找你？”
男青年想了想，吐出三个字：“再说吧。”一边说一边朝不远处的三轮车走去。很快，三轮车载着男青年一路轰响着消失在灼热的阳光里。
没有打工经历的人对“再说吧”三个字，更多的是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中年男人有过漂泊经历，他对这种萍水相逢时的“再说吧”是再熟悉不过了。想必，“再说吧”这三个字眼里，每一笔每一画，浸润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古旧情怀的同时，也竖起了现代人在推销保险时专门杀熟（整熟人）的人心隔肚皮，进一步说，透过“再说吧”三个字，可以锐利地看到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此其一；其二，大多数情况下，类似这样的相逢都不会再有后会的日期，彼此间不可能也无必要弄清楚对方的真实身份。因此，“再说吧”可以理解成一种婉转的拒绝，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未来的期约，当然，还可以理解成一种永不再见的分手。倘若萍水真有重逢，除了缘分，还有什么呢？
男青年回到旅店，还没换下汗淋淋的衣服，忽然听到大街上传来一声惊呼：“乌云来了。”
的确，海岛上空忽然阴沉起来。先，一片薄薄乌云如邻家有女初长成般羞怯地缓缓飘来，后，一大片浓重乌云如一家有女百家求似的追求者急急地赶来，再后，便隐隐响起结婚多年彼此生厌后的恶夫追打弱妻时咚咚奔跑的雷声……对于这种乌云遮住太阳即将打雷下雨的前奏情形，男青年在四川盆地见得多了，一点都不新鲜。然而让男青年目瞪口呆的是，海岛上的人们对于乌云的到来，不仅不反感不厌恶，相反，他们却像迎接新娘子进门般地兴高采烈起来，一些大街上行走的女孩子，先是相互牵着手雀跃不已，继而欢快地拍起巴掌，仰望天空，连声说：“乌云来了，好日子来了。”
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5）
一时间，男青年如坠五里雾中——不，他的心思升到头顶上的乌云里。他惊愕地想，天啊！乌云满天的日子，居然被海岛上的人们视为幸福时光。
自此，男青年学到了一个见识：人生之旅是有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人生位置，很多时候人生就是在不同的旅途上寻求某一阶段的合适位置，或者叫作某一阶段的人生定位。如同灿烂的阳光照射着四川盆地，千万个四川人由衷地歌颂它，相反，让四川人厌恶的乌云移位到海南岛上，同样有千万个海南人在歌颂乌云，天上的气象如此，地下的人事也如此，人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如果说孔夫子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说的是人生变化，是褒义，那么站在变化角度讲，即便是一个往日的大好人，别后三日重逢，也应该抱着理性的贬义心态，睁大双眼，做到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细想起来，无论是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大人物、或是可以同富贵却不能共患难的小百姓，莫不在变化之中。男青年将这种天气与人事的变化理解成特殊意义的行道，从此，“行道”两个字铭刻在他心中。
靠着“行道”，男青年一步一步拼搏着，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已经是一家民营集团公司属下的商贸公司总经理，还兼着两家工厂的厂长，经营着数百名员工的生计。孰料，就在他事业顺利之时，他却一不小心落入一个别人精心为他设计的陷阱之中。原来，就在男青年担任总经理之初，为了撤换一位没有文化的仓管员，他得罪了公司董事会一位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最后，那位副董事长给男青年留下一句话：“买不买我的面子，你看着办吧。”
男青年没有买对方的面子。一晃数年，男青年早已将这件微末小事忘之脑后，然而，对方却将之刻骨在心，暗中寻找机会挖掘陷阱。这个机会，终于被那位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等到了。
1995年初，在一次产品订货会后，有四万余元现金开支无法正常入账。于是，男青年求教于那位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副董事长建议男青年弄来几张假发票做平账目。待男青年按照对方的建议办理完财务手续后，那位副董事长却紧紧抓住这件把柄。醒悟过后的男青年，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人心之叵测，也深刻地认识到有些所谓的大男人，气量竟然比针孔还细小。古人有“外宽而内忌”的说法，也许，针对的就是这种男人。一年后，法院判处男青年有期徒刑两年，押送重庆某看守所改造。在此期间，家庭解体，亲朋疏远。
服刑期间，男青年反思自己往日社交——三十岁前，闯荡江湖，游历四海，性情侠义，三教九流之友遍及各地，私家房宅如朋友们免费的驿馆，三天接待一小拨五天接待一大批，还多次不惜慷私己之钱财替一些道貌岸然的朋友们搭桥过河到更好的地方，谋取更幸福的生活，孰料，过河拆桥者、伪造谣言恶语中伤者、落井下石者、桌面上吃东西桌底下咬人者，恰恰是当初那些有了他的大力资助才改变生存处境的所谓的朋友们。看来，古人在某些地方的聪明远远超过现代人，比如，女人像花儿，不仅空前、还绝后了后世文人的想象空间，后世文人对女人虽然有千万种比喻，但是，有哪一种比喻超过女人如花儿的呢？再比如，古人造字时，把朋友的“朋”字会为两义，一是两串“贝”相连成为“朋”（贝在古时指钱财）字，意思是有钱好交友；二是从偏旁部首的角度讲，两“月”相逢成“朋”（月为肉旁）字，把两块“肉”挂列起来结成“朋”友，意思是倘若你有朝一日身上无肉供他人咬嚼，谁还跟你做朋友？联想到现代人诸如“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样冗长、露骨的说法，古人在造“朋”字时，一方面血淋淋地洞穿了人性深处最真实的肉魂，将两块鲜肉像年关到来前熏腊肉一样高挂在世态炎凉中，另一方面，还考虑到许多道貌岸然的中国人喜欢说假话的虚伪性，又把这两块熏出腊味的鲜肉解释成月光照耀下心与心相连、手与手相牵的朋友。
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6）
同样在服刑期间，男青年出色的劳动改造得到重庆市某看守所管教干部的信任，他被挑选出来负责监区的安全，以及为死囚们写遗书。这份工作的最大好处是：他不必白天黑夜地锁在牢房中，可以自由地在监区内活动。
重庆市某看守所是数十年前修建的房屋，即便在阳光灿烂的白天，地下室仍旧是阴气森森，据说，数十年前，地下室便是处决死囚的刑场，后来，刑场另选地方后，地下室便闲置下来。想到身体是未来事业的本钱，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每天晚上十点钟，他大着胆子走进黑暗阴森的地下室，拧开水龙头，一边洗着冷水浴一边唱起前苏联民歌《三套车》，尽管男青年的歌唱的并不好，可是，经过一次、二次、三次……乃至若干次之后，在看守所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在每天晚上十点钟，从地下室传出的哗哗流水声与《三套车》，竟然成为某看守所一道奇特的风景。
基于男青年积极出色的改造，有关部门为他减刑半年。1998年4月5日，男青年带着一副壮实健康的身体回归社会了。1999年4月5日，这天，是男青年出狱一周年的纪念日，他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支钢笔，迎着灿烂的早阳，再次“行道”，开始孤寂的文学创作。迄今为止，男青年已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约四百万字。
2003年，男青年经过深思熟虑，在征得亲人们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同意后，他改名换姓，从此，不仅官方户籍档案上有了“欢镜听”这个罕见的姓名，而且，有关部门通过全国查询得知，“欢镜听”是中国第一个姓“欢”的人，“百家姓”中创造出一个新姓氏：欢。
2006年，欢镜听回想起当年闯荡海南岛时得到的人生感悟，于是，他在姓名后面加上“行道”两个字，从此，“欢镜听行道”成为他的笔名。
基于欢镜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绩，2003年，他被推举为江津市政协委员，同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民主党派中的一员；2004年，经中共江津市委、江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并上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批准，将欢镜听列为特殊人才特招进重庆江津文化馆，成为国家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内的文化干部。
欢镜听感谢各位领导的关爱与栽培，然而，他心中有两大遗憾难以启齿：第一，由于他只有高中文凭，虽然作为“特殊人才”特招了，但是没有按照“特殊政策”办理，参照应届中专毕业生待遇，一年见习期满后，聘为管理员二档，外边人可能不好理解管理员二档，说白了，就是“初级”都达不到，也就是说，已经创作、发表、出版十五部文学作品的欢镜听，最终连“初级职称”都沾不上边，在重庆江津文化馆现有十三个在编人员中，他的工资收入排列最后，每月494元。2006年，因欢镜听工作表现出色，江津市人事局考评他为“优秀”，奖励一级工资，22元，加上69元的津贴，每月合计585元。靠这点微薄收入，他无法维持自己与刚上初中的儿子最基本的生活，无奈之下，他利用业余时间，背上竹背篓，手持电喇叭，成为一名兼职拾荒匠，一边游走在江津城的大街小巷，一边高声喊道：收书本报纸。有一次，在江津某机关家属院，一位中年妇女出售一捆旧报纸，忽然，欢镜听发现一位年轻女人坐在屋角，双手捧着一本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津津有味地读着。他故意对年轻女人说：这本书的作者跟我是好朋友。年轻女人抬起头瞄了他一眼，吐出三个字：冒皮皮。冒皮皮是本地方言，包含了撒谎、说大话，等等。年轻女人没想到，她面前这位拾荒匠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经济条件差，欢镜听最害怕接到各类请柬——人们戏称为红色罚款单，偏偏在他小有名气后，这类红色罚款单常常不请自来，最多的一天，他接到五份红色罚款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