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并没有等多久。
不久,院子里就开进来一台载货汽车。司机从舵楼里伸出头来望了望,发现了我们。司机身旁坐着一个女人,他们两人都用拉脱维亚语和我的同伴问候了一番。
“快,快!”那个司机喊道。
我的同伴向我指了指车厢。
“快上去,”他对我说,“别给别人惹麻烦。”
我们爬进了车厢,车厢里满装着牛奶桶。我们挪开了牛奶桶,坐了下去,就隐在奶桶中间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坐好,汽车就开动了。它绕过了一座小村,顺着大路飞驰起来。
这一回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拐一次弯。
“这辆汽车是干什么用的?”我问道。
“这辆汽车是给里加的军官食堂送牛奶的。”我的同伴冷笑了笑,回答说,“这辆汽车是经过考验的。”
突然,就象那一夜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样突然,司机刹住了车,汽车就在路旁停下了。
“跳下去吧!”我的同伴说。
我们跳到了路旁满是稀泥的排水沟里。
“谢谢!”我的同伴悄声喊道:“一切都好了。”
于是,这辆汽车立即向前急驰而去。
第七章 在松林里
离大道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黑黝黝的树林。
时间已经很晚,天差不多都黑了,夜幕已经罩住大地。往往是这样:一旦预料到要有危险的时候,就越发觉得四外死寂无声。
我们跑到杜松丛旁,站下听了听,然后就进了松林。
我的同伴吹了一声口哨。
完全象在剧院里一样,黑暗中不知从哪里闪出了几个模糊的人影。
“一切都好。”我的同伴对他们说:“我把那位同志带来了……”
他没有说出我的名字。
我的同伴这一次讲的是拉脱维亚语。
围着我们的那些人也用拉脱维亚语回答他。
“留个人站在路旁吧。”我的同伴吩咐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他挽起了我的胳臂,“现在只好把您的眼睛蒙上。我倒不想这样作,不过我们这是来作客,主人是有这种规矩的。”
我没有表示反对。我想,如果布莱克卷入了这场冒险事件,我要说,他是要干到底的。如果他们打算加害于我,其实也不必一定要我蒙上眼睛。
他们带着我往树林里走去。最初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后来是一片草地……我们项多也就是走了半个钟头。
蒙着我眼睛的布带拿掉了。我觉得树林子里似乎亮了一些。大树隐没在昏暗之中,我们正站在一个窝棚跟前。
我的同伴往窝棚里瞧了瞧,并且问了一句什么。
“请进吧。”他说,然后,他又在我身后用嘲笑的口吻说:“这一回您就得讲俄语了!”
我打开了那扇小门就钻进去了。
窝棚里面只点着一盏不大的煤油灯。但是,刚从漆黑的森林走过以后,这盏灯的灯光就显得特别亮了。这里很象一个普通的窑洞:有一张用木板钉得很差劲的桌子,靠墙摆着几条凳子,桌上有一盏灯,一个热水瓶,还有一个带把的大杯子。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看到了桌旁坐着的那个人:因为我本来认为他已经死在希特勒匪徒的刑讯室里了……
他不是别人,正是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错,这正是我的房主人,在命运使我碰上扬柯夫斯卡亚那天之前,我一直很安静、很舒适地住在他的家里。
他是里加当地的工人,老共产党员,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环境里受过考验,这个人从前和以后永远会是自己人。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激动地把手伸给了他:“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柴普利斯不好激动。他微微笑了笑,轻轻地握了握我伸给他的那只手,就好象我们只是昨天才分手似的。
“您好,马卡罗夫同志,我很高兴……”
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说完:从我们最后见面那次起,使人感到高兴的事是并不多的。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你不知道我还到处找过您哩!”我用一种甚至有些责难的口吻喊道,“咳,可是有个女人却要我不到别处,而是到警察局去找!”
“是,我曾听说您找过我。”柴普利斯说道,“但是我没有办法通知您……”
“就是说,那个女人是……”
“是的,她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柴普利斯说,“但是,她无法认出您是自己人;因为她没有什么根据。而时下是需要万分谨慎的。不过,她做得很聪明。如果您是自己人,那她就是警告您要提防警察局,假如您不是自己人,那您也没有理由指责她,因为她正是要您到警察局去。”
“我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到您。”我很坦率地说。
“党是最清楚谁该当在什么地方的。”柴普利斯没有直接反驳我。
“您的家怎么样?”我问说“疏散了吗?”
“妻子和儿子在乡下,住在亲戚家里。”柴普利斯解释说。“我在开战后的第二天就同他们分开了,据同志们说现在他们还算平安。”
“丽达呢?”
柴普利斯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叫阿尔图尔,十三岁,性格恬静,很象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叫丽达,仪表可人,非常聪明,就是性情急躁,是个共青团员,在师范学院读书。
柴普利斯皱起了眉头。
“丽达不在了。”他低声解释说,“我们把丽达留在了城里,德国人大概是占领里加以后的第二天就把她抓去了;当时她正和别的共青团员打算破坏里加的发电站……”
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了……我把手伸给了柴普利斯。
“马尔丁·卡尔洛维奇!……”
但是,他却轻轻地把我的手推开了,并且把眼睛闭了一会儿。
“不要这样……”
他勉强微笑了一下,仿佛说明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也不应重提内心的创伤。他向门口走去。
“唔,现在我给您介绍……”
他走了出去,窝棚里就剩了我一个人,但很快他就同把我送到游击队驻地来的那个人一起进来了。
“这是热列兹诺夫上尉。”柴普利斯把我那位同伴介绍给我说。
“我已经知道他是热列兹诺夫上尉了。”我说,“我们昨天就认识了。”
“不能说‘知道吧。”柴普利斯反驳说:“如果您知道,那您就不必到这里来了。”
“请原谅。”我说,并把手伸给了热列兹诺夫,“可是要知道,处在我这种地位是很容易对任何事情都发生怀疑的。”
“不过,我并不埋怨您。”热列兹诺夫回答说:“这是合乎情理的。我若是处在您的境遇,我也会考虑……”
我没有放开他的手。
“我听候您的吩咐,上尉……热列兹诺夫同志!”
热列兹诺夫温和而羞怯地笑了笑。
“虽说现在热尔诺夫的信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或许您还要看一看吧?”
“为什么没有用处了呢?”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需要再向您介绍了。”
他亲切地瞧了瞧柴普利斯。
“是呀,”柴普利斯说,“热列兹诺夫同志是我们自己人。”
“好,我们谈一谈吧!”热列兹诺夫随即用很认真的口气说。他坐到了板凳上,并且也示意请我们坐下。
但是,这时柴普利斯却向门口走去;与其说这是由于柴普利斯生性客气,勿宁说是由于他作为一个老的地下工作者,在乌里曼尼斯实行军事独裁的年代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很清楚这样一点:如果有的事情同他本身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就不过问。
“你们谈吧,”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
他走了,窝棚里就剩下了我和热列兹诺夫两个人。
“您知道我是在谁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吗?”他问我。
我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
“那您就得讲一讲您的情况了,”他说,“不过,您还是先看一看……”
他还是把他带来的那封信送给我了。
信封是封着的,在我拆开信封看热尔诺夫那张短笺的时候,热列兹诺夫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我。
我很清楚我的首长的字体和语气。这张短笺照例写得异常简洁。热尔诺夫在短笺里向我致意,并且很郑重地、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完全相信带信的这个人。
不错,短笺写得既平板又简短,但是——这甚至很难解释—一字里行间却透出了一种温晚,透出了老年人那含而不露的爱抚……
“您的处境很困难,以后也会困难。”叶甫格尼·奥西波维奇·热尔诺夫——我在军事学院学习时的教授、工作时的直接首长在短笺里写道:“但是,您并非是一个人,无论您怎样困难,祖国将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带信去的这个人是受我们统帅部的委托进行工作的……”
我已经问出了口:“他在哪里……”
但我马上又不作声了,感到提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
可是,热列兹诺夫上尉却猜到了我的心事。
“不,那有什么呢,”他回答说,“您是有权提问的。热尔诺夫上校本来可以留在莫斯科工作,但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军官,坚持要到前线来。他现在在军参谋部工作。他们认为他的信不致于引起您的怀疑……”
“可是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笑了笑,把这张短笺又瞧了瞧,然后折叠起来,要把它再装到信封里去。
“不,不,”热列兹诺夫拦住了我,“您已经看过,并且已经相信了,现在就给它一根火柴吧……”他马上把火柴盒递给了我。“您不能带任何文件,什么也不能带。”他解释说,“处在您的境遇……”
我顺从地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这张短笺。蓝色的火苗烧着信封,我把它放到桌边儿上。黄色的火苗着了一会儿,热尔诺夫这封信就变成了一小堆灰色的灰烬。
热列兹诺夫从桌上探过来身子,把灰烬吹到地上去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吧。虽然时间有限,但是,还是把您经历的一切都报告一下吧。”
我理解他的这种要求,不过,要讲我自己的经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您听我说,热列兹诺夫同志,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坦白地说,甚至自己也觉得有些狼狈:“他们打死我,不,他们本想打死我。就在那天晚上,里加城里打死了一个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人,他就是戴维斯·布莱克。据我后来所知,他是英国国家侦探局派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因为我们两个人有些相象,所以,他们就把我们的身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给交换了。他们让我顶替了布莱克,让布莱克顶替了我。后来,他们用马卡罗夫的名义把他埋葬了,我就以贝尔金的名义落进了德军病院……”
热列兹诺夫同情地对我点了点头。
“这和同志们搜集到的关于您的消息大致相同。”他说,“他们想打死您,而且我们也确是认为您已经被打死了。谋杀您的那天晚上正赶上敌机轰炸里加,可能是这个情况帮助了谋杀您的那些人搞了这么一套伪装的把戏。总之,您的尸体……不,据后来所知,就是被当作是您的那个人的尸体,第二天清晨在一座建筑物的瓦砾中被发现了,尸体已经残伤不全,但是他穿的衣服和他身上的证件却使人认出了他是马卡罗夫少校。既然现在您就坐在我的面前,那么,毫无疑问,被埋葬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知道您曾住过德军病院。后来又听说您以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这件事很奇怪,但是,……您的举止很奇特,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德国人竟没有动您。您并不象一个失节的人,那些人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曾经了解过您,后来就决定同您建立联系……”
“可是,我还是有必要怀疑这是一场骗局吧?”我打断了热列兹诺夫的话,打算再一次说明我怀疑的理由,“在法西斯匪徒占据的城市里,来了一个人,自称是苏联军官……”
“但是,我不是知道我在对谁说吗?”热列兹诺夫反驳说。
“哼,如果我把您出卖了呢?”
热列兹诺夫笑了:“我以为您不会来得及的……”他又改用认真的口气说,“最好还是讲一讲您在里加干了些什么?”
“我在等待机会。”我解释说,“我准备跑回祖国,正在等待时机。一个女冒险家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和我发生了牵连。总之,她自称是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正是她开枪打了我,可是,据她说,她又救了我。她叫我冒充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实际上我却是戴维斯·布莱克。就是说,我乃是以贝尔金的名义住在里加的布莱克。看来,德国人相信我确是布莱克,因而他们企图收买我,扬柯夫斯卡亚却要我答应。她实际究竟在为谁——为德国人还是为英国人工作——我还不清楚。布莱克在里加有一个情报员网,确切些说,这是一个女情报员网—一有几十个姑娘,她们都在顾客很多的地方工作。这个情报员网直到目前还存在。一些傻瓜可能以为布菜克是个不堪救药的淫棍,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却不难猜透布莱克同这些女人相互联系的真情。这个谍报机关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差劲,它的做法和英国国家侦探局寻常的做法不同,很明显,它这样做的目的是特意为了掩人耳目。据目前所知,在布莱克的手下还有另外一伙间谍,隐蔽得极其严密,据扬柯夫斯卡亚说,甚至连她都不晓得是些什么人……”
“好了,关于这些,您不要……对我汇报了!”热列兹诺夫打断了我的话。“可是,您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等待时机,我已经对您讲过,我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便从德国人这里跑开……”我笑了笑,“可见,终于等到了……”
“为什么这么说?”热列兹诺夫冷冷地问。
“我希望现在能把我送回我们那边去。”我满有把握地说,“我以为……”
“怎么样?”热列兹诺夫用嘲笑的口吻问我。
“我以为,我现在是在一个游击队的司令部里,一有机会就会把我送往……”
热列兹诺夫拿起了暖水瓶,气咻咻地把它放到了另个地方。
“是这样,少校同志,”他突然很郑重地说道,“谁也不会把您送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您要留在里加,并且要执行交给您的一切任务。您可以得到一个接头地点,去找到一个人,和他建立联系。如果您不利用您现在的处境,那简直就是不明智。”
“可是,我要在里加做些什么呢?”我很诧异。
“去执行那个人命令您完成的一切任务。”热列兹诺夫严厉地说。
他又吹毛求疵地对我提出了好几个问题,问我同扬柯夫斯卡亚的关系,并且又重复说,如果不利用这个既成的形势,那就是一种过失。他还说,十之八九我得同英国和德国间谍机关都建立联系,并且要很好地探明他们的活动。后来他又说,我们的侦察机关已经把一个很有经验,很能干的工作人员派到了里加。这个人是一个老肃反工作人员,从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时候起就在国家保安机关工作,我应当同这个人取得联系,在里加进行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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