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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大衣在树丛那面闪现着，她越走越远了……
我加快了脚步。
在黑黝黝的树丛那面，在里加最豪华的“罗马旅社”的屋顶，餐厅放射着绿色的灯光。
这个陌生的女人向旅社走去了。
应当追上她，尽可能把一切弄清楚。
我急忙穿过林萌路和大街，走到了那灯光耀眼的旅社门前，看门的人很客气地给我打开了门。
我一走进那宽阔、整洁的餐厅前堂，就知道要在这里找到一个空位子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衣帽寄存室里已经挂满了上衣。但我还是脱了外衣。走上那宽大的大理石阶梯，就进了一间大厅，里面挂着好多金黄色镜框的镜子，还有带水晶垂饰的青铜枝形挂灯，闪变出象霓虹的各种彩色。
大厅里确实是满满的，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当时并不是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都离开了加入了苏联的里加，有些是没有来得及走掉，有些人还打算等一等看。有些人对突然闯进古老的里加生活当中的那些新的东西是很不得意的，其中好多人每天晚上就到夜餐厅里来消磨时间。他们依旧过着自以为是豪华的生活。男的多半穿着就餐服和常礼服，女的都穿着很时髦的夜装。沙龙式的乐队在一座不高的舞台上奏着一种忧郁的曲子；有那么稀疏的几对男女随着乐声在那嵌木地板上懒洋洋地直着腿在跳舞，擦得地板沙沙响。
我打算找一张桌子先坐一坐，我很走运，这时恰好就腾出了一张空桌。手眼麻利的侍者并没有让我等很多时间，马上就给我定好了莱，只过五分钟，他就给我送来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白铜咖啡壶和一瓶金光闪闪的、上等的白兰地酒。
我呷了一口白兰地酒，又喝了一口咖啡，就抬起头来察看周围的这些人。
我的视线从这张桌移到另一张桌，从这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
啊，我并没有白来！我看到我刚才的那个女伴了，她离我只隔着几张桌子。
她穿着一件深黑色天鹅绒的外衫，胸部的开口很低，显出了她那白白的项颈，这就使她那瘦削的胸部显得不那么难看了。她身上唯一的点缀是一个不大的玛瑙十字架，悬在很细的一条金链上……不，我不会看错的！
她的目光正投向高处．仿佛从人们的头上望着什么，但我觉得她并没有注意谁。
同她坐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比她年纪稍大一些的女人，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丝料外衫。另外还有一个男子，说不准多大年纪，穿着极其讲究，但他的面孔却显得异常呆板，怏怏不乐，毫无出众之处。对他很难说什么别的，只能说他有一撮剪得很齐的淡红色小胡和一头梳得十分光洁的头发，头发的颜色很象那弄湿了的大麻。
我又去看我刚才的那个女伴。她一定是觉察到我的目光了，就把她望着天花板的视线移到了我的身上。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在这里，在这个餐厅里，当着几十个人的面表示我认识她，于是我只是点了点头，这样，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在注意着她，同时也不至于被别人发现。
但是她却很淡漠地把她那冷冷的目光从我身上挪开了，并且对我向她表示的问候没有作一丝反应，连眼睫毛都没有动一
动，仿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我一样。
我叫来了侍者。
“请您告诉我，”我一面问，一面用下颌指示我那个女伴，“这个女人常到这里来吗？”
“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侍者回答我道，客气中含着冷淡。
这时我的那个女伴和她的同伴已经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他们从我的桌旁走了过去，我又闻到了一种不知名的香水的微弱的謦香……
看来，她是再也不打算同我继续打交道了。
我又等了一会儿，好不叫任何人知道我在注意谁，就急忙把几张纸币扔到桌上，从大厅里出来了。
前堂里已经没有一个人。我走到了街上，街上只有几个稀疏的过路行人，我绝不会把他们错认为是我要找的那几个人的。
我转过身来去问看门人：“您没有看到一个女人？……她穿一件浅色的外衣……”
看门人很客气，甚至是有点儿同情地笑了笑：“他们刚刚坐上汽车走了，一共是三个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回家去，以便第二天把这一切报告给该当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这样决定以后，就塞给看门人一些小费，下了台阶，走到人行道上，不慌不忙地离开了餐厅。
我安详地走在沉睡着的里加的大街上，那稀疏的行人顾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他们。我到了柴普利斯的家——我住的那一家就姓柴普利斯——我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向四外看了看，开了门，进了院子，从里面把门锁好，我这时才轻松地透了一口气，想：现在，今晚发生的那一切奇怪的事情一定已经告一段落，绝不会再有什么东西搅扰这个住着普通的劳动人家大院的安静了。
我不慌不忙地上了楼梯，蓦地我又感到惶惶不安了，我觉得楼梯上不光是我一个人，暗中有人在我附近藏着，等着我，并且眼看着就有两只看不见的手抓我来了……
我放慢了脚步，后来就站住了，凝神地倾听着，四外万籁无声。
突然，闪出了一束灯光，照亮了楼梯和那灰色的墙壁……
这时我恍然大悟，上面有人扭开了手电筒……
上面，在梯台上站着的正是我在道加瓦河沿河街送过，并且不到一个钟头以前还在夜餐厅的大厅里见过的那个陌生女人。
她就站在我的面前，仍旧穿着她那件浅色外衣，里面是她那件黑色天鹅绒的长衫，她的两只手插在衣袋里。她眯缝着她那两只发绿的眼睛，直盯盯地瞧着我。
还没有等我问她什么，她已经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伸出了右手，抬了起来，我看到了一支对准着我的小型手枪的枪口。
“岂有此理……”我说，在她开枪之前——这一点我记得异常清楚——我听到了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隆声，于是——我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控制自己
当我苏醒过来以后，首先看到的便是向我开枪的那个女人的面孔……
我感到异常软弱，全身都不能转动，连头都抬不起来……
四外是一片白色，阳光耀眼。那个神秘的陌生女人的面孔就在我的眼前，透着一点点笑容，看来她这副面孔与其说是冷漠，倒不如说是怀着恶意。
我掀动着嘴唇：“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了？”
“别作声，别作声！”她命令式地低声说，甚至还显得很亲切，“不要讲一句俄国话。如果您想活，那就别作声。我以后再跟您解释……”
其实我自己根本不愿意讲话，因为我太软弱了。头又晕起来了，于是我就闭上了阴暗。待我睁开眼睛的时候，这个陌生的女人已经不见了。
我慢慢清醒过来，就开始审视周围的一切。
一片白色，阳光耀眼。我这是躺在一个病房里。不错，毫无疑问，我是在病院里。墙是白的，桌子也是白的，身下是镀镍的铁床。从两扇宽大的窗子里射进了夏日耀眼的阳光。这个病房里一共只有三张床位。一张是在窗旁，这就是我这张；在我旁边靠门口那张床上也有一个病人，另一张床靠着对面的墙，那张床是空的……
突然，我想起了一切——这一回我才完全清漫过来了！——想起了这个可怕的一夜，那些莫名其妙的事件，没有说完的那句话，还有对准我心窝的那支枪筒……
我的胳臂瘫软无力，不听使唤，它仿佛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抬了起来，用手摸了摸胸口……
不错，胸口缠着绷带，确实是有人向我开枪了。
我在这个病院里躺了多久？那个女人为什么也在这里呢？
“同志……”我喊躺在门旁的那个病人，但他并没有回答我，甚至连动都没动。后来我才知道真是万幸，他干脆就没听见，他已经听不到我的喊声了。
这时，我听到了人声。门开了，病房里走进来好多人。这些人都穿着白罩衫，戴着小白帽。我就想这一定是医师巡诊来了。
进来的这些人都十分快活，笑着，并且互相开着玩笑，但不知为什么他们都讲德国话。
他们先走近了躺在门口的那个病人的床前。
——个短小粗胖的年轻人，话讲得相当快，我很难懂他的意思。看样子，他是在报告病人的病情，这时又马上走进来一个身材细长，体格消瘦的人，差不多已经是个老头子了，他高傲地扬着他那个小脑袋。他是这些人当中的主要人物，其余的人都是他的下属。
“教授先生。”那个短粗胖的人向这个老头述说着病人的病情，不断地这样称呼他。
“很好，”那个老头子气咻咻地说，突然，他打断了那个人的话，对他的同伴们伸出了他那四个青筋嶙嶙的细长手指，并且很正经地数着说：“一，二，三，四……就完了！”
过了四天我才明白这个老头子的意思。
后来，这个老头向我转过身来，于是大伙就走到我的身旁。
这次讲话的不是那个短粗胖的人，而是使我落到病院，而且显然对我的命运开始起着某种作用的那个神秘的女人。
她同别人一样，也穿着白罩衫，头上包着一个白头巾，我不晓得她在这里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但她的举止在这些医士当中非常随便。
她指着我说：“教授先生，这都是您的功劳……”
她讲的是一口流利的德国话，我完全听得懂。
大家都称为教授的那个老头子很宽厚地笑了笑——我不知道他这一笑是否是因为他确实有什么功劳，或者只是由于这个女人对他恭维了一番的缘故。
“啊，如果是这样，”这个教授仿佛敲响了一下他的干巴舌头，“那可就太好了。”
“他是今天早上苏醒过来的。”那个女人又接下去说，“他想讲话，但我把他制止了，他身体还弱，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啊，您可真是一个出色的助理护士！”教授亲切地微笑着夸奖她说——他对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微笑过，“但愿在您的照看之下，绝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这位……这位……”
这位教授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那个陌生的女人急忙提醒他说，“您早就认识他啊……”
“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并且意味深长地对她点了点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妨碍他恢复健康。”
他哈下腰来，扒开了我的下眼皮，瞧了瞧我的眼睛。
“挺年轻啊”他善意地补充说，“假设他的血管发生了硬化，那我就不在他身上白费事了。”
他用他那细长的手指小心地摸了摸我的肩头，甚至竟表现出很爱护我的样子。
“我一看您的眼睛就知道，您本来就没打算死。”他突然用英语说，并且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懦夫一生数死，丈夫只死一遭。”
这是一句赞赏的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最想知道的是：我究竟怎的了，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后来，这位教授转过身去，迈着方步，连膝盖都不屈，直着两条腿就从病房里走出去了。
其余的人，其中也包括那个陌生的女人，也都跟在他的身后，一个一个地出去了。
房间里又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剩我一个人以后我就又想，我是不是神志昏迷了？我本来是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可是他们为什么管我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我怎么变成了一个拉脱维亚人？为什么会是一些讲德国话的医生给我治疗？我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是那个打算害我的女人来照看我？
我想到了这些以及如此等等的好多问题，但我却找不到答案。
我绞尽脑汁去想，我终于恍然大悟了：我是被人抢来了！
是的，这种假定是完全可能的……
象我这样的军官知道的东西当然不少：我所掌握的情况不可能不引起外国参谋本部的注意，这可能是某一国极其大胆和狂妄的间谍机关冒了这次险。
尽管这样的事很难令人置信，但我几乎肯定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了。我就对我自己说：是的，他们把我抢来了。这个女人并不是要把我打死，她只是企图使我失去反抗的能力……后来，我就又问我自己：我这是躺在哪里？是落到德国人手里了吗？是的，很可能是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了。但是他们打算怎样呢？他们绝不会从我身上弄到什么，这一点我是确信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会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如果说他们要抢我，那正是因为我是马卡罗夫少校，是苏联的参谋军官，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晓得的什么贝尔金先生！而且，为什么又不许我讲俄国话？为什么那个女人的做法仿佛象是要我瞒着什么人？最后，那个高个子德国教授说的那几句英国话指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又闹得茫然无措了。
无论如何，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我这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苏联的病院里。
在这一天里，卫生员和护士到病房里来过好多次，其中大多数人跟我讲话是用德语，只有几个人讲拉脱维亚话。
但是，我还记得那个女人早上给我出的主意，他们说什么我都只是轻轻地点头示意。
傍晚，那个陌生的女人到我这里来了。
她坐在床前，微笑着抚摸我的手。
她用英语同我讲话，而且声音很低，尽管有人在门外偷听也听不清楚讲些什么。
“忍耐，忍耐高于一切，以后您一切都会明白，”她态度温和，但很果断地说，“您目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您可以讲德语、英语、拉脱维亚语，可就是不要讲俄语。总之，您应该忘掉您是俄国人。以后我会把一切都对您讲清楚。”
我就开始问这问那，但从她的回答里并没有弄清多少问题。
“我这是在哪里？”
“在德国病院。”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您以后会清楚的。”
“可是您是谁呢？”
她笑了。
“不记得了吗？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她沉思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的全名是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扬柯夫斯卡亚，而且我们两人早就熟识，您是应该记得的。”她站起身来，并且仿佛有所阴谋地用一根手指压在了她的嘴唇上，“养病吧，请记住我的忠告，一切都会好的。”
她走了以后，整整两天没有再来。在这两天当今。各种各样的揣度可把我苦恼坏了，后来我就倾听周围别人的谈话，仔细地斟酌听到的每一个字，但我还是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慢慢地有了力气，也能够望望窗外了。于是，我以为我是被抢来的看法就无法成立了；因为我依旧还在里加，对着病院窗子的那条大街我是非常熟悉的。
在我失去知觉的那几天里，发生了一件异常可怕的大事。如果说我被无理的外国间谍机关抢出来是件极其可怕的事，那么这几天发生的这件事要比那更可怕得多……
希特勒德国侵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