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她问他。
“友谊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巩固，只是在爱情这方面爱莫能助。”
我为她翻译了这句话。
“我懂了。”杨柯夫斯卡亚说，又看了看格列捏尔，“但是您没有理由在我身上吃醋呀！”
“噢，如果我知道您会用这样多的时间关照贝尔金先生，”格列捏尔开玩笑说，“那我就不会让人们给他治疗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这里非常随便，就好象她是这里的女主人一样，她把我介绍给教授的客人。
这些客人大部分是里加希特勒军政机关的核心人物。还有几个半文半武的官员，其中有两个人带着老婆，还有几个没带丈夫的女人，里面还有一个演员；女人都穿着夜礼服，很多人都戴着珠宝饰物。
我们的出现使格列涅尔的客人们中断了谈话。人们都很感兴趣地望着我，看样子，这个客厅里的这些人早就听说过我了。不过，扬柯夫斯卡亚却更引人注意。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她，如果说妇女们都怀着妒意，馅媚地望着她，那么，很多男人就是公开地现出垂涎欲滴的神气瞧着她了。
格列涅尔把我领到了一个忧郁的、穿着黑色党卫军制服的家伙跟前，他的面孔上有一撮小黑胡，显得十分可笑，象希特勒的那摄小胡一样，显然是涂了黑颜色的；因为他的头发却象狐狸尾巴一样，是火红色的。
尽管这个家伙的身旁站着一个女人，但他却在沙发椅上坐着，静观着周围的人们。
“请让我为您介绍一下，”格列涅尔说，“这是爱丁格尔长官和他的夫人……”然后，他也说出了我的名字。‘这是贝尔金先生……”他停了一下，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人！”
我向爱丁格尔这个身体肥胖、面色青白的夫人施了一个礼，但是这位长官先生却没有容我们正经地互相问候一番。
“坐下吧，罗塔，”他很严峻地吩咐他的妻子说，一面站起身来，伸出他那有力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子，好象扣上了手铐一样。“贝尔金先生，我们走吧，”他说，“我们应当熟悉熟悉。”
他把我带进了餐厅，那里有几个军官站在桌旁喝着啤酒。
这位长官毫不客气地推开了啤酒瓶子，举起了白酒瓶子。
“我们在俄国应当喝俄国白酒，”他不容分说地说道。马上就倒满了两大杯，并且送给了我一杯，“请吧！”
我们两人都把酒喝下去了。
“马上就会有音乐节目了。”这位长官说得仿佛在下命令，“因此应当陶醉一番，回到您女人那儿去吧。”
果然，客厅里正有一个高身量，长得很美的女人站在钢琴旁边准备唱歌。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夜礼服，大家都管她叫演员。
我走到了扬柯夫斯卡亚身旁。
“这家伙是谁？”我小声问他用眼角扫了一下我的新相识。
“盖世太保头子爱丁格尔，”她悄悄地回答说，“您要多给他献点殷勤。”
我只是暗暗地透了一口气……
我怎能想到会落到这帮人当中啊！
这时，穿着粉红色夜礼服的那个女人已经唱了起来。她唱的是舒曼的抒情歌曲。她可确实是一个名不虚传的演员，在任何听众之中都能受到欢迎。她一连唱了好几支歌曲，人们为她鼓掌；时间不长，掌声也不大，这是社交界中的一种习惯。突然，在唱过舒曼的富于幻想、旋律悦耳的歌曲以后，她却唱起了《霍斯特·维谢里》，这是突击队员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希特勒的亡命徒之歌……
她按照在场的这些人的本性，表现出惶惑不安的神情，唱着这首歌，她仿佛象是做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情，现出难为情的样子……
一点儿不错，这不是舒曼的作品！
这时，听众们的面孔涨得通红，有好多人站了起来，有的人甚至也随着唱起来了……
我仿佛觉得，这时如果有人突然大喊一声，他们就会跑到街上去杀人、抢掠、放火……
这位跟手唱罢以后，格列涅尔教授也没有等人邀请，就端着军人的架子，自己走到了钢琴跟前，在那光滑的黑色板凳上坐下了。
按理说，音乐能够表现人的心灵，但是我要说，格列涅尔根本就没有心灵。他演奏的都是他很熟的作品，因为他几乎就没有看乐谱，每一个乐句演奏得都很精确，但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样枯燥无味的演奏。起初我对他这种枯燥无味的演奏感到很奇怪，但是后来才发现，格列涅尔根本没有用脚踏板。他打着键子，声音随打随断。声音不扩大，不延长，也不和别的音交合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能把钢琴变成一个鼓。
格列涅尔奏起了“歌唱家兼诗人”的前奏曲，又奏了两个巴哈作品的序曲，然后又演奏了维伯尔的“邀请跳舞……”
这本来是一支轻快的、优美的“邀请舞曲”……可是他却把它奏得何等难听！
琴键在他的手指下嗒嗒作响，仿佛象响板一样，客厅里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就在这时，当这个富于理智的纳粹分子在演奏维伯尔的作品时，我听到我背后有人声音嘶哑地小声说：
“贝尔金先生，我们要同您见见面。”
我转过身去了。站在我身后的是爱丁格尔长官。
“请到我的办公厅去一趟吧。”爱丁格尔提议说，“我在最近这几天等您。”
“也是‘邀请跳舞’？”我暗想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拒绝他的邀请是不可能的……”
我算卷到这场把戏里去了，这场把戏对我未必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音乐节目完了以后，我们就被请去吃晚饭。有两个勤务兵侍候着我们，这是两个训练有素的奴仆。晚饭很清淡，不算丰盛，但是却很精美：有龙虾、沙丁鱼，有野禽肉的馅饼，后来又上来了上等的松糕和水果，还有很多的酒类。
开头是边喝边吃，然后是光喝不吃，其后是就着白兰地喝咖啡，最后是一色喝白兰地……
我仿佛觉得只有格列涅尔一个人没有喝酒，不愧杨柯夫斯卡亚说他是一根台柱。
这个瘦老头子格外地向我的女伴大献殷勤；她仿佛把他弄得六神无主。
格列涅尔并没有出来送别的女客，却唯独把杨柯夫斯卡亚一个人送到了前厅。
于是她就把我送到了家。
我们上了楼，进了我的住宅。马尔塔不在。她大概是睡了。我的心绪不安，一点儿也不想睡。我走进书房取了一本书。
我往寝室里看了一眼，杨柯夫斯卡亚正在我的床上坐着。她的神情显得很沮丧，仿佛在等着挨打。
我奇怪地瞧了瞧她，我不晓得她为什么还不走。
“让我住在这里好吗？”她问道。“您可以成为布莱克全面的继承人。”
我摇了摇头。
“难道您不喜欢我吗？”她很惊诧地问道。
“喜欢。”我尽量把话说得真诚些。“但是，目前还为时尚早……”
我不打算把她一脚踢开：因为我不应该促使她反对我，我必须万分慎重。
“您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扬柯夫斯卡亚讥诮般地说，“您甚至也有点儿喜欢我了。”
“我不太懂您的意思，”我说，“大概您同布莱克有着某种深厚的感情，可是您怎么能同我亲近呢？不是我的同志们打死了您的情人吗？”
“您指的是哪些同志？”她问我，声音非常低沉。仿佛她是在很远的地方同我讲话。
“我指的是苏联的侦察机关。”我说，“您不是说布莱克是苏联侦察机关打死的吗？”
“啊，那和苏联侦察机关有什么相干呢！”扬柯夫斯卡亚有气无力地说，“您既然要问，说老实话，布莱克是我自己打死的。”
第五章 在自己的墓地上
但愿大家别抱怨我，别怪我几乎根本没有谈到当时震撼世界的那些巨大事件。我谨就记忆所及，写下当时一连串大事当中的一段插曲。
扬柯夫斯卡亚承认她杀死了布莱克以后，我把她送走了，然后我就反复地考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杀死了她的情人……
“她为什么杀死了他呢？”我反复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而每次的答案都各不相同，因此只得把我的各种假定又都推翻了。
是由于嫉妒吗？象扬柯夫斯卡亚这种女人的嫉妒心毫无疑问是极其残酷而危险的。但是我不以为有谁能够引起她的嫉妒，她在这方面是十分冷漠并且是很谨慎的……
是为了报复？……那又是为了谁，并且是为了什么？杨柯夫斯卡亚是不讲道义的，她不会由于谁不讲道义而惩处谁；并且她也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人，她不会硬充尼米吉达……
这样干有好处？但是，如果她甚至还要求助于我，叫我来顶替布莱克，使人认为他还活着，这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假设，随着就又把一个个的假设干脆推翻……
天亮了。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早晨。我无事可做，只得焦急地等待……
要是想一下我所处的地位，就会了解到情况是何等复杂。
我落到了敌人的后方。致命的枪伤引起了一场大病，恢复了知觉以后，就不得不扮演一个英国间谍，——这个角色是一个既是害我的凶手又是搭救我幸免于难的女人强加于我的。这个女人要我冒充被她打死的一个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因此德国人就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只好就来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因为如果德国人知道了我的本来面目，他们就会立刻把我干掉的。
但是，主要的问题还并不在于仅仅是为了保住一条命，而是要参加到面临的这场斗争里去，给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从一方面来看，我处的地位十分有利：我身在敌人当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实际是什么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又是独自一个人，很明显，一个人只身作战是极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究竞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最好是能同我们的侦察机关取得联系，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能同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也好，里加一定会有人民的力量在秘密地进行着活动，但是我也很难找到这些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设法跑到自己人那里去，就是越过战线，但是这样做需要极大的预见性，并且要万分谨慎。可以肯定，虽然德国人没有动我，但他们决不会把我忘掉的。
为了建立某种联系，并且确定我在这场斗争当中的地位，我竟干了一件冒失事，到我从前住过的那所住宅去了。柴普利斯不可能不同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有联系，他那种人是绝不会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的。我之所以说冒失，是因为我这样做可能引起对我们两个人的注意。但是，想要在敌人侵占的里加找到一个可靠的人的愿望非常强烈，我还是冒了这次险。
在进行秘密活动这方面我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至于怎样麻痹密探的嗅觉，我只在描写革命地下活动的作品里知道一些。我就照着书上说的那样，在大街上反复绕圈子，注意着过路的行人，然后突然拐到胡同里，紧张地等着是否会出现跟踪的人……
我做了这样的准备工作之后，才躲进了不久以前我住过的这家的大门。我在院子里站下了，停了一会儿。身后没有任何人跟着。我从后门转到前面的楼梯，又等了一会儿。四外静悄悄的。于是我就到上面去了。也还是鸦雀无声！我就又回到下面来，站到我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门口了。我没有冒险用我自己的钥匙。我屏住气息，按了一下电铃……希特勒匪徒很可能在这里设下埋伏！
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穿得很不错，撅着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
“对不起，”我说：“柴普利斯家大概在这里住过吧……”
“柴普利斯？”她反问了一句，随后摇摇头，“我不晓得……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柴普利斯。”她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我，冷冷地又重复了一遍，突然她又有点儿温和下来了：“要知这我是不久以前搬来的……如果这家人家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前住在这里的，那您最好到替察局去打听一下。”她很果断地提议说。她稍微犹疑了一下，又补充说：“他们好象被警察局抓去了……”
我觉得她非常不愿意同我谈话，因为她又摇了摇头，急忙就把门砰地关上了。
可是，其实她已经把我要知道的事情全告诉我了。
我回头看了一下，楼梯上没有人，于是我顺着原路到了街上。
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不过，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很难设想德寇会让柴普利斯一家人得到安静。而且毫无疑问，在开战很早以前，即在德国匪徒没有到来之前，被派到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盖世太保间谍早就拟定了该当被处死的当地居民的名单。
啊，这位谦逊和蔼、寡言少语的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难设想他出了什么事情。
无论如何，指靠他的帮助算无望了……
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作一个可以说是只身的复仇者，尽自己的可能向占领者复仇，让自己的生命牺牲得更有意义些。我是很可能走这条路的，假如……
我很清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当我确信毫无任何其他办法的时候，我才能只身进行斗争。因此我应该先等待时机，想尽办法同自己人建立联系，到那时就可以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方向，探听出更多的秘密，特别是可以利用扬柯夫斯卡亚的企图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又到了一个平常的，同时也是一个奇怪的早晨。
我起了床，刮了脸，漱洗之后随便吃了点那个细心的马尔塔为我做的稀饭和几个鸡蛋，就到书房去。
我坐在那里，想着各种各样难解的问题。等着落在我手里的那些姑娘能来一个。看来，只有布莱克的姑娘来才能使我的生活起一点儿变化。
可是在十一点钟左右，来的并不是什么女侍和做按摩的姑娘，而是扬柯夫斯卡亚本人，她朝气勃勃，很是活跃。
她穿着一身很雅致的棕色连衣裙，戴着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脖子上围着的也是一条黑色天鹅绒的饰带。她漫不经心地抖弄着她那副黑色的丝织手套，根本没有提我们前一天晚上的那一场谈话。不过应当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想越过我们两人之间所形成的那种严肃的、表面上看起来甚至是一种友谊关系的界线。
“一切都好吗？”她问道。
“如果您认为我无所事事就是好，那就算好。”
“我正是要改变您的这种处境来了。”她靠近写字台坐下来，凝视着我，“我们或者干点工作？”
“我不晓得您所说的工作是什么。”我很冷漠地回答说。
“就是一般的工作。”她和解地说，又问道，“您今天是在等哪一个姑娘来吗？”
“是吧。”我说，“我没有给她们规定时间，她们什么时候想来就什么时候来。”
“那您可错了。”扬柯夫斯卡亚反驳说，“她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日子，甚至都有一定的时间呢。”她嘲笑般地看了看我，“她们的名单在哪里？”
我很奇怪：“名单？”
“是呀，您不要以为布莱克是不登记的。他是一个很拘泥形式的人。您的电话簿呢？”
她自己在一堆旧报纸里找到了电话簿。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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