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这个会议是总结我们取得了前3名的经验和教训，有点庆功的意思。但听完陈良宇和龚学平的讲话后，我感到我们与上海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形象并不相适应，我们距上海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心里已经暗暗下了决心，如果明年我继续带申花队的话，我们一定要拿冠军。
13。“民意测验”，我却遭到许多球员反对
1994年中国足球的第一次职业队联赛搞得非常地成功。足球水平明显要比前一年提高，场面也精彩、激烈得多。被冷落多年之后，中国足球又红火起来了，到处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当年12月中国足协在成都召开了足球工作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庆功会”，足球界元老都应邀参加，会场内外喜气洋洋。这是我记忆中中国足球最令人兴奋、最团结也是最受好评的一次会议。
我作为申花队的主教练也到成都开会。刚到成都，羊城晚报的记者范柏祥挺神秘地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听说你的位子不一定保得住。”我听后大吃了一惊。我想，我在年初接手申花队，指标是前六名，现在我打到了第三名，超额完成了任务，自认这一年干得非常不错，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俱乐部会不聘我，这个消息对我确实是非常意外。我问范相样，你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可靠不可靠？他说是“从上海方面得来的，挺可靠的”。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往下一沉，不由地狐疑起来。晚上我给在上海带队的桑廷良打了电话，问他听到过些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桑廷良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听说过，但是你走之后，我听说惧乐部在队里搞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测验……”噢？有这事？我一听马上神经紧张起来，队里的这些事情我作为主教练为什么不知道？我不是反对进行这种民意测验，但要搞的话，至少也得给我们教练打个招呼吧。倘若不打招呼，那肯定想避开我。桑廷良说他也是听说，并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很生气。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搞职业队了，但在有些方面却还在搞这种“群众路线”，我对搞这种东西特别反感。我又问，他们是怎么测验的？
测验的结果如何？
桑廷良说：“测验是俱乐部通知全体队员搞的，没有通知我们教练，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事后获知，每个队员得到一张纸，上面大概印有这样一些问题，如：你对主教练的工作是否满意？你与主教练合作如何？你对其他教练工作看法如何？等等。听说测验的结果，我最差，你根宝其次，顾兆年最好。”
我听了后才感到，虽然我们拿了第三名，但俱乐部对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范柏祥说的有些道理。我的位子看来是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不清楚。我想，我们的工作是需要评定的，评定我们工作的优劣，一要看实际工作的过程，二要看实际工作的效果，这两点我无可厚非。我在1994年的工作实绩明摆在那里，俱乐部为什么对我还有什么看法呢？
刚到成都，就碰上这不顺心的事，我心里很不痛快。这天晚上我睡得并不安稳。第二早晨8点多，我刚吃完早餐回到房间，桑廷良又来电话，向我报告说，队里两名球员找不到了。7点30分起床吃早饭的时候人就不在了。刚才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这两名球员在昨天晚上公安局“收网”时抓进去了。
我一听急了，忙问“你们晚上锁门了吗？”桑廷良说：“锁了，前门、后门都锁了。”
“锁了怎么出得去？”我问。“是从二楼宿舍的窗口跳出去的。”
“他们现在情况如何？性质严重吗？”我有点急了。
“现在不清楚。不过可以打听一下，我听说治安大队的一个大队长在广州出差时曾与你一起吃过饭，和你挺熟的。”
我一听便说：“那你快去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被收进去？
如果是一般的问题，你就对他们求个情，说我们两天后要与德国的凯泽斯劳腾队比赛，一定要态度好一些，求求情吧。“
桑廷良挂上电话不久，就代表球队去了公安局。我就在房间里等他的电话。不久他回来了，告诉我，情节不算严重，只是一般性的问题，已经保出来了。
我对桑廷良说，你马上向俱乐部去汇报，让郁总知道这件事。事情出在队员身上，尽管责任在个人，但影响的是申花队，要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教育管理还存在问题。
与桑廷良打完电话后，正好9点半中国足协开会。这一天的会议有一项议程：前4名的教练员答记者问。我带着对俱乐部搞秘密民意测验和今天队里发生的这件不光彩事情的不满的情绪，参加了会议。
14。在成都会议上放炮
本来，我在会上不想更多地去讲队里存在的问题。队里出了这样的事，球队不光彩，我这个当教练的也没面子。但在记者问答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
天津日报记者张东站起来对我说：“我向徐教练问一个问题，你在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时，大家都知道你是管理很严的教练。但昨天，我坐在你们南方明星队的车上，见到你们申花队的球员抽烟，你对这事怎么看？”
这次南北明星队，是在成都足球工作会议时举行的一个比赛，由南北两个阵营组成的球队参加比赛，我和广州太阳神队的主教练周穗安任南方队教练。申花队有5人人选南方队，他们是李晓、瓦洛佳、范志毅、成耀东和朱琪。因准备对德国凯泽斯劳腾队的比赛，成耀东和朱琪没有随我到成都，只有范志毅、李晓和瓦洛佳3人参加南方明星队。
我说，当时我看到瓦洛佳和李晓坐在前面，他们没有抽烟。张东，你是不是看到范志毅在抽烟？尽管当时张东没有回答，但我心里知道，张东指的人，肯定是范志毅了。我便说，我确实在车上没有看到。但我如果看到的话，我肯定会制止的，并会进行处罚。
张东的这个问题，让我“刹不住车”了。我索兴讲开了。我说，我是强调管理的教练，我认为一支球队如果管理不严，是没有战斗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球队的成绩好坏与球队的纪律是不可分的。但是，我管理再严，还要队员理解和配合。否则，再严的管理也不一定都能收到好的效果，并不等于不出事情……“讲到这里，我马上联想到今天上海发生的事情，联想到俱乐部在队里搞民意测验时队员对我的不满。我脱口而出：在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况下，被队员反对的教练是好教练，而队员没意见的教练，大概有点问题了。
这句话一出，会场立时骚动起来，大家相互交头结耳，记者们更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望着我，盼望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说，足球队从体工队的机制转到职业队，但实际上职业球员的素质、道德及球员对职业的认识还没有提高上去。刚才张东说的问题是存在的。不要说抽烟，更严重的事还有，足球界中喝酒、嫖、赌也不少见。少数球员想少花力气多拿钱，管理上希望松一些，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的困难。但凡是搞过队的都知道，平时训练不刻苦，不严格，到时候你想拼也拼不出来。年初我们队中有一名队员生病，我派助理教练去探望，有些人就说我不关心队员。平时训练我是严一些，有时甚至骂人，个别队员就感觉到在队里缺少温暖，积极性不高。也有些同志对我说，根宝，你坚持严格要求是对的，但要注意工作方法。也有说，根宝，你批评队员，要注意场合，要给队员一点面子。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希望我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但是我想，世上是没有两全的东西的。昨天我们队有2名队员半夜跳窗出去，在娱乐场所给公安局抓住了。这时候，他们还有自尊吗？平时怪我们管得太严，但这个时候，我想他们肯定有所省悟，如果管得再严些，他们就没有机会半夜三更溜出去了。自尊首先要自爱，自己对自己都不爱，如何有自尊？有队员说在队里缺少温暖，缺少关心。什么叫温暖？什么叫关心？出了成绩，名利双收，这是最大的温暖，最大的关心。当我们1比6输给广州太阳神队后，球场上几万观众齐声骂我草包，其声之大，真是如雷贯耳。谁给我自尊？谁给我温暖？我要不要自尊？我要不要温暖？球踢不好，观众骂臭球，球员感觉到有自尊吗？他们会感到温暖吗？我们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自爱，才有自尊，懂得我们职业教练员、球员应该需要付出些什么，不在乎时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和辛苦，你怎么能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荣誉和利益呢？这才是最大的道理。
我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讲完后心情感到一阵轻松。我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记得坐在我边上的王俊生对我说，根宝你的话太绝对，有些教练不灵，队员反对，难道也是好教练？我说，我指的是在管理上，管理严的教练通常是不被球员喜欢的。
我确实感到，上海申花队今年能够获得第三名，确确实实就是严格管理和训练的结果。在这一年里，我对一些主要的球员，尤其对尖子球星是批评最多的。范志毅、成耀东、李晓有错我不去批评，难道我们者是批评替补队员？到时候谁会来服你？只有把他们抓住了，才能带动全队的管理和训练。
在这方面，俱乐部，尤其是上海市领导给了我足够的支持，是我能够坚持严格管理，并能超额完成任务的最重要基础。我想起对辽宁队比赛时，范志毅在休息室里当众与我争吵，后来三天不归队时，陈良宇书记亲自出面为我打气，提出“申花队没有特殊队员”，严肃批评了范志毅的错误。我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得以在联赛中坚持刻苦训练，坚持抢逼围，打出了我们最好的风格和水平。
我在会上“放了炮”后，事后听到了许多反应，许多同志支持我的看法，新闻界更是以大的篇幅刊出我的讲话，当然，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我想，抓管理，抓训练，是一个教练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回忆这几年走过来的路，更加清楚地感到，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是对的。我甚至想，我已经干到这个年龄的人了，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不怕。直到现在，我仍然对球员炒教练之风非常反感。不少球员就是这样，他要做的十件事，只要有一件不合心意，就对你有意见，反对你。我想，我了不起就下台不干了。但只要我在台上，我必须这样去做，而且我一定会这样坚持。
回到上海后，我听说俱乐部对我的发言不太满意。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民意测验”我本来就是“不及格”，我已经无所谓了。
当然，我也要做些“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了范志毅，你给我讲实话，队里有没有民意测验这回事？小范给我装糊涂，他打着哈哈说：“啊，我不知道。”我说，你别装傻，俱乐部聘不聘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怕什么，你又没包袱。他只得承认了，但又说，“反正我没有写。”我问，你让谁写的？“我让陆玮打勾了。”后来我又问成耀东，他说有这么回事，又说：“这个事嘛，作为我们队员只有服从上面的要求，上面叫写我们就写吧。”这件事情至今给我印象深刻，并令我非常不满，后来我与郁知非谈起这事，他也给我作了些解释。
在我这一年任申花队主教练期间，经常有队员跑到俱乐部反映对我的不满，俱乐部再把这些反馈给我，我对俱乐部的这些做法有意见，我认为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搞过职业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门员学习班上，我问老那，在德国，惧乐部、教练员、球员三者关系是什么样的？他说：“队员对主教练负责，主教练对俱乐部负责。”我又问，如果队员向俱乐部反映主教练如何如何？俱乐部应该怎么办？老那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一脚踢回去！”
老那的话，更证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乐部想让我再干，这两点我必须要向俱乐部提出来，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认同，否则我坚决不会再干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在外人的眼里，我干得轰轰烈烈，非常不错，把一支年轻人组成的球队带到了第三名，比过去的上海队成绩还要好，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因为这是新旧机制、新旧观念在初级阶段转换时的必然反映。我从心里感谢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环境，感谢上海市委、市府和俱乐部对上海足球的支持。这与众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国其他惧乐部极大的羡慕。在我们工作低潮时，足球书记、足球市长亲自参加俱乐部改革座谈会，为我们的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足坛改革鼓与呼，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体委到企业办球队的转变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结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际，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10个字：风雨中开始，风雨中继续。
第三章 申花初烂漫
1。被续聘了
1994年，我们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当然，我还要感谢吉林队的金光诛。如果不是他把点球罚出界，我们就不是第三名，而是第五名了。金光诛的这一点球，对我们申花队，对我本人带来的影响，可是太大了，我甚至想，正是这个没有踢进的点球，才使我有机会继续执教申花，并在第二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庆祝会开过了，假也放完了，又要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1995年的工作将如何做？目标是什么？我没有底。更何况我会不会被俱乐部续聘，还是未知数，我等着俱乐部给我们“亮牌”。
虽然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但是市领导对此好像并不满足。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不止一次地说过，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陈良宇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说实话，这的确是非常高的要求。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信心和把握。
上海从30年代起，就一直是中国足球的领头羊。上海足坛曾经出过李惠堂、孙锦顺等亚洲一流的球星，上海的足球应该重现历史，再现辉煌，应该是全国第一。但是，上海足球这些年一直在的低谷中徘徊，要重振过去的雄风，困难会很多。申花队目前所做的，只是打基础，打好基础最重要。1995年是上海足球关键的一年，但是这个目标究竟定在哪里呢？
1995年元月，俱乐部召开了董事会。在召开董事会之前，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找我谈话。沈立恭首先肯定了我在1994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我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他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在工作方法上有所改进。对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也给予支持和肯定。另外，他还要我对新闻界讲话时应当注意尺寸。
郁知非说，我们一年来的合作总的来说还是愉快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不懂足球，不懂俱乐部管理的人来说，收获非常大。他还希望我今年再创辉煌云云。最后他们告诉我，俱乐部将继续聘用我担任申花队主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