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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讲完后问我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我对俱乐部继续聘用我表示感谢。另外还对俱乐部的工作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关于这次民意测验的问题。我说，我对你们的这种作法有看法。搞足球队与搞企业和其他项目是不一样的，不能采用搞企业的方法来搞足球队。这一年的工作你们也应该看到了，一个球队虽然只有20来个队员，但管理他们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你郁总过去也对我说过，你管理一个几千人的企业很轻松，但管这20来个球员的申花队，怎么就这么多事情？我说，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韩复东，原来在部队是一个军的军长，是贺老总把他从部队调到国家体委的。1960年他率领中国足球队访问缅甸，回来后连说，带一个20来人的球队，比带一个军都困难。过去，体育比赛中充满了许多政治因素。足球队当时是随中央政府代表团出访的，因为政治需要，比赛必须0比0打平。按当时我们的实力，赢二三个球没有问题。好在只要是0比0，不把球射进网内就行了。结果是很顺利地打平，完成任务了。回到北京以后，双方要再打一场，这次情况不一样了，要求只能1比0赢。当然，做起来还是不太困难，只要打进1个球就可以了。韩领队认为最困难的，还是球队的管理。那时的球队管理比起现在来，不知要好上几百倍。球员都非常地自觉，训练和生活上根本用不着教练、领队像保姆般地去管，要说有什么问题，也不过是有点娇骄二气罢了，绝对没有出格的，更没有溜出的事发生。即使这样，他都觉得运动队难搞。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球队管理非常难，当然管理企业也很难的。但是管理球队与管理企业是不同的。我对俱乐部去年底搞的民意测验仍然耿耿于怀。我说，俱乐部怎么能听队员的呢？你们要听运动员怎么讲怎么讲，就像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样下去教练的威信如何树起来？
郁知非马上对我解释道，我们只不过是想通过队员了解情况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谈了。
我的第二个意思是，俱乐部、主教练和队员三者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说我为此曾特别请教了施拉普那。他告诉我德国足球惧乐部的管理方式，那就是球员对教练员负责，教练员对俱乐部负责。我说，我希望我们今后也能够参照国外先进俱乐部的管理模式，队员对我负责，我对你负责。如果有队员再找到俱乐部去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把他踢到我这里来。郁知非回答得也很干脆：一点没有问题。
最后，我说了球队建设的问题。我提议，外援内援的工作要抓紧。内援问题，根据陈副书记和龚副市长的指示，要挑最好的。我说，在你们决定续聘我之前，我已经就内外援的问题做了一些工作。我联系黎兵、郝海东和胡志军等，这些队员原来都是我国奥队的队员，我认为我讲话还是管一点用的。但是联系后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郝海东是现役军人，转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当时的部队还没有转会一说。再说解放军队就指望着郝海东进球，少了海东根本不行。即使部队可以转会，以当时的情况，也是不可能让他走。胡志军从广州转到上海也挺难，主要是广州市体委方面有困难，他们不会放人。最有希望的只有黎兵了，他转会的可能性最大。
黎兵是我从贵州把他招到国奥队的，现在辽宁队。前不久黎兵到上海我与他谈起过此事，他也有意来上海。何况，黎兵的女朋友当时正在上海体院进修。但是没有料到后来黎兵去了广东。
这是我的疏忽了。我原想他女朋友在上海，工作应该好做些。不料他后来去了广东队。原来他是要去广州队的，太阳神俱乐部的人都到过他家去了。但广东队工作做得更彻底，居然在半道把他给截走了。后来在昆明我曾经问起黎兵，你当时不是想到上海来吗，为什么又走了？是不是那里的待遇比上海好？他说不是的，主要是怕外地人在上海与上海人不太好相处。广州那里更开放些，与外地人相处可能会好一些。
尽管如此，我想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细一些的话，情况可能会有改变。
内援我就只看中这三个。除此以外，还没有更合适的。这三个争取不到，“内援的名额”也就没有了。
外援方面，瓦洛佳与莎莎的作用在队里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外援是沈阳的莎莎，这个秃头“老毛子”在沈阳海狮队里是最有威胁的人物。94年我们第一场对沈阳海狮队，就被他冲得差点乱了阵脚。郁知非忙说，那你快想办法，赶紧去联系他，这个队员我们要了。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飞北京。沈阳队的教练谢尔盖也是俄罗斯人，他正好在北京，听说莎莎全都听他的。我会通过中国足协的杨秀武找到他，杨秀武会俄语正好请他当翻译。
申花队中的外援门将库茨是绝对不能再用了。1比6的惨败，给我们，也给这位当事的守门员造成了太大的心理创伤。但是蔡建林状态时好时坏，贾春华还不能挑大梁，守门员非得再找一个。我说，我还要去一次俄罗斯。
这次谈话气氛很好，大家畅所欲言，在许多方面也达到了统一。最后谈到了1995年的“指标”时，沈副区长和郁知非都说，你先等着，等我们开完了董事会后再说。
我便退出了会议室，独自坐在门外休息室等着。我只是俱乐部聘用的球队主教练，不是董事，不能参加董事会。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这一点我想得很开。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董事会才开完，我被叫了进去。一进去，但满屋子的人都抬头望着我。我忽然觉得，我这个董事会成员之外的人物，这时却成了主角了。
参加董事会的董事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俱乐部总经理郁知非、副总经理孙春明，黄浦区体委主任施翔和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贡献。他们首先向我表示，我被聘用为1995年赛季申花足球队的主教练。这在一个多小时前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只是“过过场”。而后郁知非代表董事会向我表示，董事会认为申花队今年的目标是保三争一，这使我有点吃惊。
我必须承认，我们1994年取得前三名是有运气成分的。我们的真正实力，其实与大多数球队相差不了多少。如果最后一场吉林队金光诛的点球罚进，我们就是第五了。因此我说，我第一年的目标是争取前六，今年是不是提出争取前三？最好不要提确保第三，更不要去提争第一。说实话，争取前三的指标，已经是非常难了。根据我当时的观察，我的争取前三的指标，其实与六位董事会的意见差不多。只是市领导对申花俱乐部提出的争前三的指标不满意，郁知非和沈立恭有压力。但是他们谁都不敢讲争第一。
果然，当我讲完后，沈副区长便插话道：“根宝，我个人想法，你能不能提一下争第一？”我说：“沈副区长，争第一可真不行。国安提出永远争第一，与我们要求争第一是不同的。他们提的只是口号，没有兑现的具体时间，而如果我们定下，就得去实现。我提出的争取前三，我认为已经是相当难的了。还是给我留点余地吧。”
沈副区长又说：“如果你争到了第一，区政府奖励你三房一厅！”我说：“你即使给我六房两厅我也不能提啊。”
后来我才知道，在董事会上确实也讨论过要争第一，但大家都认为有困难，便希望我自己提出来。贡献还出了主意：根宝的脾气要让人去激的。你激他，他才会提。于是，沈立恭便来激我了。
当时我感觉争前三已是非常难的，根本没敢想拿第一，因此也没有想去争个三房一厅。但偏偏那一年我拿了冠军。这也许就是“命”，你想要的不会有，没有想到的，却有了。
争第一的事就这样没了结果，董事会也就不再坚持在接下来进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最后我仍像第一年时那样地表态：“如果完不成前三的指标，我自己炒自己的鱿鱼。”我这个人就喜欢这样，没有一点压力，浑身就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我便飞北京。今年要打出好成绩，外援是个重要的环节。我不能再犯引进黎兵时的错误。一定要把那个秃头莎莎请来。
在北京找到了莎莎的教练谢尔盖。他一日答应愿意帮这个忙，并向我保证，只要他开口，莎莎没有不答应的事。
我们把话挑得很细，甚至定下了许多条件，如：莎莎每月的工资是1200美元，伙食费每天60元人民币，赢一场球奖3000元，平一场1500元，每年探亲一次，夫人探亲三个月，吃、住，托运超重费均由俱乐部负责。关于转会费，谢尔盖提出5000美元，这在当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然而，就是这5000美元，使秃头莎莎的转会有了麻烦。谢尔盖让我当时就把钱交给他，由他来转交给俱乐部。而事后我才知道，莎莎并没有什么惧乐部，这5000美元的“转会费”实际上是要进谢尔盖自己腰包。
但我不能这样做。我说必须莎莎到申花队后钱才能给你，而且由俱乐部给你。如果我现在给了钱，到时候如果没来人，我找谁去？
谢尔盖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是两周后带人来。但我回到上海等了两周多，谢尔盖和莎莎都没有来。后来有人在沈阳海狮队看到了莎莎，他依然穿着海狮队的球衣在训练。不用说，这事又黄了。我们谈得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我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只能认为当时没有交钱。但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交了钱，莎莎就真的会来？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幸亏我没有交钱。当时的转会就是这样一种情景，好像这不是堂堂正正地交易，而像是贩卖人口似的。
2。二赴俄罗斯，我带回高佳
外援问题解决不了，只能再次北上俄罗斯，因为那里最便宜。半个月后，我又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1993年第一次去俄罗斯是我一个人。这一次则由步润生（上海体科所）、莫志康（当时的上海大顺队主教练）和吴无差（大顺队领队）三人一起去的。
四个人代表两个队，但在人员挑选方面是由我们申花队先挑，这个方针在出发前便定了。我们队有5个外援的名额（可上场3人），莎莎和瓦洛佳是临行前就定了，这次去还可以找3个。
这次出发的主要目的地还是圣彼得堡。莫斯科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行前已有朋友为我们联系了那里的莫斯科斯巴达俱乐部。
斯巴达俱乐部是俄罗斯最大的足球俱乐部之一，有两个室外体育场，一个室内足球场，俄总统叶利钦就是斯巴达俱乐部的球迷。
此时的莫斯科已是零下20度，室外根本没法踢球，但俄罗斯人冬天从来没有停止过足球活动，他们都是在室内足球场比赛，他们的室内足球场太多了，这真使我大开眼界。
在莫斯科呆了5天，我们在两个室内足球场看了3场比赛。
也许是中国足球给人家的印象太差，太落后了。斯巴达俱乐部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队队员。尽管俱乐部副主任对我们的接待很热情，但我还是看得出他从心里根本看不起我们这些人。在观看火车头队（第五名）与斯巴达二队比赛时，这位副主任对我说，我们的二队球员到你们中国踢球也足够了。我告诉他说，中国足球尽管很落后，但你们奥林匹克队不久前在中国与中国的四川全兴队也只打成了2比2。他似乎不相信，你们有这么强大？我还告诉他，去年意大利AC米兰队和桑普多利亚访问中国，还输给了中国国家队和北京队。他有些不太相信。
正在这时，火车头俱乐部总教练走过来。1992年我带国家队和国奥队在参加新加坡鱼尾狮杯和泰国国王杯比赛时，与他们比赛过并把他们淘汰了，因此他对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见我后，忙用俄语向斯巴达俱乐部副主任介绍，他这才相信，对我认真起来。
这时，我讲话的底气更足了。我说，你们的二队水平太低，不够我挑，把你们一队替补或者要淘汰的老队员介绍几个给我吧。他连忙点头答应。一旁的大顺队领队吴无差见这一情形开玩笑地说，看来外国人也是要看来头的。
在莫斯科呆了5天。陆陆续续看了一些球员，但俄罗斯的一线队都要考虑俱乐部自身利益，有好的队员不肯放，而年青的球员我们则认为水平一般，终于没有找到理想的，我们只能把目标放到了圣被得堡。
到圣彼得堡的挑选工作就顺利多了，因为上海市体委事先已经与他们联系了，他们已经把球员准备好了，我们的要求是一名守门员，一名前卫。
我们还是到斯密那俱乐部。老板第一个介绍给我的便是高佳，并担保高佳比库茨好十倍。高佳曾是格鲁吉亚国家队的守门员。尽管我没有看过他比赛，但是有老板和其他教练的推荐和担保，我相信不会有问题，当场就拍板了。另一个是瓦西里，身高1米65。去年我挑选瓦洛佳和莎莎时，看到他踢过球，也是个不错的球员。瓦西里我也当场定了。
我挑完后，大顺队的莫志康和吴无差只能在斯密那队的其队队员中寻找，在室内进行的分队比赛中，他们也选了几个，我也一起帮他们出主意。
只一天的功夫，我们就把所要的球员都定了。挑球员有时得碰运气，有的当时看起来很好，但回去后不行了。有的当时不注意，但后来却发现非常不错。实践证明，高佳我是挑成功了，他为申花队1995年夺冠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他的工资也很低，一个月只1000美元。
在圣彼得堡过得很愉快，因为有莎莎、瓦洛佳这两个外援“打底”，我已经放心一半了。另外，莎莎还帮我出了不少主意。在我挑外援时我对他说，你要我明年留你，那你要给我好好出主意，不要给我们“垃圾货”，否则如果明年球队成绩不行，首先让你回家。
诸事顺利，离回国还有两天，闲来无事，我忽然想去家访了。想去看看莎莎和瓦洛佳的家。这也是我去俄罗斯这么几次，第一次走进俄罗斯家庭。
我们先去瓦洛佳的家，由莎莎开着车送我们去。他新买了一辆车，拉达牌，花了8000美元。我一看，这车与我们的普通型桑塔纳差不多，没有现在的2000型好。
瓦洛佳的妈妈正在生病。我为他妈妈买了一些礼物。我原以为俄罗斯的住家都是很好的，但没想到瓦洛佳是与别人合租一个单元，一套居室的房里住着两家人，合用一个厕所和厨房，没有洗澡的地方。房子与我们60年代造的工房差不多。我问瓦洛佳，你们洗澡怎么办？他说，我们就这个条件，没有洗澡。我又问，你们买一套房子要多少钱？他说大概人民币10万左右（两房一厅）。我对他说，去年你在中国干了一年，赚了6000多美元，还不够，明年你要加油干。
瓦洛佳是当时在中国踢球的十几个外援中最红的一个。回到圣彼得堡后，许多报纸都采访他。他在那里非常得意，也很吃香。
在俄罗斯，瓦洛佳的生活应该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些，因为他有这么多美元。而在当时，俄罗斯一般的职工一个月的收人大约只有100多美元。
瓦洛佳的家里摆设还是很干净的。这一天瓦洛佳的父亲去上班了，他妈妈出来接待我们，一看便知是一位善良的俄罗斯老妈妈。她非常感谢我们对他儿子的关照。她还告诉我说，瓦洛加在中国呆了一年，女朋友也吹了。她妈妈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