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刚赢过泰山队，所以球迷们都认为，申花拿下足协杯没有问题，因此这场足协杯，让数万上海球迷从陆路、水路和空中涌到了南京，一时间大街上到处都是兴奋的阿拉上海人。球票被上海的旅游公司买走了一大批，他们以此组织旅游团体到南京看球旅游。这天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看台上，一大半坐的都是上海人，这里几乎成了申花队的主场。许多饭店都提前被订了位，申花队赢球后，球迷们准备到那里去喝庆贺酒。这场比赛打得激烈但不精彩，双方在寸草不生的坚硬场地上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技战术配合，比赛结果我们0比2输了。许多球迷气得连饭也不吃，便连夜赶回上海。比赛失利后，当时的江苏体育运动学院院长蔡振华跟我说：“根宝，你是根蜡烛，点燃了南京，但是自己灭了。”听后，我只能尴尬地笑了笑。我们失去了双冠王。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比赛结束后在回宾馆的汽车上我只跟全队讲了一句话：“这场比赛，大家会后悔一辈子。”
17。足协杯为何总与我无缘
对我来说，这次夺双冠是最好的机会。由于甲A夺冠后，自己也没有抓紧拿出必要的措施去准备这场球，因此失去了。后来1998年我在大连万达队时，也有夺双冠的可能，但还是输绘了辽宁队，与双冠王擦肩而过。
双冠确实太难拿了。我们具备条件却没有拿到，这真是令我后悔一辈子的事！
尽管我们没有夺得双冠，但是在我们坐火车回到上海后，仍然受到市领导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他们仍然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迎，在火车站上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一周后，我们在虹口体育场1比0击败山东队，夺得了超霸杯。
这时我听到传言，说我们足协杯是故意放给山东泰山队，因为如果我们拿双冠的话，国安队以甲A联赛第二名的资格就会出来与我们争超霸杯。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莫名其妙。足协杯尽管不如甲A，但其分量仍要比超霸杯重得多。我怎么会去做这种愚蠢的交易呢。1995年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们取得了甲A联赛的冠军和超霸杯赛的冠军、全国五人制足球赛的冠军、足协杯赛的亚军。申花队还获得了那年中国职业足球所有的个人奖项，最佳教练、足球先生、最佳射手、五人制足球赛最佳运动员等等。
打完超霸杯后，上海杏花楼集团请我们全队在扬州饭店吃饭。我们刚进去，郁知非对我说，陈良宇副书记在楼上房间里等我。我上楼后，他关上房门，房间里只有我和陈副书记两个人了。他说：“根宝，我们今天关着门，两个人谈谈。”
他说：“为什么你们失掉了足协杯？
你考虑考虑。我总觉得，我们足协杯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包括夺冠后队伍应酬太多，其中，你的书是不是出得太早了些？你如果在足协杯以后出书的话，可能会更好。“（那时，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根宝如是说》的书。）
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们的谈话气氛不是领导对下属，也不是批评和指示，完全是朋友间交谈。这次谈话后，我领悟到许多东西，学会了更全面地看问题。也确实让我感到，我们足协杯没有拿到冠军，我确有很大的责任。
但是我这时领悟已经晚了。我和队员们一样，将为此遗憾终生。
第四章 在山坳上徘徊
1。1996年的台同，现在看来有问题
1995年的辉煌和遗憾都已过去了。1996年能不能保住1995年的辉煌，蝉联联赛冠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谁都知道，争冠军难，保冠军更难。
为了保冠军，我们1996年的工作比1995年做得更早。元旦那天，我们就与法国嘎纳足球队进行一场贺岁杯。这是喜庆的比赛，但我更把它看作是一场重要的比赛，因为我想象前两年那样在新年里讨个吉利。由于国奥队的球员都去集训了，外援也没有到，我们打得一般，90分钟打平，罚点球决胜时输了。4日我们到香港参加沪港杯，2比1胜。
1996年的队伍是怎么样？需要根据队里人员的情况仔细研究，但是变化不会大。谁走谁留，虽然合同还没有签，但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申思、李晓、陈伟、蔡建林等人曾经提出转会，最后都留了下来。
9日上午，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郁知非找我去谈谈1996年的工作。沈副区长说，两年多来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这在全国也是没有的。球队的精神面貌在外界的反映也很好。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关键是考虑下一阶段怎么操作法。两年来成功的原因，除市里领导的支持以外，你们（指我和郁知非）两个的分工明确，互相补台，合作得很好。1996年能否更进一步，这是个关键。
郁知非说，今年孙春明副总经理主要去搞产品开发了，已经任命瞿郁明接替他的工作，球队的对外事宜都由他管。另外，根宝你提出的设总教练一事，领导们都不同意，你不要谈了。
1996年年初，我从香港回来后，向俱乐部提出设总教练一事。其实在1995年我就向惧乐部提出，1996年我想当总教练，下面挂一个执行教练具体负责。执行教练的人选有杨礼敏和桑廷良。为什么我要设总教练呢？
主要是我经过两年的工作后，确实很累，想轻松一下。我说我可以制订训练计划，遥控指挥。但是俱乐部这次正式答复我，不同意。我便作罢。
郁知非接着说，对队员的调整问题也要考虑。现在已经有提出转会的你看怎么办？申思能不能不走？第二关于工资问题。工资是不是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对工资问题，我说我们不能按国家调工资的幅度去做，那是计划经济的。我们应该按成绩，按市场运作的方针。我们即使按百分之三十提升也不多，比如刘军，由原来的三千元再加九百元也才三千九百元，而据我所知，1995年大连万达队徐弘已经是六千元了，现在的高峰和曹限东的工资也达到了七八千元了。我们是冠军队成员，冠军队主力还拿不过别的队的球员，队员们心里会不服的。
在此之前我已与队员们谈心，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我问刘军，他的月工资心理价位是多少？刘军说大约七八千元左右。如果增加到这个数目，那就是工资翻倍了。蔡建林也说工资能否增到六千元？
奖金也应该拿主力队员的百分之五十。在我们队里，替补的奖金都只是主力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考虑到守门员的特殊性，我认为蔡建林的意见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队里，守门员只有两个人，责任同样重大，与别的位置不一样。在后来分奖金的时候，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去做了。
工资调升的问题，我与郁知非后来还是达成了统一，队员们也比较满意。
工资问题通常是签约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签约工作也水到渠成了。
1996年俱乐部搞了集体签约，并请来媒体报道。这其实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让外界知道球队安定，充满凝聚力。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其实毛病非常多。
按国际上通用的方式，职业俱乐部与每个队员的合同是互相不串通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价不一样，每个人的具体问题和具体要求都不一样，这些都不是球员与俱乐部面谈的，都应该通过中间的经纪人。我们国内目前所有的合同都是中国足协统一发下来的，全国统一，千篇一律。这其实是非常笑话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合同怎么可能一样呢？
合同是保护俱乐部和球员双方利益的，并不是一方约束另一方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有许多方面需要学习，许多方面需要改进。这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观念问题。
最近郝海东要联络去英国踢球，我与他谈起此事时他说中间人告诉他，应该签订几个合同：一关于订下多长的时间，二是本身的价值，三是出场费及生活费用等。甚至具体到什么地方什么消费由俱乐部付，什么事情自己负责，一条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双方都谈得满意，才能够顺心工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先小人后君子。但是我们却通常是先什么都好，到后来是什么都不好。
另外，合同签好后，便是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法律”，不得违反。每个人都对俱乐部负责，因此双方利益一致，只有集体好了，自己才能好。当某位球员违纪，伤害了集体利益，俱乐部对他进行制裁时，球员们不会有一个人去帮腔，都认为是应该的。而不像我们这里，互相之间讲哥儿们意气。其实他们不懂得这种行为损害的是大家的利益。
李辉与古广明是中国球员中比较早一批去德国踢球的。他们回来后说，训练时老板们明确告诉他们，集训中受伤后的药费要自已承担。但是如果因为怕受伤而在训练中不去拚，你便选不上主力阵容了，没有出场费，收人便更少。李辉有一次在训练时受伤了，俱乐部老板平时对他非常客气，关系好像很融洽，但一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却说，按合同去做。李辉说，我们在国内时不是这样的。老板说，我们签的合同便是这样的。
讲到申思要求转会的问题时，郁知非对我说：“申思问题，根宝你考虑一下，是否用他当主力？”我说：“郁总，打不打主力我不能打包票，这是竞争机制的问题。这两年来我也没有少用他。他提出转会，我的意见是希望俱乐部能留住他，留下来后我要训练他，让他符合我们队的打法要求。”当时李晓和陈伟也提出转会，他们想去浦东队。我说，他们两个目前在队里打不上主力，根据他们的年龄，我想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接下来话题又转到目标的问题上。他们问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考虑？我说，我们教练组已经考虑过了。第一，甲A联赛保三争一；第二，足协杯争取好成绩；第三，亚惧杯争取好成绩；第四，室内五人制比赛冲出亚洲。在这4个目标里，甲A联赛和五人制足球赛是重点。五人制比赛尽管与大球没法比，但毕竟也有个冲出亚洲的问题。后来，我们在取得全国第一后，在亚洲赛上又先后战胜了日本、韩国和香港队，取得了进军西班牙参加世界五人制足球赛决赛圈的资格。
2。在公开的签约仪式上，高佳突然提出不能签
一个月以后，我们在中花俱乐部举行了一次集体签约仪式。惧乐部请来了上海各大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过去签约都是俱乐部到队里与球员单个签，这次却搞得轰轰烈烈。正在参加集训的国奥队球员不在上海，也让他们的家长来代签。
集体签约那天，成耀东因病没有到。实际上他还是对合同有看法。事先俱乐部还向队员们讲好，那一天谁不来签就不签了。这种方法现在看来有些不妥。
高佳在签约的时候发现，他的工资是1500美元，比去年只长了500美元。
高佳这些来自俄罗斯的球员都是比较老实的。但当时他就对我说：“徐教练，瓦洛佳到广州去定的工资是2000美元。他是上海不要的球员都有2000美元，我怎么还不如他？今天我是不是暂时不签？”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高佳要是不签，场面就难看了。正说着，电视台的记者围了上来。高佳的工资是我定的，当时我定好后没有跟他谈。我以为给他长500美元已经是很可以了，但我没有想到他会拿瓦洛佳相比。
我告诉郁知非，高佳不肯签，认为1500美元太低。如果他真不签的话，场面会是很难看的。郁知非听完很不高兴，可能是责怪我的工作不细。我又说，是不是给他长到2000美元？
郁知非同意了，说：“可以，可以，你让他快签吧。”我便过去对高佳说，老板答应你2000美元了。他说合同上要改一改。我说“现在打字已经来不及了，记者们都在看着，你还不相信我？”他听我这么一说，也就签了。
这些做法都不是很严密、很完整的。后来法国外援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都有经纪人，俱乐部不跟他们谈合同，而是对经纪人谈的。我想，当时我们的这些做法还真是初级阶段。
签约结束了，全队只缺成耀东一个人。我当时对成耀东的态度是冷处理。成耀东可能有其他要求，如要高工资，要车牌照，要特殊照顾。如果他实在不想签的话，就让他回去。
成耀东后来说，他没有到场签约是因为有病，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他对这种签约的方式有看法。其次，他认为他的条件还没有谈好，可以不签，所以那天没有到。从这件事至少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想法还是比较先进的。后来；个法国外援佩雷斯、布雷和加西亚来后，在条件还没有谈成之前，在签约之前，根本不参加队里的训练，根本不参加队里的活动。因为他们认为此时他们还不是队里的人，直到签约后才与队里一起训练。
瞿郁明后来与成耀东谈了话，达成了协议，成耀东也签约了。
第一年我们的工资是内定的，没有商量余地。第二年，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我的工资从；000元加到4000元。范志毅因为在对广州太阳神队比赛时打进了关键的一个球，俱乐部加了奖金，并另加了1000元，加起来他的工资比我还要高。后来听说大连万达的球员工资拿到了6000元，而我们的队员才拿3000元，大家感到非常不满，但是合同已经都签了，也没有办法了。因此他们在1996年签约前提出了不少要求。
3。一万美元，把我吓退了
1996年我没有像1994年和1995年那样亲自去俄罗斯寻找外援，是因为上海市足协联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二队来上海打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看上了其中的球员，可以买下。当时要挑外援不仅是我们队，还有豫园队和浦东队。泽尼特队计划打两场比赛，第一场对豫园队，第二场对我们申花。
尽管他们是二队，但有的球员能力够得上我们甲A的水平。经过两场比赛以后，我们在泽尼特二队里选了两名队员，一个就是以后留下的拉德，另一个后来转给了厦门的米莎。其中1995年的外援我们放走了莎莎和瓦洛佳，只留下高佳一人。我们有5个外援名额，定了3个，还有两个名额，但当时挑不到好的也就不勉强补丁。
我们还有的2个外援名额，俱乐部已经通过经纪人去法国找了。记得从法国寄来六七份材料。当时我对郁知非说，外援的选拔首先是水平要高，其次是还要根据位置的需要，还要看能不能融人我们的风格。我们在泽尼特二队选的拉德和米莎，尽管在能力上比其他队员看上去略差一些，但在位置和风格上与我们队相吻合。他们在昆明体测都在3300米以上，尤其是拉德，在比赛中敢抢敢挤，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管他叫“劳动模范”。后来法国外援来了之后，我们在米莎和拉德两人中选一个，最后选了拉德。金志扬也来问过我，你们留不留拉德，你们不要的话我们想要。
1996年的选外援工作一直没有停过。正在这时，乌克兰有一支球队在柳州参加邀请赛并得了冠军。从柳州方面传来的消息说，乌队中有一两名队员非常突出。我立即打电话问在那里参加比赛的天津队助理教练左树声。他讲到其中有一个踢前卫的7号，速度快，控球好，还能得分。他说：“徐指导，你能把这个球员挖过来，今年的全国第一，还是你们的。”
我一听觉得奇怪，既然那么好的队员，你们为什么不挖？
左树声说：“我们想挖，但挖不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