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我，申花要我的话，全兴也不会强要我。万达队要我留下，也是昨天晚上刚决定的，这是事实，你们应该相信我。如果说我没有真心诚意来四川的话，我就不可能打电话到贵阳黎兵的家里，通话两个小时问他队里的工作情况。现在把哈吉从辽宁队挖来，实际上也是我做的工作。我马上要组织国家联队在北京迎战韩国国家队，在联队中的四川籍球员我增加三四个。本来我还想多调几个，后来给中国足协拉掉了。我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为了通过这场比赛了解一下这些队员的情况。”
经过这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彼此都取得了谅解，还加深了友谊。我对他们说，尽管来不了，我还是想力所能及地为大家做点事，出出主意，包括教练班子等等。我们讨论了能够担任全兴队主教练的人选，金志扬、戚务生、朱广沪等，一直谈到凌晨两点。最后杨董事长说：“现在我们还不说死，如果你那里情况有变化，我们还给你留着。”
第二天一早8点我就走了。这次在成都，我只呆了12个小时。后来听说戚务生已经决定去红塔，朱广沪因为担任国奥队霍顿的助手，中国足协不肯放人，最后他们请了巴西人塔瓦雷斯。
四川全兴的事，就这么结束了。如同我去大连万达队有过二进宫一样，这次去全兴，我也算是一只脚踏进过“宫门”了，但是还是退了回来。我常常感叹，我的人生为什么总是这样起伏不定，有时连我自己也把握不住。
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重新留在了大连。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以后在大连的日子，却是我参加职业队联赛以来最艰难，也最惨痛的。我是奔冠军而去的，但还没有走过一半路程，我就被激流卷走了。
4。量变与质变
我当了十几年运动员，又当了十几年教练，看得多，经历得多，也常对中国足坛的一些事情进行总结。如对中国足球的现状和教练员运动员的水平进行过分析，有一些看法，也有一些探索。
1998年世界杯十强赛结束后。足协秘书长王俊生在总结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6年来的水平时说：“中国足球虽然在职业联赛中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没有质的变化。”
1998年7月6日于上海东亚富豪酒店中国足协召开的全国俱乐部主教练会议上，我针对王俊生关于没有质的飞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其中讲到了中国足球要有质的变化，必须要有高水平的教练员和天才的运动员。在这个观点里，我讲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哲学原理。会后王俊生还表扬我用哲学的观点分析中国足球，并说我们的教练员都要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中国足球。
1999年甲A联赛开始后，大家对我的观点说法不一，有同意，也有反对。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亲身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我从少体校培养高洪波开始，一直到在山西执教取得全运会前八名，到国二队和国奥队带年轻的“第三世界”球员，形成国内足坛独特的风格，以及职业联赛后我带了上海中花队一批年轻球员取得的进步。这批年轻球员基本上是起点比较低，我带他们的全过程，便是从起点低到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到保持这样的水平到最后定下坡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事物发展的过程。
讲到量变到质变的问题，我不得不牵扯到外国教练员。对于外国教练员到中国来执教，我从来没有持反对态度，因为我自己就是最早和外国教练合作的。1991年带国奥队时，国家体委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他曾经带过西德慕尼黑俱乐部队，取得过甲级联赛前三名。1974年中国第一批去德国考察的苏永舜、任彬在联邦德国与他接触过，知道他在联邦德国很有名。我与他工作了半年多，对他非常尊重。从他到队的第一天，我就把教鞭交给他，让他带国奥队，而当时国家体委没有对我有过明确的指示。
鲁迪带了一局多。在与香港奥林匹克队比赛1比1平后，他又把教鞭还给了我，对我说：“徐，还是你带吧。”
我们合作了半年，我发现他的确有很多长处，也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他带队训练初期时一些方法。
我后来又与施拉普那合作过，我当他的助理教练。
在施拉普那身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1993年施拉普那率领的国家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上失利后，加快了中国足球的改革步伐。第二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始了。从那以后，中国足坛引进了不少洋教练，尤其是第三年后，聘请的外国教练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一些媒体称中国足坛出现了洋教练与土教练争夺战。洋教练与土教练在职业联赛中出现，本来是很正常的，在国外根本算不上什么，就如同中国北方的教练到南方去执教一样。
来了许多外国教练，一些媒体说是洋教练抢了中国教练的饭碗，我对此说法一直是反对的。当年我是国家队的主教练，但施拉普那来了，那是来抢我的饭碗？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还是给他当助手，而且我们关系还不错。这也证明了我从来没有对外国教练有过抵制或者敌对的心理。
今年（1999年），上海申花队和山东鲁能队请来了世界级的教练，记者在昆明采访我时，问我对外教的看法，我说我们第一要竞争，这是为生存；第二，在竞争中向他们学习。他们有过辉煌的经历，证明他们的水平。外国的足球水平比我们高，对足球的认识比我们深刻，足球强国还不致于让庸人去执教国家队。外国教练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最关键的是看他能否把他们的足球理念和经验渗透到中国足球的实际中来，这是最重要的。
我还讲过，外国教练过去带过的运动员和我们带的运动员是不一样的。他们带的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运动员，而我们带的却都是三流水平的。如果他能把我们三流的球员带成二流，我就服了。这其中，我还讲了一个观点，目前的中国足球教练员水平不高，需要外国教练来给我们“充氧”，但也有球员素质的问题。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中国的球员是二流的，中国的教练是三流的。
过去带国奥队时，我对此体会最深。郝海东、范志毅等球员，开始时起点都比较低，经过我的训练和比赛以及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不断提高对足球运动的认识，后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哲学上讲，这是一次飞跃。
我承认，我带这些年轻球员第一次飞跃是比较容易的，这是量变的过程。申花队的吴承瑛、朱琪、谢晖等，之所以能在一两年里，从无名小卒到人们心目中所谓的球星，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第一次的飞跃，这个变化是比较容易的。
从内因说，他们当时还年轻，有新鲜感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再加上自身有一定的能力，谦虚好学，这就具备了完成第一次飞跃的很重要的内因条件。从外因上说，我从带高洪波开始，就有了带年轻队员的经验。我要求严、训练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训练传接球技术上，再加上有职业联赛这么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些年轻球员便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内因和外因都具备了条件。
申花三年，出了一些球员。但这仅是第一次飞跃。但要取得第二次飞跃，取得质的变化，却比第一次飞跃要难得多。在这方面，我自己确实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因为在内因和外因上，都要发生变化。
拿内因说，取得第一次飞跃后，这些球员都有名了，地位变了，物质待遇上也有了变化，自行车变成了轿车，走到哪里都受到追捧，名和利必然会产生思想上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自认为了不起，听不得意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一旦没有了竟争时，便会对自己没有要求，最后影响他们的进步。运动员如此，教练员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影响中国足球进步的最致命问题。这是思想意识上的。
就个人潜力、个人能力来说，经第一次挖掘后，第二次的潜力有多大？不可能如第一次那么大。我们搞运动队的知道，在没有训练之前，100米跑13秒，经过一段训练后，能够达到12秒甚至于11秒，这个飞跃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再从11秒进到10秒多，再提高零点几秒，这就非常难了。
运动员和教练员都需要继续学习和提高，而且都有这种提高的必要性。我的水平还远不够，还需要提高。在带领球员进行第二次飞跃时，我感到非常困难。我想，中国足协和惧乐部请外国教练，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就是希望他们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带来，就是希望能使足球有质的变化。但是由于时间和其他一系列的原因，我们现在还很少有这种第二次飞跃的实践。
我讲这些并不是否认外国教练的水平。一个教练水平如何，无非取决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力，能否把这群人很好地团结在身边；二是煽动能力，能不能把队员在比赛和训练中积极性调动到最高。这两个方面，施拉普那绝对是一流的；三是教练员的训练水平；四是合理的战术安排；五是临场的调度指挥。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万达队时给他们上了一课，讲过关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讲内因和外因的问题，讲一次和两次飞跃的问题。记得孙继海临去英国之前，我对他说，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在英国这种环境下，你可能还有一次飞跃。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水平在英国能再有一次跳跃。孙继海到英国后的环境，就将是促成他第二次飞跃的外因。
外因的教练因素，环境因素，都是对运动员量变到质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教练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的了，当时他们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尽管我们没有亲自参加过世界杯决赛，但世界杯的比赛我们能够每场都看，世界一流的球队，也与我们较量过，这些外部条件我们都有了。如果说那时马罗斯基给我们上课，讲足球场的宽度和渗透还能让我们感到新鲜的话，现在早已经不是了。
我认为有些外国教练的战术打法是先进的，训练水平也是先进的，如霍顿在挖掘队员的潜力上，在挖掘整体的潜力上，如组织整体攻防上，很值得学习。前一段在万达队执教时在战术组织上，对阵形认识和使用上，确实有问题，万达队在联赛中连连受挫，与这些错误不无关系。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的确有提高和改造的需要，应该在挖掘队员的潜力时，也应该不断挖掘自己的潜力。
但是，高水平的教练未必能马上见效，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有些是我们队员的能力有限，比如韩国的车范根、李章洙和巴西的拉扎罗尼，他们都是好教练，但是由于球队能力的限制，使他们没有达到他们本来达到的高度，这不是教练员的责任。而我们这里往往有一种偏见，教练员是万能的，成绩不好的主要责任都在教练，这是片面的，不客观的，不科学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我承认，我们中国教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就拿我本人来说，我在战术打法上，在用人换人上，经常出现致命的错误。比如说，我不能坚持自己四三三阵容和打法，往往在遇到挫折时，在关键时候，把自己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变掉。从国奥队开始，到申花队、松日队和万达队，都犯过这些错误。1994年申花队主场1比6输给太阳神队，在用人问题上，在三条线的组织结构上很有问题，因此造成这样的惨败。1992年在吉隆坡与韩国国奥队决战，没有用硬朗的球员去拼，而是教条主义地把小组赛对朝鲜队取胜的阵容用上去，结果大败。这些深刻教训，将永远记在我的脑子里。
高水平的教练员，加上高水平的运动员，珠联壁合，才能取得完满的结果。如衰伟民时代“三连冠”，那时女排正好出了一批有潜力的、天才的运动员，如郎平、张蓉劳、周晓兰、陈招梯等，加上袁伟民的执教水平高，因此中国女排登上了世界顶峰。中国足球如要有质的飞跃，必须有高水平的教练和有天才的运动员。只有这样，中国足球才可能有质的飞跃。
5。在韩文海的婚礼上，我说了不吉利的话
万达又留下来了，我也留下来了，对于万达和我来说，1999年将是什么样？谁也没有底。
11月28日，我参加了守门员韩文海的婚礼。在婚礼上，我说：“我预感1999年将是万达队5年来最最困难的一年。”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但什么困难、具体到什么程度，我却不知道。喜庆的时候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当时在场的球员、记者们和双方的亲朋好友都感到很奇怪。这话一说出口，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奇怪，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回到基地后，我也在考虑，我为什么说这话呢？作这种判断有没有根据呢？我自己掂量了一下，算了算，感觉1999年我们万达应该“有戏”的。甲A联赛结束后，我们队除了魏意民正式提出转会外，没有人要离队。王涛曾想走，但后来又收回了报告。如此一来，万达队的国内球员基本上没有动，魏意民虽然转会，但他也不是主力。3个外援除金斯明确表示不再效力万达队外，内梅切克和汉斯都可以归队。实际上，1999年的万达队阵容与1998年相比，只少了金斯。只要把他留下来的左前卫的位置人选选好，万达队几乎没有伤筋动骨，万达还是万达，1999年的联赛冠军还是我们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又踏实了。
12月1日，我们结束了休息后正式组队集中，全队拉到上海松江冬训。这个时间比1998年我1月20日“进富”相比，训练时间提前了将近两个月，准备工作充裕多松江是我1998年接队后对队伍进行第一堂训练课的地方。当时万达队正在上海参加远东杯足球赛，练习场地就安排在松江。松江给我的感觉一是训练场地好，二是体委接待非常热情，下雨天场地也对我们开放，旁边还有室内体育馆，再加上红楼宾馆接待条件不错，一个队拥有如此训练条件，在全国也是很难找到的，至少我是第一次。因此今年冬训，我还是决定把队伍拉到松江来。当然，到松江来训练，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外，还有一条，便是我接手万达队的第一堂训练课在这里，而当年万达队夺得了联赛冠军。
薄市长在那次会议后，要求我除了为大连万达队蝉联冠军外，还要带出一批年轻人，让他们接万达队的班。王健林也多次说到，万达队现在是后继无人。当时初到万达队时，他给我的工作中就有一条，希望我像在申花队一样，能够培养出一批人，这次是最好的机会，联赛前的时间充裕，海东、张思华、王鹏、陈东4人调国家队参加亚运会，3名外援又没有在，韩文海住院开刀，在这样的情况下，队里只有徐弘、李明、王涛、未广辉、刘玉建、王峰等七八名队员。七八个队员如何训练？于是，从二队调了11名队员，其中有阎嵩、王圣、刘志清、邹洁、邹鹏，以后又来了季铭义、胡兆军等。
在去上海之前，我与王健林商量，根据徐弘的年纪和状态，应该找他谈一次，明确告诉他1999年万达队准备用更多的年轻人。我们商量后一致决定，由我和徐弘谈一次话。我问他还想不想再上场？如果不想的话，俱乐部准备培养他去三队当教练。徐弘5年来一直是万达队的队长，为大连万达队夺取4次冠军立下汗马功劳。我和王健林都认为可以培养徐弘当教练。如果他还想继续踢的话，那先打个招呼，1999年我想用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