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人是医院的摇钱树，医院尽管大把赚钱就好，治死治活都不用承担什么责任，所以也不会有压力。尽管癌症注定是治不好的多，但城里人几乎没有人会象农村里来的人那样干脆选择放弃，最后几乎都是人死了，钱也化光了。
陈依琪去找主治医生，询问父亲的病情是否恶化，癌细胞有没有转移。医生说得含含糊糊，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在她再三地逼问下，医生说要再做一次全面检查，才能知道准确的结果。最后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证实了那位护士大姐所说的是真话，父亲身上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五脏六腑，连血里和骨头里都有了癌细胞。
那些报告都是仿晚才出来的，结果转告给陈依琪时天也黑了，主治医生说完话也该换衣换班了。这白色的医院一到了夜里，一样也是四处都浸透着黑暗。陈依琪恨在心里，恼在脸上，但又无奈那医生一脸的无辜，医生也不是神仙，医院承包的是创收，谁也没承包要治愈病患！再说这癌症是世界级的不治之症，你能指望什么？一个以救死扶伤作天职的神圣之地，同样没有道德底线，也一样成了趋利场，这穷人活着还能有什么希望？
陈依琪一晚上都不想多等，依着父亲的要求，连夜去办理了出院手续。最后医院打出来的帐单，看得陈依琪急火攻心，差一点当场就晕死过去：这半个多月的医疗费用不多不少，刚巧是缴了的三万一千元。
当她去找值班院长理论，院长居然告诉她，因为病人是自费的，医院化每笔钱都化得十分小心慎重，还出于人道考虑，已对其治疗费用做了最大限度的减免，否则，她得付上三万五千元。帐单上一笔笔的开销都列清楚了，没有一笔有误。
这时，陈依琪想起了小凤子骂人的话，在心里吼了一声：“全她妈的比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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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家以后，什么胃口也没有，连喝口水都会吐出胆汁来。他明显地在瘦下去，不几天便开始全身的疼痛，象是浑身爬满了嚼肉啃骨的虫蚁。
起初，陈依琪的母亲用四五个罐头瓶帮他在疼痛处拔火罐，疼痛有所缓解，可以安静上几个小时。后来用上十几个罐头瓶，全身都挂满了，也不顶用。那身上拔了火罐，一圈圈地发黑发紫，全身没一处是好的，象过火熄灭后的木炭。
这癌症的痛不是一般的痛，它是种说不出情形的痛，是刺痛、胀痛、灼痛、辣痛、绞痛、跳痛、串痛、坠痛、冷痛、肿痛、紧痛、空痛、涩痛、酸痛、麻痛、隐痛、干痛，好象全是，好象又全不是，反正全身都在痛，痛得他的叫声撕肝裂肺，连那床单被褥也都撕裂得没一块完整。父亲拉着女儿的手，吵着闹着要女儿出去买老鼠药喂他。他一再说，能让他快点死，就是女儿尽了天大的孝心。在他眼里，象是女儿掌控着生死簿，只要肯拿笔勾上一笔，他便可以解脱。他哀求女儿，别再眼睁睁地看着他承受这疼痛的煎熬，这和活生生的在油锅里炸，肉机里绞，礌石里碾，砧板上剁没有两样。只是几天的功夫，父亲就已经被疼痛折磨得没有了人样。
为了缓解父亲的疼痛，陈依琪赶去医院找那主治医生，想求他配几支杜冷丁。但无论她怎么说，主治医生就是不肯答应，他坚持必须要在病人在诊的情况下，视病情需要才能开出杜冷丁的处方。后来，主治医生显得又无奈又同情，只得给了个电话号码她，让她去试试，或许对方有办法能帮她找到杜冷丁。主治医生再三表白，他是知道她父亲的病情需要，完全是出于常人的同情心。他要陈依琪保证，千万不能告诉对方，是他提供了电话。
陈依琪打电话过去，说明了家父的情况，希望能找到杜冷丁。
原来对方也曾经是癌症病人的家属，病人都已经逝世好久了，他们好奇怪怎么一直不断地会有癌症病人家属打给他们电话，寻找杜冷丁。也许是出于对癌症病人家属的理解和同情，他们还是很耐心地向陈依琪解释，他们从前用的杜冷丁，都是去找贩毒的人买的。在老城区周河浜的小巷里能找到吸毒的人，打听一下他们就能找到毒贩子了，对方还交待陈依琪，要带好病人的病历卡去，毒贩子看到了病历卡才会放心地买给她。
陈依琪根据电话里的指点，果然顺利地买到了杜冷丁。那毒贩子一看她带去的医院病历，一下子便没有了警惕，但买卖还是费了些周折。那杜冷丁用皮套十支捆成一捆，外面用纸包着，是藏在砖墙缝里的，并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五十元一支，五百元一包，不讲价。等她付了钱，毒贩子走远了，才让她去那墙缝里取。毒贩子拿走了钱，她还没拿到货，深怕被骗了，心里那个慌啊，浑身都在索索的抖。毒贩子刚一转身，她就冲到了那墙缝的地方，伸手一摸，陈依琪这才松了口气，还好，东西真的就放着呢。
陈依琪又去药店里买了针筒，自己帮父亲注射。这杜冷丁虽然是有用，但也管不了几小时，几天功夫就打没了。而她已经凑不出多买一包的现钱，毒贩子又再三声明过，他的主顾是必须要一包一买的。
陈依琪的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一只八零式的单间房，建筑面积44平米，被三张床挤满了空间，房间里那大床是自家请木匠做的，床头连着书柜，放了不少书，只有这些书还是新的，至少都不是陈旧年代的。有只老式的五斗橱，和一只樟木箱，那是在七八十年代流行的嫁妆。那小床靠门口摆着，是可折迭的钢丝床，客厅里是张一米二的木床，应该是和屋内的大床一批做的，一样的木质，一样的式样，那上面的柜里放的不是书，而是些碗筷。加上还有一张吃饭的老式八仙桌，家里显得十分的拥挤。除了一些木制的家俱，屋里几乎找不出一样值钱的东西。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台十八寸的日立牌彩电，那也可以算是老古董了，但它还能出声，只是所有的图像好象都是专拣了下雪天里拍的。
父亲萎缩在那客厅里的床上，已经只剩一副枯骸，那枯槁的脸上只有那对仍反射着昏暗灯光的眼珠，可以证明着他仍活着。他的手被拧起来的被单布绑着，动弹不得，他只能靠整个身子的滚动，来转移无处不在的疼痛。
母亲萎悴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泪泉差不多已经枯竭了，她卷跔着身子就坐在床边的凳上打起了瞌睡。起初对丈夫的疼痛她十分的紧张，但帮助丈夫解除痛苦的努力，效果却一天不如一天，她能想得出的任何法子都使上了，现在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一天天的这样熬着，她也开始疲惫了，也只能由着丈夫自己去忍。她不明白，丈夫同那些横行霸道作恶无数的凶神恶刹决不是一类，怎么生命中也要遭这么多的罪？
陈依琪进门以后，帮父亲盖严被子，也没有去理会他的嗥叫。她轻轻地推醒了母亲，拿起凳上的军大衣披在母亲的身上，扶着她去里屋的床上睡一会。母亲冷得瑟瑟抖，摇摇晃晃着身体，走路明显有点踩不着地，那动作的滞钝以及步履的飘忽，可见她确实是虚弱极了。她嗯嗯了几声，大喘着气说道：“陈红啊，你就答应了你爷吧，让他去吧。他这样活着，比死难受……”
父亲依旧在长一声短一声地惨叫着，那叫声已经没有了气力，象是野地里黑夜中寡魂的哀泣声，又如同在幽寂的空山里孤鬼的吊嗓声，听得人浑身的血骤冷。除了这哼哼或大声地叫，父亲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母亲坐到里屋的床边，抓住了女儿的手，恳求道：“陈红，你就去买包老虫药回来吧，老天有眼看着呢，不会降罪你的。你就听娘这一介，等你买回来，我来喂，不管出啥事情，全部由娘来顶……”
“姆妈，你睏憩吧。”陈依琪扶着母亲上床。
母亲拉着她的手不放，目光里充满着哀求：“陈红啊，你再不答应，娘要给你跪下了……”
母亲真的就将身子滑到了地上，被陈依琪一把抱住了。
陈依琪大声地喝道：“姆妈，你别这样！别这样……”
母亲依旧想跪到地上去，陈依琪手软了，母亲便在地上跪下了。
父亲的叫声象把钝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割她的心。她心在痛，充满着恐惧，忍不住的颤抖、心慌、出汗、气短。她能作这样的决定吗？他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自己是他的骨肉呀！她一直都在厌恨自己无力去报答父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又岂能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要喂他老鼠药，断送他的性命？难道非要自己成为弑父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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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父母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年，他们的一生历尽沧桑，饱受屈辱，但夫妻俩相互搀扶，彼此支撑，始终是无怨无悔。父亲这一辈子几乎没有享过一天的清福，他的心也没有过一天真正的自由。他们这一代人，一生的自我价值几乎贬值到了极限，熬到了改革开放年代，生活有了转变，总算是不再饥寒交迫。但回头再溯源往日，那前尘影事，居然会成了他们这一生里最令人难忘、最值得留恋的岁月年华，所有的苦楚反不觉得再苦，那生生的恐惧也不再有记忆。这或许是世人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母亲年轻时，一直被人誉为“巧嫂”，不光是说她的针线活好，还有那些持家过日子的本事，更令大家赞不绝口。就是在过去缺吃少穿的日子里，也没有落到象如今这样穷的景象。丈夫已经是将死之人，却还要遭受如此大的惩罚，母亲在为他叫冤啊！知丈夫的莫过于她，所以她敢决定：不如就让他早点去吧，早脱苦海，前头还有极乐世界的指望。
陈依琪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拉起母亲坐到了床边，母亲的目光充满了沮丧，流露出了一个破灭了最后一点希望的求生者开始绝望时的迟钝、麻木和僵滞。陈依琪不忍心再看到那目光，她大声地叫道：“行啦，行啦！我这就去找‘毒鼠强’！”
她泪流满面，快步跑出门去了。
母亲这才松了口气，象是一个死过去的人突然又回转了魂来。她撑着床沿站起来，披起军大衣裹着身体，又扶着墙沿慢慢地走去客厅，边走边嚷着：“老头子啊，你就别再叫命啦，你听见了吗？囡妮答应你啦，等息就送你走。你走了，要是投不上胎，也千万勿再转来作践家里。囡妮够惨啦，让她也过上几天安顿日脚……”
母亲又回到了父亲的床边坐下，她用手抚摸着丈夫那张变形得可怕的脸，连续眨着眼睛表示着心头一阵阵的酸，周身都体验着心痛时的感觉。
父亲性格温顺，为人善良，一辈子都规规矩矩做人，从不敢有私心杂念。这一生他始终遵循的信条就是：“听从党的教导，服从政府的领导”。这是他脱离了罪恶旧社会，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标志，这也是那个年代党和政府教导所有菩罗大众必须要遵循的思想和行为的至上准则。
1968年的冬天，大量的城市无业居民开始下放农村，除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吴梁市还有一些城市无业人员，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家也在被动员的名单里，别人家根据政策没有借口的有少数人还闹事不从，而他家是独生女，完全可以留在城市里，可父亲不用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人费一点口舌，二话不说，一口就应承了，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全家都去了苏北农村。政府奖励了每人一朵大红花，挤上游街的卡车，接受留在城市里的市民敲锣打鼓的欢送，他感到了无比的光荣，也从此葬送了他们城市人的生活梦想。
农村的生活比起城里简单多了，虽然也有政治运动，但疯狂的程度远不及城市，更不会动辄血腥弥漫。朴实本质的农民更注重粮食，盘算的是三餐的着落。反正都是看着村头的旗子作息，旗子升起就出工，旗子落下就回家，旗子降到一半，就是生产队里开大会。丈夫总是上工不敢迟到，收工不敢先走。就是生产队里开会，台上的人归台上的人讲，台下的人归台下的人说，他也不敢象别人那样放肆，总是和母亲一起，带着自家的小板凳在最前一排毕恭毕敬地坐着，听得比谁都认真，就是当时想咳嗽一声，也是尽量卡住喉咙口，将咳嗽的声音压到最低。
农活是看天时的，披星戴月是常事，刮风下雨也得出门，就是农闲了，生产队长也总能找出让大伙干上十几个小时的农活来，真的是没法去干活，那也得让大伙儿聚一起，要则忆苦思甜，要则背诵“老三篇”。反正满一天，大伙就可以拿到十分工分，到了年终分红，这一分工可以算到三分钱。那肉是不贵，三毛六可以打一斤，但这一斤肉一个强劳力也得苦挣上十二天才能换得来。那十年的岁月是伴随着饥饿和懦谨一天天熬过来的，但他们并不后悔，也无处可以后悔。在这十年里，家里每年的春联没有一次改变过内容，始终都是那十个字：“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如果有人问：“哎，你觉得老陈这人怎么样？”
别人总是说：“人倒是个好人……”
这样的好人在那个年代就是普通人的典型，是那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一分子。但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如今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做了一辈子的顺民，却得到了个最最溅的命，溅得不如一条鱼，不如一只苍蝇，不如一只麻雀子。那些小生命，做的是它们自己，虽然它们也会为活着奔波劳碌，也会为躲避天敌的攻击而胆战心惊，但它们却始终是自由的自己，不会因为贫穷而为奴，也不会因为胆怯而为奴。
过了半夜，陈依琪回来了。她的脸冻得发青发紫，牙齿还在打颤。她满脸的憔悴，双眼红肿，目光呆滞。看着在疼痛中挣扎的父亲，她绝望得已经没有了再上前安抚一下的愿望。
母亲紧盯着她，焦虑地问道：“买了吗？”
陈依琪点了点头，母亲松了口气。
陈依琪坐到了母亲坐的凳上，抱过了仍在哀叫着的父亲的头，用脸紧贴着父亲的脸，泪水滚到了他的脸上……
母亲在一边催要着老鼠药，陈依琪从袋里掏出了一纸包，母亲忙抓过去，解开来看，里面是皮套捆着的七支杜冷丁。
母亲失望得一屁股就坐到了床边上，说道：“陈红啊，你糊涂啊！”
陈依琪从母亲手里拿过杜冷丁，她从容地开始帮父亲注射，一边还在对父亲说：“爸爸，你就安心点走吧！就是不能去天堂，那地狱也肯定好过你现在。全都是女儿没有用场，来世再报答你吧……”
一支，二支、三支……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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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安静地走了，他在昏睡中再也没有醒来。
陈依琪安排父亲后事时，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通知丈夫彭立国。她去公用电话亭给彭立国打了电话，让他带着女儿彭颖姗坐早班火车从常州赶回家来。
彭立国是常州人，人长得十分帅气，很多人都说他长得象刘德华，可惜他没有刘德华的好命。早年他在吴梁的梅花市场做服装生意，经人介绍认识了陈依琪，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便谈婚论嫁了。母亲并不同意这门亲事，但女儿坚持，母亲也只能顺应了她。结婚以后彭立国便留在了吴梁，成了陈依琪家倒插门的女婿。
九十年代初，彭立国与人合伙承包了一家股装厂，没做二年就破产了，欠下了一大屁股的债，整天东躲西藏，与债主捉着谜藏。后来他又去折腾，与人一起倒卖起了假冒香烟，又被当地工商机关查获，近十万元的假烟被查抄，还被罚了一万元款。落得被母亲言中，女婿这人不是个居家过日子的主，整天扑落扑落瞎折腾，没一天会肯安顿，不是被撞得鼻青眼肿，就是打肿了面孔充胖子，不会有大出息。人长得象个白面小生，男人光漂亮能顶啥用？还不如要个本份点的，懂得疼老婆是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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