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科一时默然了。他明白爷爷和爸爸他们心目中关于轿子的真正含义。众所周知，过去的人只有做了官才有轿子坐，没做官便只有抬轿子的份。所以一代代人千百年来都做着同一个梦，就是能做上官，坐上轿子。现在没有轿子了，改成小轿车了。不过除了近年有钱人购了私家车之外，也只有做了官的人才坐得上小轿车。尤其是将小车叫成小轿车，跟轿子一样都姓轿，这实在是挺有意味的，说明官员坐小轿车跟坐轿子是一回事。
由此杨登科想起这世间之人，其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坐轿的，一种是抬轿的。远的不说，就说杨登科呆了二十多年的机关吧，除了坐轿的和抬轿的两种人，那是再也找不到第三种人了。说具体点，机关里就领导和群众两种人，领导是坐轿的，群众是抬轿的。机关里有不少科室，科室里也只有科室领导和科员两种人，科室领导是坐轿的，科员是抬轿的。不过坐轿的和抬轿的，又因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互为转换。比如科室领导，在科员那里无疑是坐轿的，到了局长那里便成了抬轿的。局长在科长主任那里是坐轿的，到了书记市长那里又成了抬轿的。而书记市长在局长那里是坐轿的，到了更高的领导那里自然也成了抬轿的了。由此说来，大小官员们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再简单不过，天天不是抬轿就是坐轿。不过不论抬轿坐轿，心里都是打着主意的。现在给别人抬轿，为的是以后自己坐轿。坐了轿还要去抬轿，为的是扔掉屁股下低级的轿，换成更高级的轿。
世上只有坐轿的人才有轿子，抬轿的人将轿子抬好了，抬到位了，坐轿的人自然就会给抬轿的人一顶轿子，最后抬轿人终会成为坐轿人。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抬轿子，那是一辈子也别想坐上轿子的。就是最终坐不上轿子，能抬一辈子的轿子也是你的福分。抬上了轿子，就归到了坐轿人的门下，就有了保护伞，至少一辈子衣食无忧了，不信可讨教那些有些阅历的人，他们肯定只见过争抢轿子抬的，还没见过谁好不容易谋到了抬轿子的美差，或怕抬轿子出力吃苦，或遭抬轿子的同行挤兑，或被坐轿子的人不时踢上一脚两脚，而负气扔了轿杆走人的。
杨登科自己抬了二十年的轿子了，对此自然深有同感。不过他是媳妇终于熬成婆，好不容易做上了副主任，也算是坐轿的了。但他非常清楚，坐了轿子还不能忘乎所以，还要更买力地抬轿子，把该抬的轿子抬好了，以后自己才有可能坐上更好的轿子。
这么奇思怪想着，忽抬头，已到了村上。
杨登科也有些弄不明白，今天本来是给爷爷去上坟的，忽然间思维就变得如此活跃起来，生出这么些不着边际的念头。他想，若照这样胡思乱想下去，说不准哪天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
肖仁福《心腹》
三十
当天下午，杨登科就带着老婆孩子离开老家，回到了贵都市。
市委全会没几天就结束了。据说省委组织部就董志良同志的提拔问题，在市委委员中间搞的民意测验非常成功，对董志良的满意率几乎达到了100％。市委委员都是市里领导和市直单位和县区领导，让他们给董志良打勾勾，也叫做民意测验，这说法不仅巧妙，简直说得上是幽默了。
这民意测验一搞，董志良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市委常委。魅力飞扬的姜总再运作运作，省委陶副书记再在后面关心关心，董志良进市委常委已完全不在话下。
也是好事成双，在姜总的大力支持下，董志良倾全力策划的芬芳山庄各项工程全部如期完成，并经有关部门正式验收合格。
芬芳公司自然要请验收人员热闹一番，董志良也带着杨登科往宴请地点赶去。路上杨登科对董志良说：“感谢老板对部下的关照，母亲生日办得很成功，市县乡三级政府部门都去了领导。”顺便给了董志良一个红包。本来是两个红包的，杨登科临时改变了主意，那个一百元的红包留下了，在那个两千元的红包里又加进去六千，成了个八千元的更大的红包。也就是说减去董志良那天送的两千元的礼金，杨登科倒送了六千元给董志良。
董志良手上托着这个厚厚的红包，说：“我母亲又不过生，你给我红包做什么？”杨登科说：“老板送了大人情，连酒都没喝一杯，所以还个小礼。”董志良说：“这还是小礼？起码有七八千吧？”说着要还给杨登科。
杨登科一手扶稳方向盘，一手挡住董志良，说：“老板你这不是看不起我，是看不起我母亲了，这可是我母亲大人的意思，她说你这么关心她，她也得表达点小心意，才亲手打了个小红包，嘱我转达给你。母命难违啊！你不收下，我怎么向母亲交差？”说着，杨登科竟然被自己编造的美丽的谎言所打动，抑制不住泪眼模糊了。
董志良见杨登科动了情，也受到感染，将红包放入自己公文包里，说：“好好好，老人家的心意我只能领了。以后你见了她老人家，代我感谢她，有机会时我再登门拜访了。”
杨登科嗯一声，又用力点了点头。还悄悄舒了口气，眼角眉梢都是喜色。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很有成就感的样子。为了给人送钱，杨登科算是遭够了罪，受够了委屈，至今想来，还难免心有余悸。今天这个红包却很体面地出了手，杨登科可是一脸的光鲜，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杨登科得意着，不觉得就到了宴请地点。席上自然免不了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一团和气，你好我好他也好。不过天下的宴请尤其是公家的宴请大同小异，此处就不细说了。只说宴请结束后，还是初夜时分，袁芬芳把何场长推到验收人员面前，说：“各位兄弟，大家也别急于回去守老婆，我给何场长说好了，由他和芬芳公司的职员安排你们去潇洒。”
这些验收人员都是各职能部门的实权派，吃喝玩乐纯属家常便饭，机关里的人说是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三陪基本不空，老婆基本不用。平时基本惯了，所以袁芬芳提出要安排他们潇洒，自然正中下怀，也不怎么推辞，只嬉皮笑脸对袁芬芳说：“我们不要何场长安排，要袁总亲自安排。”袁芬芳笑道：“你们男人去寻欢作乐，我一个女流之辈跟着，岂不影响你们的情绪？”那伙人说：“你在场我们才有情绪呢。”袁芬芳说：“下次我亲自安排，这次还是何场长出面吧，他也跟着你们乐乐。”
何场长和芬芳公司的职员带着那伙人走后，袁芬芳这才转身来寻董志良。董志良和杨登科就在一旁，袁芬芳说：“走，我带你们到别的地方去。”董志良说：“也去潇洒？”袁芬芳说：“你们这些臭男人，整天就想着潇洒，看回家老婆废了你们的武功。”
说着要去开车。杨登科说：“还是坐我们的车吧。”董志良也对袁芬芳说：“登科技术没比你差吧？”袁芬芳说：“好好好，享享杨主任的福。”
上了蓝鸟，董志良接住前边的话题，说：“我听说有些男人喜欢去外面潇洒，女人绞尽了脑汁也拿他没法，最后只得蛮干，每天晚上都逼着男人上阵，说是肥水不落别人田。男人开始还坚持得住，多几个晚上却不行了，不肯干了。女人说不干也得干，反正这是女人的权力，你不干我找外面的男人干去。男人都是这个德性，自己天天在外面打野食可以，自己的女人越雷池半步却是万万不能的，这叫做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所以听女人说要去找别的男人，他哪里还敢偷懒？只得强打起精神继续上。男人都是最不中用的，夜里逞强，白天扶墙，出门时路都走不稳了，还用得着担心他再去外面拈花惹草么？”
说得袁芬芳咯咯笑起来。也不避杨登科的嫌，伸手去董志良脸上揪一把，说：“你老婆就是这样整你的吧？怪不得常常见你走路东倒西歪的。”董志良顺便在袁芬芳大腿上捏捏，说：“你说怪话了，我哪天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袁芬芳剜董志良一眼，说：“在我前面夸什么海口？”意思是董志良的能耐她是领教过的。只是杨登科在前面开车，不便说得太露，才收住了。
其实杨登科是个聪明人，只得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眼睛死死盯住前面的路，握紧方向盘认真开自己的车。杨登科想，领导如果不是信任你，看得起你，他还不会在你车上这么放得开呢。领导对你什么也不避讳了，就说明你是领导的人了。杨登科主动请袁芬芳来坐蓝鸟，本来就是为了讨好她，让她有空跟董志良坐在一起的。杨登科知道给领导开车就是要懂得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见风使舵，见机而作，给领导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该装聋卖傻的要装聋卖傻，对领导的某些事情要能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不过相对来说，视而不见容易，管住自己的眼睛，不朝不该看的地方看就是；充耳不闻就难了，只要耳朵不聋，或没塞上棉花，什么方向的声音都会往里钻。只听袁芬芳又跟董志良开玩笑道：“我太了解你们这些臭男人了，你们的乐事无非就是枕边勤换女人头。据统计，湖北的张二江就跟107个女人有染，平均一个月换一个。”
董志良反唇相讥道：“湖北不是还出了一个女张二江么？”袁芬芳说：“那个女张二江，我也在媒体上见过她的报道，叫什么尹冬桂，做过市长和区委书记，不过传媒也只说她与多个男人有一腿，如果与男张二江107个的记录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董志良说：“你是不是嫌女张二江败在男张二江的手下，很没面子的？”袁芬芳说：“你别挖苦我们女人，这方面女人再坏也坏不过你们男人。”
董志良想起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比喻，说：“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一把茶壶，可以配无数只茶杯，可一只茶杯若配上几把茶壶，那就有些不成体统了。”袁芬芳想想，还不无道理，说：“这也是怪，一把茶壶，周围茶杯再多好像都不为过，茶杯与茶杯之间总能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如果好几把茶壶围着一只茶杯转，那茶壶们一定会张飞不服马超，大打出手，恨不得将其他茶壶的壶把都砸掉，让自个一把独秀。”
说得车上两个男人不禁粲然。董志良说：“想想当年的貂婵，旁边也就董卓和吕布两把茶壶，竟闹得你死我活，如果再有几把茶壶掺和进去，岂不要弄得乾坤颠倒？”袁芬芳说：“所以人们才说，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嘛。男人那茶壶看上去强大，最后还得任女人这茶杯来摆布。茶壶强也罢，弱也罢，好也罢，坏也罢，起决定因素的还是茶杯。”
由男女而茶壶茶杯，这说法实在独特，一旁的杨登科也觉得甚是有趣。只听董志良又借题发挥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事情的根子还在皇帝那里，一般的男人再坏也没法坏过后宫佳丽三千的鸟皇帝。”袁芬芳说：“你们这些男人是不是都想做鸟皇帝？”董志良说：“那还用说？你知道如今那么多的皇帝戏怎么来的吗？就是有些男人的皇帝情绪或茶壶情绪作怪，恨自己没赶上做皇帝的时代，恨自己不能像皇帝小儿那样成为世上拥有最多茶杯的大茶壶，只好乐此不疲地写皇帝戏，演皇帝戏，来满足自己的茶壶欲。”袁芬芳说：“这个我也看出来了。写皇帝戏的人躲在幕后，我不清楚，那些演了几回皇帝的大腕的作派是略知一二的，他们都快把自己当成真皇帝了，不演戏的时候，那皇帝腔也改不回来了。特别是在女人面前，那份自鸣得意的样子，好像天底下的女人都是他的茶杯似的。”
说着说着，董志良就没法笑得起来了。他说：“要说皇帝小儿的坏，还不仅仅坏在占有了那么多的茶杯上，主要还是坏在他占着那么多茶杯还不甘心，还巴不得天底下的男人都死掉，死得一个不剩，就他一把茶壶横行于茶杯国里。为什么皇帝小儿格外喜欢太监，而且动不动就对有才能的男人施以宫刑？原来就是皇帝小儿这份阴毒心理在作祟。”
本来是开玩笑逗乐的，被董志良往严肃的话题上一引，袁芬芳也不知该说什么了。好在已经到达袁芬芳要找的那条灯红酒绿的老街，袁芬芳就喊住杨登科，要他放慢车速。行至一处巷口，袁芬芳说声到了，杨登科将车靠边停稳，三人下了车。
往巷子深处走去，只见地上铺着溜光的石子路面，两边是斑驳的板装屋，让人不由得想起旧时的花街柳巷。走上两百多米，袁芬芳往前头一指，对两个男人说：“看到前面的金字招牌没有？”董志良和杨登科抬了头，果然巷底一座两层的砖木旧楼前立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神秘文化研究院”几个字。杨登科感到新鲜，欲问袁芬芳是个什么机构，想起自己长着眼睛，进了门不就一目了然了？也就将话咽了回去。
来到金字招牌下，迎面一扇木门，虚掩着。袁芬芳上前一推，木门戛然出声，格外刺耳。进了木门，里面一个不大的天井。穿过天井便是正厅，墙上供着财神，烛光摇曳。三个人一入厅，就有人出了厢房，向他们迎过来。杨登科猜想可能是木门的声音给主人报了信，不然怎么知道屋里来了客人？
主人六十开外，美髯飘然，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袁芬芳抢先一步，将主人介绍给董志良二位，说这就是神秘文化研究院的孟院长。孟院长握握两位的手，将客人带进厢房。不想房里却充满现代化气息，靠墙一张宽大的木板，桌上摆着电话电脑和打印机。墙上挂着一幅字。那字于书法艺术而言还算不得上品，却也周正浑厚，瞧着舒服，如果硬弄成横竖没法认的所谓的书法艺术，相反没了这个效果。字条上只两行字，意思甚好，形象而富于哲理。杨登科读电大时接触过，记得是唐人诗句。诗曰：
繁华事散逐香尘
流水无情草自春
杨登科正对着字幅出神，孟院长已让工作人员端上茶水。品茗之际，袁芬芳说：“孟院长有两个院长的头衔，一是贵都市歌剧院院长，二是神秘文化研究院院长。”孟院长说：“歌剧院院长是政府下了红头文件任命的，文化研究院院长却是自封的。政府任命的院长早就一文不值了，只好自封一个，混碗饭吃。”袁芬芳又说：“孟院长可是我学徒习艺的师父，我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早几年歌剧院红火，这贵都城里谁不知道我袁芬芳？不想三十河东四十西，歌剧院说解体就解体了，我们一伙兄弟姐妹被扫地出门，作鸟兽散。我开了几年店子，亏得血本无归，还是孟院长给我测了一回字，让我深受启发，做上地产和房产生意，才慢慢有了些起色，一步步走到今天。”
董志良起了好奇心，问测了个什么字，袁芬芳就将孟院长测袁字的事说了一遍。说得孟院长直乐，说：“别把功劳放在我头上，都是你自己的造化。”
又说了些闲话，袁芬芳才言归正传，说：“孟老院长，今天我们三个特意到研究院来，有两件事要您老指点迷津，一是我经营的芬芳山庄已经落成，正等着开业，请您给择个吉日良辰；二是董局长和杨主任都是政府机关领导，前程无量，也请您给算算。公事公办，该多少银子就多少，不会让您吃亏。”孟院长说：“你这话就生分了，我还怕你跑到云南四川去了不成？至于择个日子，算个前程，本来就是我们研究院的工作，自当努力为之。院里有好几个研究人员，各有分工，如测吉日良辰，我可以代劳了，要算前程，对面办公室里有一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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