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去意令桑焦灼万分，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恰在此时，电视台福利分房，桑作为中层干部，有资格分一套。但是，据说分房子必须要有结婚证，桑正好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为了帮他顺利分到房子，我必须与他去领结婚证。
结婚？我吓了一大跳。此时我还未满21岁，自觉是个小女孩。而且，我与桑的分歧和裂痕已经如此明显，怎么可能结婚？
桑四处托人前来做“说客”，电视台的各色人等包括老齐都来给我做工作，劝我和桑领结婚证。最后，甚至连母亲都被桑说动，劝我说，反正与桑都已经谈了两年多恋爱，领个结婚证，也好。母亲一直觉得桑不错，工作能力强，对我又死心塌地。而且，她认为一个女孩既然已经和别人谈了那么长时间恋爱，就是他的人了。母亲欣赏从一而终的爱情，坚贞、美丽，穿越一生，就像她和父亲那样。
我痛苦矛盾极了。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我一定不能领这个结婚证。可是，如此一来，我便“背叛”了自己心中神圣的爱情，成为不忠不义之人。
我终于在桑的“逼迫”下，前往办事处和他去领结婚证。
尽管已经说服自己接受已成定果的命运，“好人做到底”，不要功亏一篑，但坐在车上，我内心还是沸腾如煮，如此的心不甘情不愿。韦唯的歌一遍遍在心里回响：女人不是泥呀，男人不是筐。命运不是辘轳，要把那井绳，缠在自己身上。
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我哭得稀里哗啦。桑铁青着脸，飞快地开车，不发一言。一句话在我的心里反复翻滚，我终于喊了出来：“不！我不想领结婚证！”
桑火冒三丈地把车开到一个小巷子，停了下来，说：“你好好想想，到底领不领？”
我沉痛地啜泣，宛如要上刑场。
桑气愤地说：“我怎么如此倒霉，和女朋友谈了两年恋爱，怎么竟然跟买卖婚姻一样？我在电视台奋斗10年，好不容易能够享受这么一个福利，这也许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难道就因为你不领结婚证，就让我10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吗？你也太自私了吧，你既然不愿与我结婚，当初为何要与我谈恋爱？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和别的女孩谈恋爱，她一定欢欢喜喜地就跟我去领结婚证了，哪里至于这样低三下四地来求你？”
我被桑说得头昏脑涨，他的话听起来不无道理，我确实耽误了他的青春。可是，当初是他自己说的，只要我和他谈恋爱，不管多久，他都会感激我给了他一段美好的回忆。我不知怎么现在就变成我“耽误”了他？当初在小山坡上，我以为接受他的感情是对他的“恩赐”，没想到当初的承诺竟成为日后他讨伐我的理由。而我为了“对得起他”，就必须继续和他纠缠下去。
桑语重心长地说：“这个结婚证，只是为了应付台里，我们的关系，并不会有任何改变。你不同意，我们并不举行婚礼，我也不会碰你，一切都和现在一样。我们好歹交往了两年，我待你也算不薄，你就算可怜我，帮我分到这套房子，然后马上把结婚证作废，你想走哪里就走哪里，我绝不再干涉你，行不行？”
《在疼痛中奔跑》八：芊芊（8）
我动心了。我居然相信了他。他总是以“随时可以分手”来诱惑我，逼我一步步就范。我以为，“帮”他分到了房子，我就可以对得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与他分手了。
我们去到了办事处。
我怀抱着“帮桑分到房子便与他分手”的良好愿望，懵懵懂懂地在结婚证上签下了名字，甚至还力求把名字签得漂亮，就像鲁迅笔下的阿Q，在赴刑场时，还为自己没有把“卖身契”上的圈画圆而遗憾。
如此可悲的蒙昧！
短短半个小时，一切都已结束。我茫然地抬起头，却不知这一纸婚约已将我的身份，我与桑的关系改变。我们已经是法律认可的夫妻，我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说分手就分手，而只能是离婚！
走出办事处的大门，站在大街上，桑挥舞着手中大红的结婚证书，竟狂喜地大喊：“哈哈！你再也跑不掉了。”
他是那么的得意，那么的有恃无恐，以至于没有任何掩饰，将他的目的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什么“为了应付电视台，分到房子就解约”，根本就是为了彻底把我拴住而玩弄的花招。后来事实证明，这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分房子根本不需要结婚证。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还有人被骗结婚，有人信吗？如果说，上当者并不是愚昧的村妇，而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且素以聪明伶俐著称，是否会有人认为是胡说八道，编故事都不会编？
如此荒谬，如此不合逻辑，可这，就是可悲的事实！
我并不是一个怯懦柔弱，逆来顺受的人，可是，我就是一步步走向他设置的圈套，按照他的指挥棒翩翩起舞。他的魔法，一是永远让我感觉亏欠了他，对不起他；二是永远以“随时可以分手”做诱饵，让我一步步陷得更深。
我从18岁在小山坡上接受他开始，便不是接受了一份“感情”，而是“责任”。所以，每一次与桑分手，我都面临“高尚”与“卑下”，“无私”与“自私”，“忠义”与“背叛”的抉择。而不是“爱”或“不爱”的抉择。作为父母的女儿，我骨子里亦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血液，把人品和人格看得重于生命，宁可牺牲自己，绝不有负于人。所以，每次经过“深思熟虑”，还是选择了“高尚、无私与忠义”。我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背负到自己身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几欲窒息，还自以为是一个“人品高尚而伟大的人”。
站在街中心，我呆若木鸡。我知道，自己上当了。我的善良与天真被人利用，我这个自作聪明的傻瓜，睁着眼睛自己跳入猎人可怕的陷阱和圈套，再难脱身。
我看着桑挥舞着大红的证书，在大街上得意地狂笑，突然感觉他的面目是如此狰狞和可怕。
我的心沉入冰冷的谷底。初春的风吹来，几乎将我冻僵。
《在疼痛中奔跑》九：裴裴（1）
我没有再去上学，只在临毕业时匆匆领了毕业证书，一纸高中文凭对我并无任何用处，因而学校也并没有吝啬。
想死的念头只存在于一刹那，一旦未遂，便再也没有了勇气。但这样一来，裴望竟有些敬畏我。他发现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懦弱，甚至比他更狠更“酷”，便也不太敢来招惹我。而母亲也停止了她喋喋不休的抱怨唠叨，我的寻死对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她一时间憔悴了许多，不管如何地不喜欢我，她应该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走上绝路的。
家中暂时平静，但彼此之间的裂痕太深，以致无法修复。冷冷碰面，无话可说。
我应该找一份工作，但我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我在街上闲转，看见一个歌舞厅的招聘启事：招收营业员，高中文凭，身高一米五五以上，五官端正。
我走了进去。老板是一个黑瘦的年轻人，戴了一副眼镜，使他看上去颇有几分文人气质。他看了我一眼，说：“你今晚来上班。”
我干的是服务员，端茶送水，月薪两百元。彼时正流行卡拉OK，大厅里摆很多圆桌，一桌一桌地轮流唱，这满足了部分人在大庭广众下“演唱”的欲望，代价是必须整晚忍受不堪入耳的噪音。
主持人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因为她干的是“技术活儿”，月薪是我们的4倍——800元，这让她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其实她普通话一塌糊涂，台词也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实在不怎么高明。但她仍不知天高地厚地要求老板加薪，老板一气之下，指着我说：“今天，你，来做主持人。”
“我怎么可以？”我吃了一惊。长久的自我封闭使收缩成为本能，我早已习惯于沉默，哪怕是面对最好的朋友。比如和芊芊在一起时，我的话也非常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她倾诉，更不要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再说我又不漂亮，完全不是时尚靓丽的那种，这种抛头露面的事似乎是与我绝缘的。
“为什么不可以？你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气质也不错，只要大方一点儿就好了。要知道，做了主持人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工资可是800！”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犹豫地答应了。
我没有演出服，只有芊芊送的一条黑色长裙，巨幅的裙摆，拦腰系一条宽宽的腰带，似乎尚可。没有化妆品，我只在唇上抹了一层透明的唇膏，就这样草率上阵了。
果然，我站在台上紧张得双腿发颤。我感觉自己像一只丑小鸭，土气又难看，我几乎失去了说话的勇气。老板，我记得他叫尹侃，见此情景赶快叫灯光师将舞台的灯光调暗，在昏暗灯光的掩护下，我终于挣扎着说出了第一句话。
第一晚的表演显然是不成功的。我想自己还是做服务员吧，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也有些遗憾。没想到尹侃竟叫我继续。
连续主持了一周，状态开始慢慢松弛。我还是不能适应在聚光灯下受众人瞩目，每次都要求把灯光调到最暗。好在顾客都为了自娱自乐，主持人如何他们倒并不关心的。
有一天，突然抑郁难当，对着话筒莫名其妙地朗诵了一首诗。这是我和芊芊最喜欢玩的游戏，在山上，我们曾整本地背泰戈尔、席慕容、舒婷、北岛等人的诗，狂热而执著。我想起了芊芊——我赤胆忠心的好朋友，我忘了舞台的存在，读得泪流满面。
并无人喝彩。来唱歌的人都想在流行歌曲的吼叫中发泄掉过剩的精力和欲望，谁耐烦听人读什么诗？
无所谓。
我本就不期望赢得什么掌声。
走下台来，尹侃却研究地看着我，说：“你一定喜欢文学，也喜欢朗诵，是吗？”
“我曾经拿过市里作文竞赛一等奖，朗诵一等奖。”我轻描淡写地说，有些怅然。学校，多么遥远的记忆。
尹侃一笑，萧索地说：“你不该来这里，这不是你呆的地方。歌厅这乌七八糟的环境会将你的灵气毁了。”
“那么，我可以去哪里？如果你把我炒了，我会成无业游民。”
尹侃看着前方，不再搭话。
我继续朗诵诗，在胸口闷得要炸开的时候。诗人海子曾经在一家餐馆要求朗诵一首诗，以期能免掉饭钱，却遭到老板娘无情的拒绝和嘲讽，一怒之下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现在至少比他幸运，我是主持人，有这个特权。
幸运不期而至。
尹侃带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凤凰城电台的文艺部主任柳如眉，一位50来岁的女人。她说：“你的朗诵我听了几天了，你的音色很特别，虽然不是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那种，却很有个性和张力，尤其你对文学作品准确独到的诠释，使你的朗诵非常富有感染力。你愿意到电台来工作吗？”
我不相信幸福来得这么快，我已经习惯了承受苦难，却不知该如何面对幸福。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当然，不可能正式进台，也不能一下子就聘你做主持人。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利。现在文艺部有一个空缺，点歌台缺一个人收费，如果你愿意来，我可以做主。进来以后，我再想办法让你主持《书林漫步》，是一档诗歌散文欣赏的节目，很适合你。”
没有理由拒绝。
尹侃把800元工资递给我，尽管我做主持人还不足一个月。
《在疼痛中奔跑》九：裴裴（2）
“裴裴，有难处可以回来。不过，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你应该去更阳光的地方。”
我沉默地把钱收起。
尹侃，戴着眼镜的歌厅老板，有时粗野，有时文秀，有时郁郁寡欢，我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不清楚他为何一直帮我，但是，他是我通往阳光大道的重要领路人。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应该说一些感激的话，却不知如何开口，如何表达。就这样一语不发地走了，像一个全无心肝的冷血之人。
家里人听说我将去电台工作，都吃惊得合不拢嘴。在这个大杂院里，去电台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我似乎也成了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父亲脸上有了些喜色，而母亲看我的眼神有了些敬畏。
其实，我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临时工，每月工资只有100块钱。为避免观众找不到点歌地点错过财源，在一楼大厅的过道上安了一张桌子，桌上放了一块牌子：点歌台。这便是我的上班地点。
每天，大楼里的人进进出出，这里是必经之道，却从没有人会看我一眼。对于不点歌的人而言，我只是一个背景，一个道具。也有人会冷冷地扫我一眼，通常是台里春风得意的女主持人，满眼的不屑和鄙夷。她们目光如炬，照得人不自觉地要矮三分。
那个冬季，彻骨的寒冷。坐在大厅里，门大大开着，风“呼呼”地往里灌，无遮无拦。台里给我生了一个铁炉子，却无济于事。我买了一件铅灰色的棉大衣，从头到脚都罩了起来，还买了一把小水壶，在火上烧开后，冲一杯热茶暖手。整个冬天，我都瑟缩在这灰色的大衣里，手里可怜兮兮地捧着一杯热水，像足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对于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不公，我只有默默承受，因为我并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资本。电台这个地方，本就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对于我这个来自大杂院的女孩，很多人欲除之而后快，哪怕就是这样一份卑微的工作，亦有人想取而代之。任何一个人若安心要铲除我，都像摁死一只蚂蚁一般容易。如果我去和这个世界对抗，就如鸡蛋碰石头，必将头破血流。我必须小心周旋，曲意承欢，不能得罪任何一个对我有益或有害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将永远地忍让和妥协，我只是在自己力量尚不强大的情形下，暂时以低调和柔弱的形象出现，但我会在暗中努力，暗中积蓄力量，就如卧薪尝胆的勾践，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为了日后的辉煌，我必须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必须忍受现实的黑暗。
牙齿比舌头强硬一万倍，可最后牙齿一颗颗掉落了，舌头还完好无损。笑到最后的人是笑得最好的。
在日记本上，我写道：我必须正式进入电台，不是一名卑微的临时工，而是举足轻重的王牌主持人。为此，我将忍受一切的冷眼和屈辱！哪怕别人把我从门里踢出去，我仍将从窗口爬进来，不屈不挠！
认识沈浩，是在红旗厂一位同学家中。
红旗厂原址亦在上海，当年响应“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潮全厂搬迁至凤凰城郊，大大小小有十几家分厂，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上海小区”。沈浩的父母便是这大潮中的一员。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像红旗厂这样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相当红火，经济效益颇为可观。幼年时总听到母亲羡慕地提及红旗厂的职工福利待遇如何丰厚，逢年过节便发带鱼，发螃蟹，发奶糖，发一切这个小城市难得一见的“奢侈生活用品”。而每次随父母去到红旗厂的熟人家中，母亲总要将我梳洗打扮一番，就怕我衣着寒酸在上海人面前丢了面子。纵是如此，我仍能感觉到母亲的小心奉承和红旗厂人那几乎是不加掩饰的优越感。
总之，当年的红旗厂是凤凰城人心中的“金饭碗”，许多人都以成为一名红旗厂职工为荣。但红旗厂这个上海人的小团体亦秉承了上海人骨子里那种“排外”的作风，非当年搬迁至此的“上海土著职工子女”，极难挤进“阿拉小区”，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当年沈浩正在读高一，适逢红旗厂“照顾”一批上海籍职工子女进厂，这项福利绝对不能错过，沈浩赶快退了学，光荣地成为了红旗厂的一名电工。那年他才16岁。
成为红旗厂电工的沈浩乾坤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