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距离以不分畛域的眼光看来，则可发现，几经和战，当中一段地带终使少数民族与汉人混合。很显然的越是发展到现代，“汉人”这一名词文化内涵愈多，而不复如以前由血缘作主。
宋代向南后撤至少使朝廷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这地带的湖泊河流与运河，使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彻底发挥其长处。金人于公元1129至1130年间入侵江南，宋军以战舰遮断其退路，使其几乎遇到没顶的灾难。在局势淆乱时军事首长之自由行动也使作战之部署比较容易。譬如说岳飞的军队即以农民军、招降的盗匪和女真人征发之民兵编成，他有机会选择兵员并扩大部队。
可是皇帝赵构与宰相秦桧所经营的中央集权体制排除了军人拥兵自重的趋向。开封既已陷敌，南宋朝廷的军需问题极为紧迫。如果此时杭州拥有具实际力量的商业组织，毫无问题的，即会被接收过来，以作军队补给之后勤机构。而事实上朝廷只能以增税和临时挪用的办法解决刻下问题，此类权宜之计在短时间内一再出现：所谓“经制钱”者，即为经理节制一路财物之官经手的公费：“月账钱”为每月公费内强迫节省的余款，“板账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帐目，以各种附加混合编成。而事实上这些名目很少实质上的区别，凡是现有的各种税收，一律按成数另增附加，总数由各地方分摊。行政之收入，例如输款赎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状时之状贴费和许免证费也类似。这些办法仍不能供应时，只能以增发纸币对付。
马可·波罗眼中看来新奇之纸币，唐代即已出现。最初称为“飞钱”，乃是政府特许之汇票，使商人能在四川发售物品，而在其他地区收兑物价，以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北宋于公元1024年开始印刷此种可以划账之票据。其施用虽愈来愈广泛，但其制造发行仍只不过偶一为之。此种纸币有如公债，每种都有其兑现日期，通常为三年，收兑后此“界”即作废。南宋则以内地所征关税为担保；至1247年即任此种纸币永久通行，不再收兑。而因其缺乏适当之存积金，其贬值愈来愈甚，因之使民间蹙额，而货币贬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难。这也是促成宋朝衰亡的一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仇，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纪录：其贬值为6000万比1。
科技的进步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装风帆12张，船上有甲板4层；火焰投掷器上装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现；以人力脚踏发动之轮船开始于匪徒杨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飞作战。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轮中，防碍其机制作用；公元1161年则有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出现。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宋朝的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了。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再因频年的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即由张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
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这种说法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从知识上的“宗谱”看来，宋代的理学家都受到一个称为华山道士陈搏的影响；以个人来讲，他们却都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之中。在北宋时，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要不是直接反对王安石就是间接地与反对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对与女真人议和，后来又改变立场与主战的韩tuo胄作对；陆象山因为一本向皇帝的奏书大言不惭而被参劾。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因对时局的意见而受到检举，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的意义，只是他们以含蓄的态度表现，不公开活动罢了。
分析比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论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事，其研究结果也已载入各种书刊。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宋朝的覆亡
蒙古人最后一次对宋战争采取一种大迂回的战略。最初向今日四川南下的攻势贯穿至越南，次期的战斗指向襄阳樊城，围城之战即历经4年多的时间，从公元1268年的秋天到1273年的年初。这隔汉水对峙的双城陷落之后，忽必烈的元朝即未再遇到实质上困难，他的军队一路顺着长江而下。
南宋最后一个重要的宰相为贾似道，他是一个雍容大度而显有心计的人物，可是他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在朝代最终阶段，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最后采取了一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民间私田，所收购的以每户超过200至300亩之外土地的三分之一，实行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此处既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近在咫尺，仍受宋廷的确实掌握，所付代价只需少数现金，其他杂以各种不同的价券，这恐怕与征用没收区别不大。虽说为公意所不直，有了皇帝的竭力支持，所有购田的计划仍如案完成。而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12年。但最后贾似道仍向忽必烈求和，只是没有反应。在1275年他亲往长江督师，因战局不利被撤职，最后被谋杀。次年元军入临安。再三年之后，元水师与宋之水师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此时宋主为一个幼童，因战局不利由臣下背负跳海而死。所以赵宋王朝亡于公元1279年。
当时人多不明了技术上复杂之处，也有人对贾似道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好像宋朝之覆亡全是他奸险及政策错误的后果。贾似道确曾在主持国计时有支吾之处，事在1259年忽必烈之兄蒙古主蒙哥死于四川合州，蒙军后撤，忽必烈北返筹措选举大可汗事。贾似道在此时虚张声势宣称宋军大胜而居功。传统的历史家借着这错误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其次，其为人可鄙之处，也被提出。贾似道年轻时喜欢享乐，不时在西湖上张灯设宴。有一次皇帝看到湖上灯烛辉煌，便说，看来贾似道必在潇洒自如。事实上也果真如此，不过这是他被派任为中国最富庶朝代之最高品位官职之前。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
在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成了超级的旅游者。他前往中国既没有作买卖营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众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井眼界。根据当日的标准看来，他所留下的一段不平常纪录，已经牵涉到全世界的任何角落。纵是他轻易地接受传说，本人又喜欢夸张，可是他以亲身经验道出，就自然地打动了其他人的兴致，而使他们也欣然欲住了。他经常在书中提到：“你不亲眼看到无法置信”，这样不断地挑逗读者，也使他们必须将想像力一再延伸，去欣赏远方异域的各种离奇古怪的事物。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他书中的一代伟人乃是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年轻的马可进出忽必烈朝廷之际，元朝的水师正集结准备于公元1279年歼灭南宋的残余舰队。此战役结束，“大可汗‘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这是以前异族入主的事迹中所未有的。从此元朝创业之主和威尼斯之来客彼此以礼相待，建立了一段互相慕好的关系。马可波罗从此仕元，他承应了大可汗之各种差使，也向他提供有意义之情报。
马可·波罗称中国为Cathay；南方的中国人为“蛮子”（manzi）。北京则成了“堪巴禄克”（Cambaluc），即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Khanbaliq）。中国人通称杭州为“行在”，马可·波罗稍一调整则成Quinsay。
这位欧洲来访者视中国之纸币为一大奇闻。石绵则出自高山之间，可以捶碎分裂“有如树木之纤维”，然后“用作布巾”。煤则为“一种石块，燃烧时有如木材”，从山上采出，烧之生热。
从马可·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信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所以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开明专制具有好感；可是应当批评时他也从不含糊。他有一次曾说：“很多心存不轨的人，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在另一处他又提出：“所有的中国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体，因为他所派的地方政府首长多为鞑靼人，尚有更多的色目人，他们视中国人如奴隶，使他们无法容忍。”读者自此也可以看出，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来控制。于是他对本土之人不能信任，也只好将权力摆在鞑靼人、色目人和基督教徒的手里。这些人附属于他皇室之中，忠于职守地对他服务，（其他的）外国人也是如此。
蒙古大帝国
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100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的地方极为有限。由于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性格，于是蒙古人有极优异的兵员。以前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已经将骑兵大兵团的战术充分发挥。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更将其扩张至极致而所向披靡。他们的部队极守纪律，并以风驰电掣的速率行动，作战计划也周详完备。各骑士必要时可以倚赖他们牝马的乳汁为生，支持上好几天，甚至几星期。心理作战被广泛利用，例如让难民经行于队伍之前，散布谣言：如果被侵犯之城市胆敢抵抗，攻城之日就给以残忍的暴行和放纵的破坏。被征服的民众中若有军事和技术才能的人经常尽量地拔用。公元1258年蒙古人攻巴格达这个回教国时，有一中国将领参加，中国工兵1000人即操用攻城的炮弩投掷燃烧弹。10年之后他进攻襄阳樊城时，忽必烈召用两个波斯工兵设计能投掷150磅大石块的重炮弩。
成吉思汗于公元1227年攻西夏时身故。他的帝国分作四部分：金帐汗国（Golden Horde）包括俄罗斯之大部疆域、莫斯科和基辅（Kiev）在内；波斯汗国所辖自阿富汗边疆及于伊拉克边疆；另一汗国在两者之间而向东延伸，概括今日苏联中亚地带与中国新疆，只有大可汗有权统辖以上三个汗国。他自己的领域北至蒙古沙漠地带，南达中国海之海滨。当日这不过是一个憧憬中的远景，直到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死后50年，才成为事实。
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大可汗由选举产生。忽必烈取得这地位并未经过这一程序。他在公元1260年自称大可汗，在争夺名位时和他弟弟阿里不哥（Arik…Buga，元人将此名译为阿里不哥有循儒家思想指斥其对兄长不忠顺之意）兵戎相见。获胜后，他仍须对付中亚地区蒙古领袖所组织的联盟，他们是由从兄海都（Kaidu）率领，坚称维持成吉思汗家法。迄至忽必烈在公元1294年逝世之日，两方冲突仍未停息。虽说他本人征服南宋，可是也向西北用兵阻挡了游牧民族，使中国不受其蹂躏。只是如此大可汗统领各汗国的权力也就名实俱亡了。在这方面忽必烈井不介意，他一心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上章已说及又八年，即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
远征日本
很多历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远征日本出师不利，因为这战役也产生了日本“神风”的传说。元朝对日用兵两次。1274年的远征（当时南宋尚未完全灭亡），朝鲜被用作跳板，联合舰队里利用了800艘大小船只，上载蒙古与朝鲜兵员25000人。在占领了沿岸几个小岛之后，他们在11月20日于九州博多湾登 陆。日本军在完成防御工事之后等展援军的来临。当天战事胜负未决，是夜会风扫境；当蒙古人决心后撤时秩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