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上，出现了一个中年人，唇上蓄一撇小胡子，他嘻嘻哈哈地笑着，又是倒水又是让烟的，显然是个熟惯这些场面的人。我们的和书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烟，高兴得只顾说话忘了吸烟。不论说什么中年人都笑哈哈地点头应承。我们和书记满意地拍拍中年人的肩出门而去。中年人目送和书记远去，脸上的笑意如同秋天的大树，笑意似风中的树叶落了个精光，坏笑着冲去的不见了人影的和书记来了一句：“嘿，想哄我你还差得多的多哩！”
以上对话有虚拟成分，却绝非空穴来风，诚如王辰所说：“那辰光群众一口咬定，任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你怎么说都认为你是在哄他们，根本就没人信！事实比这还要严重，群众根本就不让干部们进家做工作。好多人家都是铁将军把门，有人在家里也不给你开门。有的人家虽然在家，也开着门，可是却不让你进家。进去了也不理你，连一口水都不给喝，更别说是给你让烟敬茶！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我们的和书记在秀水镇临时占地群众中享受到的竟是破例的高规格的贵宾也似的接待，用秀水镇人的话说：比别人好得多的多哩！
县人大主任告诉我：“事情发生时我不在现场，可是四套班子之中，我们人大和政协都是全力支持县委、县政府的。四套班子决策之后，我带人下去到秀水镇做工作，主要是让村里的人大代表发挥他们的作用。连亲戚朋友都动员起来做工作。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和秀水镇群众也没有过冲突和矛盾，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不过工作不好做，有些群众他思想不通，不想听你的，见面时他是答应下了，背后还是不通，还是要胡来。你找他谈心，他心里是不想见你的，他可以躲着你。有时候我们走上一个村子都进不了几家门，不过还是做通了一些群众的工作。至少表面是这样的，过后发现，这些人还是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位，有一些人后来又跑到工地上去了。但有一点就是，四大班子是想尽办法全力去做工作的！”
3。 细节是魔鬼（2）
县政协主席说：“事情发生时，我在省里开政协会，会上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对此说三道四，我还做了一些解释。这个事情发生是有历史原因的。那时还是正月，桃峰县的年要过一个正月。虽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可是这年还是要过的。我回桃峰县后，还到秀水镇和大家一起，红红火火，扭了一天的秧歌。效果不错，群众挺高兴，安心了，这也是一种工作。秀水镇有一些政协委员，还有我的不少熟人，见了面也说道说道。大部分人家还是通情达理的。我说不要把过去许多老底子翻出来，这和和书记、连县长他们没关系。占地你就说占地，甭把裤里子翻出来。有啥不满意的，说出来，县委、政府还有人大、政协会想办法解决的。”
偶遇县检察院批捕科一位刘科长，不仅快人快语，还有一种冷凿的幽默，援引他的话可资佐证群众工作的难做。他说：“秀水镇，没人不认得我，他们每户人家都得求我办事哩！不是批捕人是给他们看病。我会看病。过去我是在县里的兽医站工作，不论是劁猪骟蛋，还是给驴、马、骡子什么看病，我都会，是个技术很不错的兽医。村里的骡马猪羊它们离不开我，养它们的人家自然也离不开我。现在我还经常义务给村里的人家白干这个营生。不收钱，完全是尽义务。所以我包的那些户人家，还都挺给我面子，见了面认得我，肯让我进家说东道西。就是不肯要钱。你们谁见过白给钱都不肯要的人？你把他三年的青苗补偿费一次性给他领上，送钱上门，他竟然还不要。而且这人还是我一个侄子，我就说你不要也得要，你不拿上这钱不签上这个字，你就别认我这个叔，这才拿上。拿上也不行，隔天又给我送家去了。我差点没气死。我老妹夫家的孩了过生日请了好多村里人，是做工作的机会，就揣上一沓子自己的钱去吃请。去了人家也是客客气气的。可是不让我谈事，一谈事来吃请的人就都变了脸，连我老妹子也黑起来脸来不说话。我没法就拿钱出来给那些来吃请的孩娃们散，孩娃娃拿了钱给他们的大人看。我老妹子就憋不住，横了眉眼发脾气说，我哥都急成这样了，你们还不给他个脸，今天我做主，进了咱家这个门的人，都领上钱签上字，给我哥圆上这个脸，出了这个门爱咋再咋！说得大家不好意思这才签上字。为这我贴的钱可是多得多啦！”
有几个镜头中出现了孩子们，这些在天使中占绝对比例的孩子们，是镜头中的亮色。魔鬼也有童年。虽然连儿童也有相当强的破坏欲，但毕竟与成年人有所不同。当我们的和治国书记满面春风地和每个遇见的秀水镇人都捉对儿磨嘴皮时，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却跑过来伸着小脑袋，眼睛黑溜溜的专心致志地研究我们的和书记，并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地交流他们的共同发现，结论是：哇噻，咱们县的这个书记和那个电影演员葛优真是像得多的多哩！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几个镜头上，我们和书记的嘴唇并没有因为和秀水镇人反复磨嘴皮子而稍有轻薄，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反而显得愈加红润和厚重。这大约是因为磨得太过使他的嘴唇红肿充血的缘故吧？也许这个细节，才算得上是个真正的魔鬼吧？我想。
4。 佛罗伦萨的教授们
成功的教育，是可以将魔鬼也教育成天使的，而失败的教育，是连天使也会沦落成魔鬼的。
陶行知在申报写过一篇名为《 佛罗伦萨的教授 》的文章，他讲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个月亮之后，写了一篇文字于1610年1月24日在《 星座报告 》发表出来。照现在看来，该是多么宝贵的科学发现。可佛罗伦萨的大学教授们却看它不起，用尽力量使大公爵不相信木星四个月亮之存在。还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伽利略说：“我想请佛罗伦萨的教授们来看木星的四卫星，他们不但不愿意看星，连我的望远镜也不愿看。他们相信在自然里没有真理可找，真理只在书本里。”陶行知先生由此引申并发感慨说：中国的教授，有哪几位不是从佛罗伦萨来的呀？国产的老夫子说：“真理只在古书里。”留洋的洋翰林说：“真理只在洋书里。”懒得看书的讲师说：“真理只在嘴巴里。”青年学生若信这些教授们的话，也就可算是佛罗伦萨籍的学生了。谁能自造仪器向大自然瞄准？如有这人我是愿意拿着扫帚做他的斋夫了。
现在，秀水镇群众也成了陶行知笔下的“佛罗伦萨的大学教授们”，“他们不但不愿意看星，连我的望远镜也不愿看。”秀水镇人不但不相信县委和政府的解释，甚至连听也不想听。他们只相信听到的“一亩地100万”的谎言，因为这谎言最合他们的胃口。这种潜意识的闭目塞听的做法，在病理学上似乎有个叫法，叫选择性耳聋，想听的话可以听到，不想听的话自然就听不到了。这不仅与“佛罗伦萨的教授们”有异趣同工之妙，似乎还要更胜一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错的，这里有一个心理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累积日久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成为一种本能。这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严重警告，它很耐人寻味。如何化解这一切，重新赢取这些群众的信任，无疑是对执政者的一种考验。
县委办副主任林小明是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不喜欢人云亦云，他说：“县里的干部每个人都包着一个村，我一直包着秀水镇。秀水镇人不同于一般村子，少部分人是没文化的，大部分人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比较有心计，也就是比较狡猾。这种人懂理也怕事却又喜欢搅事，碰上事自己不肯上前，唆使没心眼的愣头青往出跳，出了事他就袖着手看热闹。也不能说这种人不好，他们会保护自己。完全靠种地为生的秀水镇人几乎没有。种地的人几乎都是穷困户，属于没本事的人。会打闹钱的人不种地也能生活好，贫富悬殊大，这是个原因。”
“还有一点，群众害不下，心里有气：你愿买我愿卖，为啥你政府要出面帮那个电厂压价哩？人家电厂领导说给出了100万一亩地的价格，县上偏说没有，谁能相信？这是愿打愿挨的事，你电厂如果不肯出这个钱，那我们可以不卖给你地，你政府凭啥要干涉我们？”
“人家电厂完全可以到别的县里去办厂，那秀水镇岂不是连个指望也没了？群众不管这个，嘴上说，电厂不买地，地至少还在，不怕！说是说，心里怕得多哩！不怕是假的，闹黄了连最后的指望也没有。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上上下下都在帮着秀水镇打这个圆场！”
时下，已经很难在中国找出一个肯相信靠种地可以发财致富的农民。相信卖地可以发大财的人，用桃峰县人的话说，却是多得多哩！有了一笔不算小的钱，就可以改变今后的命运，告别土地和农具，这是许多农民盼也盼不来的美事，也是一种很危险的症候。但事实如此。似乎只有秀水镇人自己不明白，或是秀水镇人已经全然料定桃电二期反悔已经不可能，就利令智昏地横下一条心，索性将错就错，指鹿为马，铁嘴钢牙，再不肯改口了呢？也未可知。
这里涉及到的绝不仅是个商业道德，还意味着国民素质教育的缺失。诚如陶行知先生所言，“一个人若做了私欲嗜好的奴隶便失掉自由。青年放荡固然不能成人；成人放荡也只算是成年，不能算是成人。”成功的教育，是可以将魔鬼也教育成天使的，而失败的教育，是连天使也会沦落成魔鬼的。是谁造就这个弱势群体并使它染上那么多会使它因此而变得更加弱势的毛病的呢？至于还有别的什么，就不是这里所能讨论的了。
5。 陶行知先生其人（1）
毛泽东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安徽省歙县人，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生于农家。家贫而好学，邻村塾师惜才，让他免费入塾读书。大雪之日，塾馆老师已开讲，行知立雪门外听讲，几乎成个雪人。1906年陶行知入本县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受西方教育。在此读书之际就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陶行知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同年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先读市政而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1917年学成归国，正值新文化运动，既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从事平民教育经年，觉悟到：“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誓言“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要排除困难，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在南京远郊办起晓庄师范并亲自担任校长。
陶行知穿上草鞋，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1930年春晓庄师范参与工人反对和记洋行的斗争，被当局定为“特等事件”，蒋介石误认为该事件是陶行知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下令关闭晓庄学校并通缉陶行知。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蒋介石查明晓庄事件与冯玉祥并无瓜葛，解除通缉，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经黄炎培举荐，史量才聘任陶行知为《 申报 》的顾问。陶行知在《 申报 》连续发表《 剿匪与造匪 》、《 再论剿匪与造匪 》、《 三论剿匪与造匪 》三篇时评，语惊天下：“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也震动了当局。教育部长朱家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告密长信，蒋朱批“申报禁止邮递”六字，使《 申报 》陷入没顶之灾，陶行知被迫离开报馆。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又创办了与晓庄师范相类似的上海工学团，招收工农子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农子弟亦工亦学亦教，“即知即传”，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29”运动爆发后，他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途经香港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 团结御侮宣言 》，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入贫困而得不到培养，故于1939年7月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对学生因材施教。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相结合，把“生活教育”运用到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学校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 民主教育之普及 》《 社会大学运动 》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6年4月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走。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发出“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呐喊，风传他被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无所畏惧地作好“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5。 陶行知先生其人（2）
早在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时，恽代英就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自此毛陶之间开始交往。陶行知逝世，毛泽东当天就与朱德给陶行知家属发去唁电：“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延安各界为追悼陶行知还特地成立筹备会，并致函陕甘宁边区政府，提议拨款边币3000万元作为“行知奖学金”，专门奖励边区小学教育研究工作，将延安中学改名“行知中学”。各界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11月1日灵柩由上海运南京安葬。毛泽东又送花圈表示哀悼。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两面旗帜之后，是沈钧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队伍。毛泽东送的花圈与朱德送的花圈，竖放在晓庄劳山的灵堂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