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