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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
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
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13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1961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1940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
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
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