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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бЯΓ芾碓谡庋窳拥奶炱铮淮┐笠拢淮髅弊樱驹谝蝗浩っ淼母餍值艿澈凸伊斓既酥校В驮帷�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思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思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