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强动手去解领扣、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记得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没怎么穿,好象只在日内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总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身,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内走去时,目光在跟随的政府官员中一扫。政府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衣冠楚楚。唯有黄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黄老,怎么穿短裤来了?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裤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明脚踏“陆海空”胶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上脱衣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脱掉,我先脱。”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忙脱衣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明紧着脱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3组传到1组(负责毛泽东的卫士组叫1组,刘少奇的为2组,周思来的为3组),又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脱了制服。”
  毛泽东进城27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脱下衣服。
  也巧了,周思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北京,也赶上个大热天。毛泽东一候拍照告一段落就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促胡志明:“脱脱,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毛泽东脱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脱脱,脱光了谈话舒服。”
  胡志明脱下制服就想停,见毛泽东脱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脱。等他只剩件背心时,毛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脱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脱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高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办?”
  总理只是笑,未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脱了。”
  总理穿衣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身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日内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思来总理有个皮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摇头,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皮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安全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高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色平纹布,被里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养麦皮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头,很旧了。
  有件睡衣,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毛。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床多,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洞,补不胜补,就将整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床,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洞,马上拿走去补。第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交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毛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毛,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洞,洞越来越大时,总理就将毛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缝起来继续用。因为毛巾都是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缝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4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猪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性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水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干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内衣内裤,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所以他的内衣内裤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内衣裤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衣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衣,在国宾馆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就只能交大使馆,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洞;所有这些衬衣,只有领口袖口是换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内衣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流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2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