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