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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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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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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