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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