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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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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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也许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子弹认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半还有个疗养院,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眼见没希望了,悄悄把车开回曾家岩车库里。这个车库并不在我们办公的曾家岩50号,距办公的“周公馆”还有100多米。他停下车,不敢和同志们照面。怕负不起责,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我们才知道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来的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对毛泽东轻声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一出来,他头一件事就是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我听到他严厉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来。”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想刺杀毛泽东与周恩来,刺错了人。周恩来当时也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
  张镇立刻赶来了,这位宪兵司令显然也很紧张,脸都白了,立刻随周恩来赶到市民医院,可是少石同志已经因为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团团的血棉,难过地哭了,声音颤抖地喃喃:“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周恩来轻轻抹去泪,锐利的目光转向国民党宪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须严加侦察,缉凶归案。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你必须坐他的车,亲自把他送回去。”
  张镇忙不迭地全都答应了。周恩来迅速安排了各项事宜,又轻轻地走回剧场,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默默地坐到京戏散场。毛泽东看完戏和张治中握手道别,周恩来始终对枪击事件保密,不漏一字,以免惊动主席。张镇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村。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确实尽了努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后来查明李少石遇枪击的原因后,周恩来还去医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车撞伤的伤兵,表示: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和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当时毛泽东也坚持要参加,但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结果他只送了一副挽联,没参加葬礼活动。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的兴奋之色溢于言表,专门在桂园设宴,款待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敬酒时还说:“共产党不会忘了你。”
  在毛泽东回延安前,双十协定还没达成,赫尔利大使就要回美国。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一听这个消息,脸都白了,一刻没停就去找赫尔利,说话声音都变了:“你不能走,毛主席出来了,是你给接出来的,现在你必须把毛主席给我们送回延安,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
  紧接着,蒋介石又派张治中去出任甘肃省主席。周恩来更急了。忧虑地对我说:“国民党蒋介石动了加害毛主席的念头,必须打掉他这个念头!”
  我记得周恩来首先去拜访蒋介石,回来的路上,他说:“蒋介石的保证不能信,还得找张治中。张是蒋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证。”
  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周思来多少松了口气。他拜访张治中回来,说:“张治中比赫尔利明理守信。我说你把毛主席接出延安,你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张治中认帐,他说我讲过的话我当然要做到,否则怎么能立身人前?”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脸上一整天都带着笑容,常常无缘无故就笑出声。他平时节俭得近乎苛刻。炒个咸菜吃都说浪费了油。这次却连声说:“请客,请客,把为毛主席服务的宪兵和服务人员统统请来!”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忽然想起了1940年随周恩来参观张良庙的情景,想起他讲的鸿门宴,张良如何帮助刘邦取得政治上主动,并帮助刘邦安全脱险的故事。
  重庆谈判后,我对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情实感开始注意,并且深受感动。毛泽东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泽东要过浮桥,他先踩一遍;毛泽东要住的房子,他先里外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他先躺一躺,还要看看床褥下有无危险潜藏。转战陕北,他坚持和毛泽东住一个院子,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早晨有清嗓的习惯,出门嗓子痒,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声,怕在院子里咳惊动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在颐年堂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
  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
  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
  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
  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
  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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