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思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检讨了要“三七开”。但是，与其讲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思想会“向左转”，不如说毛泽东相信只有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之后胜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领导重任。他深知江青不行，张春桥等人也不例外，清谈可以，真叫他们掌权干实事，国家和人民就要遭灭顶之灾。他对邓小平的一系列评价，包括“人才难得”，“你们有些人怕他”，“马列主义水平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都是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后重新工作时，有个好的条件和气氛。
邓小平的再次回到权力中心，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
毛泽东这些基本的品质和他无可怀疑的人民性，决定了周恩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对毛泽东的忠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忠诚热爱毛泽东是有其特色的。为说明这个特色，不妨与林彪作个对比，再与邓小平作个对比。
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元帅中，他是战功显赫的一位；虽然在资历方面不如陈毅元帅等人，但还是以战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便以“朱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长征及到达陕北时期，曾代理过总司令职务。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所处地位，林彪无法超越，其他的军事领袖都排名在他之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林彪若只是这样一种小人，以毛泽东的英明，那么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害智，是不会让他身处元帅第三，并最后当上毛泽东接班人而写入党章。
为毛泽东服务的一组的同志常对我们讲一些情况，有时我们跟随周恩来见毛泽东时也可以感觉到，林彪曾经是忠诚于毛泽东的。表现这种忠诚决不是人们现在所说“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恰恰相反，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仍然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为我们工作人员所见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而闻名全国，留名历史，无须我多讲。另一个顶撞毛泽东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林彪多次顶撞毛泽东，有时顶得很厉害，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挖苦毛泽东也不轻：“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2”许多人都曾见到林彪顶得毛泽东讲不出话，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确实打得出色，他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意见分歧。有的意见毛泽东对，有的意见林彪对，最后都是谁对就照谁的意见办。本来，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后来的政治斗争，硬把这种意见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贯紧跟”，要不就是“一贯反对”。然而，这种浅薄而庸俗的评价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声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戏而已。
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种个别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他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总理就多次对我们夸奖他，宣扬他，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总理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时，总理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在他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公开暴露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而闹脾气。
比如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之夜，我们随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每次这种活动，总理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主席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这次周恩来也“演习”了一遍，从登上天安门，直到入座。从楼下望楼上，毛泽东的座位是右边靠栏杆的第一个，他的对面，即左侧靠栏杆的第一个是林彪。
都检查过之后，中央领导人便陆续来到。凡是天安门上的活动，中央领导人多是在毛泽东之前赶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会儿，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陪同下也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风，他是在屏风后面休息。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天安门。
这一次林彪迟迟没到。此前，总理给林办去过电话，那边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不参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门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终于同意参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门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解释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可能晚到一会儿。”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他对自己的病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
8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顶撞毛泽东，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这一个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泽东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屏风外一阵热烈的喧哗，毛泽东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朝屏风的一头望去。周恩来带着陈毅过来了。
“主席，”陈毅顿一下步，带有立正的意味，“我来了……”
以往，陈毅见毛泽东，总是立正身体高门大嗓一声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就热烈地上前握手，然后就热烈地谈诗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封”了陈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中造成很大的感情伤害，至今我们这些“老人”议起当年，仍然感觉毛泽东这样做显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对人对己都造成很大损失。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