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但是，在中央领导中他们也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人。无论林彪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历史上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记录，无须重提旧话。周恩来与陈毅却一直到死，总不忘重提旧话，作自我批评。
陈毅的自我批评，由于他的气魄大，在群众大会上声情并茂地大讲特讲，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不像陈毅那样激情澎湃，但次数更多。从我到他身边工作，到他去世，讲过不下百次。由于他大会小会总把“错误”挂在嘴边，李富春等副总理和好几位老部长或直接向总理进言，或托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劝劝总理”，“有些历史上的‘错误’不要再提了。就那么下点事，我们都听总理自我批评100多次了，还要自我批评到什么时候啊？”
总理这样没完没了地自我批评，与他谨慎的性格有关，与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有关，与毛泽东的：提醒“也有关。
进城前，毛泽东有一次曾对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当面指着张闻天说：“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张闻天接受教训很深，却仍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陷进”了“军事俱乐部”。被毛泽东写信，叫他看看“枚乘七发”，说他是发“疟疾”。
进城后，毛泽东也曾当着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指着周恩来说：“他也曾经反对过我。”
周恩来坦诚地面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那些受批判作检查的干部讲过类似这种话：作检查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自我批评。他的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安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总理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头清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已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一句：“什么事情你都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1967年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29岁的时候我犯过错误，现在69岁了，我仍然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陈毅又进一步说：历史上我就反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也会犯错误，过去没犯过错误以后可能更容易犯错误。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有教训，比没犯过错误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训，少犯或不犯错误。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和陈毅讲得有道理。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胜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样，毛泽东的正确及这种正确所带来的威望，使个人崇拜及领导上的“一言堂”也渐渐发展起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一旦毛泽东出现失误，“历史的教训”使得一大批干部宁愿相信大家都错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泽东发生了严重错误。当然，这已经属于另一个话题。
这里要讲的，是周恩来与陈毅的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他们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林彪则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来与陈毅那样的自我批评，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陈毅那样坦然公之于众，相反，就连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批评，他也千方百计压制、控制，尽一切可能缩小影响范围。
于是，毛泽东与周思来、陈毅始终可以友好共事，与林彪则越来越失去了这种可能。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陈毅高门大嗓叫“主席”时，还像以往几十年那样激情洋溢，身体立得笔挺。可是，当他说“我来了”时，声音陡地沉落下去，身体也泄气地松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是当年的受到喜爱器重和信任的陈老总；已经成了坐在最右边一个座位的“右派代表”，说话顿时没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扬。
这样一来，反而影响得毛泽东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张开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陈毅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说：“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坐吧。”
当毛泽东在圆桌的东首凭栏而坐时，西哈努克亲王及翻译，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西首凭栏的座椅却是空的。那是副统帅的座位。
毛泽东的目光在对面的空位上稍触即离，望着西哈努克谈话。
但是，那空位的含义他比谁都心中有数。
主席等副主席，统帅等副统帅，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时间不算，在城楼上凭栏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钟，林彪才情绪萎靡神色阴郁地走过来。
毛泽东每遇大事有静气，但他一世英雄，特别是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后，更无须顾忌，从不掩饰内心的好恶。喧哗声起处，明知林彪来了，偏不屑一顾，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泽东一句接一句谈话，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来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来不及吱一声，更无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静气，永远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随总理几十年，见林彪时候不少，没见过他雷霆震怒的样子，只见过一次无声的笑，嘴角刚绽出笑纹，手已经捏住下巴，这个画面还被记者拍过照，说是抢到了林彪笑的镜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九大”前后笑过几次，有照片，我并没当场见到。所以，当他面无表情地被服务人员引入座位时，我并不感觉奇怪。
我感觉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泽东；不握手，不说话，独个儿神情郁悒地坐下来，拉长着脸闷声不响。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眯细眼望住林彪，谦和而关切地问：“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着桌面说：“不好。”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周围准备拍摄的记者如何忙乱，天安门广场上如何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我看出来，他谁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无伴的刹那，随着眼睛里爆出的那道火光，他蓦地立起身，动作不像病体孱弱，更像在东北率兵之际那么干脆，起身便转身，转身便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那时，卫士长成元功已经由于江青向总理发难而离开，由我负起卫士长职责。每天跟随总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开始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了片刻，焰火晚会要开始了，总理感到急迫，忙叫我们去找副统帅。我们分头到休息厅等处询问，才知道副统帅已经下了天安门城楼，不辞而别，登车回家了。
总理听到报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有一丝不安的神色掠过。很快便平静下来。他走到主席那个圆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释说，林副主席今晚身体不好，回去了。
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数，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几句。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不在乎“得罪”哪一个。国内外，党内外，谁敢站到对立面，他就敢应战，并且一定要胜利。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他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个平手”。确实，其他内部的外部的对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党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物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林彪才敢于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毛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当吧……”然而，毛泽东宁愿个人冒这种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性一页的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头，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从不干“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掺砂子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进攻的姿态。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头？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交谈或表情好时再拍，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色，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没料到林彪会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点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流露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出安定团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欢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
确实，“文革”那种整天一惊一乍的日子，谁上天安门，谁同毛泽东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毛泽东和林彪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口气。
5月2日，这张唯一的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深切感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旦这种对抗交锋的性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战斗。从“9。13”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魄又不露声色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性格、作风上的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种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毛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毛泽东曾经做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美好的色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1956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