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毛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赫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从莫斯科间来时，毛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毛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具体工作具体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毛主席带来的。毛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头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头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呆呆。”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监察，军事是由毛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尽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实际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签发命令。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
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性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出来，即便是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论是在总体上的冷战外交还是具体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出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思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示思想：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住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思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