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思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后记
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1967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1975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训我。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正确”过一次，总是把真话说早了几年。
当我为历史、为民族也为自己负责地写东西时，总有人要求我为政治、为集团，为他们几个人负责。结果，每出一本书，总引来一番热闹。有人喊好，有人骂混蛋，有人想杀我。
你喊好，我也并不是为你负责；你骂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杀了狗日的”，杀了我更能在历史留名，我的书会更畅销。
我真正难过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惊讶伤心；他们听不懂许多话，听不出好坏也分不清好歹。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统帅下前赴后继，不动摇，不怕牺牲而成就一番大业，但他们从始至终就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干了哪些事，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价值，也从来没弄清他们所追随的“上智”究竟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我曾写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故事，其深刻的内涵，那些当事者竟没有几个人看出来，不能理解或意识到；他们的水平只看到一条：“权延赤混蛋，写毛主席掉裤子！”
为此，我受到8个月的审查，父亲有病也不许离京探望，说我“给毛主席造谣”，说我“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其实，“毛主席掉裤子”有100多人在场，我疯了敢在共产党统治下去造这个谣？他们疯了，把100多人在场的事实用来诬我造谣？
都不是。根本原因只一条：“无知”，“稀里糊涂”。
由于“愚昧”而演出的“喜剧”，最终也是由于“愚昧”而变成了悲剧。他们总是把毛泽东所讲“卑贱者最聪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聪明”，自我感觉良好地教训别人。我这个人比他们都“卑贱”，草民一个，所以我还不算愚昧。
现在，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一段，连同掉裤子的细节，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而一些当事者却仍然无法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按国家教学大纲，这样的内容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中文系的“名人名篇”中，却没听说哪篇收入小学生低年级课本？小学高年级才能作辅助教材内容去看。因为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看了我的文章也会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听不出好坏，更不用说理解什么含意了。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发表后，“左派”骂我“有损主席伟大形象”；右派骂我“为共产党贴金”，“给毛泽东小骂大帮忙”；敌人说我“该杀”。我能自慰的是3个月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都说写得好，都说掉泪了。
骂我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卫士长与作家权延赤的法律纠纷”。我最感党可笑得能让人喷饭的也是这件事。那些匆忙钻营作文者，那些一惊一乍的可怜的编辑和报刊，吵吵至今也没见到这场官司。我最终会证明报刊上所讲一切都是造谣。
现在，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况下，我又书写了《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25年前，当我握住周恩来的手，回答他的提问，听他长时间的讲话时，我没想到要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时我是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还是个不满20岁的娃娃。
然而，当邓颖超逝世前同意我写关于周恩来的风范一书时，我准备写出的已经不止是这30多万字。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使用了毛泽东几名卫士长中一位卫士长的真名。尽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尽管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卫士长是加引号的，不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但实际上社会仍然顽固地认为“卫士长”就是那个人。给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许多麻烦。比如当事者都说那人“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说成他在场……”而他的亲属呢？又可笑地认为我“盗窃”了别人的“思想素材”，误以为我辛勤奔波采访，从天下得来的宝贵素材，都是他们那位因病而语言都有障碍的亲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权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烦“纠缠”。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麻烦，这本书虽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形式来书写，但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和卫士长的这位“何树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体的人。他是作者笔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写的是周恩来，所发都是作者本人议论，与其他任何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观点、认识都无关。
我在采访中，碰过不少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许多观点不能为被采访者所接受。我曾经写过的有关领袖的作品，他们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与“真实”有“距离”；或认为“有损伟大领袖形象”；他们只同意搞文献资料，不同意我的纪实文学。这些人我从不勉强去采访，因为我更不承认他们的真实。他们那是掩饰的“真实”，不自觉地经过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实”。
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比如：
何谦，走过草地的红小鬼，1940年到总理身边，从延安跟随到重庆，跟随到北京，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也曾代理过卫士长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参加或接触了总理这期间所历经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
张树迎，跟随总理几十年，历任总理卫士、副卫士长，在成元功调离后，又担负卫士长工作，直至总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护送总理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总领队是他；总理卧床后日夜陪护的有他；总理停止心跳前后他握着总理的手；总理逝世后，负责撤骨灰的还是他。他提供了总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独撑危局及发现癌症到逝世的最详细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却又一而再，再而三严厉要求我在书中，只字不许提他。“你写总理，不是写我们，这一条你必须明确”。这是他为我点明的写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会，都曾是总理的军事秘书；以军人特有的敏锐，用大量事实为我勾画出了周恩来的形象特征、与精神风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气质。
我还采访了外事秘书陈浩、医护人员郑淑云、服务人员李维信等等三个系统的可以从不同侧面观察、叙述周恩来的许多同志，他们的讲述使我得以充实、完整我所要写的周恩来。
为了事实的全面、准确和完整，我还参阅了《周思来风范词典》、《周恩来传》、《周恩来传略》、《怀念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以及《啄木鸟》、《炎黄春秋》、《中华儿女》等刊物中的有关文章，从中作出比较判断，尽量争取接近真实，但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