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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没有望见总理的飞机。舱里不知谁喃喃，美国和南越的飞机常窜过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忙又朝窗外望，这次可就怕发现飞机了，要是南越飞来几架战斗机，那可成大事呢。我还记得1956年11月那次，周恩来与贺龙从河内飞金边，航线恰好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间穿过，那里仗打得正凶，周恩来却说：“不管危险多大，一定要飞过去，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不能第一次打交道就失信，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那次周恩来亲自参加飞越的研究会，设想各种应付方案。飞越险区时，无线电里一直响着美军基地的陆空对话声，周恩来和贺龙却一路谈笑风生，使我多次想起草船借箭里的诸葛亮，想起当年跟随周恩来参观武侯祠……
那次低空飞行，平安过了战火激烈的险区。我还跟总理穿越过美国和蒋介石封锁的台湾海峡，虽然都过来了，却每次都压力大得减寿。以一国总理之尊，屡次冒这样大的风险，值得吗？
谢天谢地，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不等出舱便看到了西哈努克驾驶的那架飞机，长长舒口气：这个年轻国王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下飞机时，突然听到叭叭一串清脆声响，实在是跟随总理多年，年年都遇有险情，稍有情况便联系起一堆经验之想。我马上想到了劳山遇险那一次，曾错把枪声当成鞭子声……
土匪！这是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的紧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紧冲两步，发现周恩来一脸平静轻松的微笑，完全是游览名胜的悠闲自在的神情。有人在喊：
“中国的总理来了！”
“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视察！”
我稍松一口气，到底没弄清那声响是枪声还是鞭炮还是甩鞭子声？总之岛上的人一听说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到了，都表现出热烈、激动和友好。我能鲜明地感到中国的国威，感到周恩来的赫赫英名就是在这荒僻小岛也尽人皆知，并且民皆仰之。特别是华侨，那激昂热烈的情绪使我坚信，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代表祖国出访的周恩来总理。
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话了。”
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更要这样想，这样做。”
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
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
“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思来也并没把这次冒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
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
1931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共党史之最。
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
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
1928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3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3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
周恩来与酒
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1940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
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