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更为尴尬的是——说出来许多学术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能力鉴别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中国人似乎失去了判断什么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能力。许多科研机构就干脆以数字作为评价标准，比如，规定评教授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论文，如果你去问一个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为什么不把质量作为评价标准，他们很可能会反问你“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判断质量？”与这种做法一脉相承的是——这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两年中国要搞“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将几所大学合并成一所更大的大学。
如果你把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论文悄悄地翻译成中文，然后拿到中国来评奖。我可以保证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得奖，也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由于对“经济理性”这一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之前听说过卡尼曼这个名字的恐怕只能以个位数计。可是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一个1979年就已经发表的、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二十多年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相反，有人去警告中国经济学界不要“跟风”。一位网友评价这个“跟风”警告时说，“跟风是在搞清楚风向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连风向都搞不清楚之前，请不要奢谈什么跟风”。
看来我们是真的失去了“理性”。
一支由业余选手组成的科研队伍
近几年，对于“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过多种反思。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反思中鲜有提到科研人员自身的，好像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今天，我就来摸一下这只老虎的屁股。
如果说中国的体育是拿职业选手和人家的业余选手竞争；那么，中国的科研则是拿业余选手和人家的职业选手竞争。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科研人员，脑子里两件最重要的事是：升官和发财。升官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再伟大的天才，在中国只要一当上官，就基本可以宣告他的学术生命的结束。我就不展开了。发财我手边刚好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大学教授朋友，真正的聪明绝顶，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人。可惜他把全部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放在股票上，从真正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硬是炒到腰缠万贯的大款。
我到国外访问，发现国外同行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学术。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访和两位同行在一家餐厅热烈讨论到深夜一点的情景。我们自己开学术会议，吃饭时讨论最多的是工资多少，课题里能赚多少钱。如果有一个人一直都是谈论学术学术，他给别人的印象借用上海话就是“没花头”。中国人是比别人聪明，可是如果你心思都不在科研上，凭什么赢人家。
唉，人心散了，队伍难带了。
缺乏原创性是中国科研的根本问题。科研人员也有一定的责任。以社会科学为例，国际级期刊发表论文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所谓原创性，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人做过。中国的期刊则根本没有这个要求。毋庸置言，写原创性的文章难。既然在中国能发表那种“可以从印刷厂直接进废品回收站”的文章，还照样升硕导、博导，甚至做“家”，人的本性又都是避难趋易，谁还愿意去写有原创性的难文章？！
问题是，中国的科研人员就为什么不能树点雄心立点壮志？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跟自己说我非原创性的文章不写？为什么总是沉醉于介绍别人的思想而不是创造自己的思想？为什么总是沉醉于用别人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总结自己的模型？为什么总是沉醉于用中国的被试来检验别人的理论而不是提出自己的理论？
为什么？
有人说，那是由于语言的障碍、那是由于我们起步晚底子差。真的是这样吗？我专门做过一个特殊的“实验”。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所以，我让十个硕士研究生去找一篇发表在世界顶级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文章中的问题，这十个硕士生之前不但没有学过社会心理学，连心理学也没有学过。一周以后，两个学生找到了它的致命问题。你再到中国的心理学论文上找找看，有多少篇论文上有外国人的问题。
非不能，乃不为也。
要想出原创性的成果，首先必须了解国际研究的最新动态，要知道哪些东西人家已经做过。可是，你去问问在外文期刊阅览室里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导”、多少“家”去过那里？又有多少“人”去过那里？最让人泄气的也许是，我们许多科研人员一生中连创造的冲动都未曾产生过。更有甚者，在洋人面前、在英语面前吓得站都站不起来的还大有人在。
我记得，中国男子足球队也曾经被人评价为“一支最没有进取心的队伍”。
中国人如何在二十年内获奖？——一个绝密方案
一段时间内，有人预测，中国在二十年内有人会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通常有20到30年的滞后期，如果二十年内有人能获奖，那表明已经有中国人（不是海外华人）做出了可以获奖的成果。可能吗？
不过，我这里倒有一个秘方。
今天的中国有一个真正的世界第一，人口第一。你可别小看这个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人的生命力是世界上最旺盛的。尽管人还是这批被蹂躏过的人、枪还是这杆被折磨过的枪，只要有人一声令下，我敢保证二十年后必大面积收获诺贝尔奖。你信吗？
伟大领袖、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一生说过无数的“最高指示”，我个人认为最值得回味的是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众所周知，中国落后只是近百年的事情。全盛时期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50％。50％什么概念？今天的美国多牛，也只占35％左右。您可能认为说这话有点“我祖上也阔过”的味道。那我们就只说建国之后。中国人搞政治，全国上下大串联。试问，这样的规模和气势这世界上谁能比？中国人搞体育，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短短二十年跃居世界第二。试问，这样的进步和速度谁能比？中国人搞经济，长时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试问，这样的腾飞和奇迹谁能比？因此，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聪明的中国人民干不成的事情，只有中国人民不想干的事。
如果你来我们院里听年终总结报告，你就会立即明白中国的学术界和体育界之间的差异。中国的学术界定目标时总是模糊的：什么挑战和机会并存，明年工作要更上一层楼；中国的体育界定目标时总是清晰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不进入前八名就不刮胡”、“坐三望二争第一”。完不成目标，运动员不是退役就是改行，教练不是辞职就是滚蛋。
日本人就和我们刚好相反，体育方面的目标是模糊的，学术方面的目标是清晰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奥运金牌与我们比一年比一年少；诺贝尔奖得主却一年比一年多。
因此，很简单，要让中国人在二十年内获诺贝尔奖，甚至是大面积获奖，只要中国学术界向中国奥运代表团学习两点就可以了：第一，参加人家的奥运会，就要以人家的标准为标准。比如，110米跨栏，谁最先到达终点谁得冠军，而不是谁吃得最多谁得冠军。同样，你全部的科学体系都是西方人的，同时，你又想得欧洲瑞典国的诺贝尔奖，你就得按照西方的评价体系和游戏规则办事。第二，要向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学习“精确”制定目标，完不成的就下岗。这样做，表明中国人真的开始想得诺贝尔奖了。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干成任何事，最多只要二十年。
历史终将再次证明，没有聪明的中国人民干不成的事情，只有中国人民不想干的事。请大家记住我这句话。
最后，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和误读，我要特别声明名一点，我这篇文章的所有观点都是针对诺贝尔奖的。比如，科大少年班可以宣称，他们培养出了全世界最好的和尚，这当然也是一种贡献，但是和诺贝尔奖无关。又比如，以数量代替质量的评价体系，它大大促进了我国出版业和废品回收业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贡献，但是也与诺贝尔奖无关。
我们中国的教育培养的是拿中小学各科奥林匹克金奖，而不是诺贝尔奖，地球人都知道！
读者评论
从哪些方面证明中国人是最聪明的民族？一个只能发明茶杯的民族如何能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民族？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改革都几十年了，竟然没有为我们国家培养出一名优秀的学生！一名啊！都没有！这主要是中国人太急功近利了，也就是太现实了，领导如此、干部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太看重眼前利益，如果拿20年来搞教育改革，社会制度不允许，因为人治的国家，心理承受能力太差，要想教育改革，必须实现法制社会，任何错误都在明处，中国才有出路！！每个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能从别人的话中得到知识，而是一味地挑错误！
我觉得教育确实是中国最大的败笔，依然教条僵化。培养出来的总是新八股；还有家庭教育也如张老师说的还有封建的思想，父母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高高在上的地位要求孩子听话顺教，并把此作为孩子好与坏的分界线，我就深受其害，母亲以前见了朋友乡亲就说我乖，以前我不觉得后来我要求她不要再那样说了。因为我觉得简直是一种嘲讽。想起我考高中时母亲对我们班老师说我孩子乖得很，老师便说“我们要的是人才，不是乖孩子”。虽然没留情面但是却说得一点不错。
何时教育改革真正的成功了，我想十个诺贝尔奖都将不在话下。
中国离发达国家到底有多近、有多远？（1）
两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过人均指标依然排在世界水平的很后面，还有很多人没有摆脱贫困，可是，“盛世”的呼声早已此起彼伏。2002年，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尽管前面加了一个“初等”的帽子，但毕竟是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普通市民层面，许多人到欧洲旅游之后，看了欧洲人的矮房子、小商店、差旅馆、旧地铁、窄街道、老电脑、土手机，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听人提议，下一步爱国主义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将欧洲的二流国家变成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真的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吗？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六个指标，主要目的不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是引起大家的思考。
指标一：住一楼也不装防盗窗
我至今还记得我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因为一整晚我都没有睡着。
我之所以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睡，是因为我惊讶地发现，我住的那栋房子，大门中间是一块玻璃，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玻璃打碎，伸手进来把门打开。另外，一楼的窗户上也没有安装防盗窗，而窗外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
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之前我看过许多美国电影，凶手总是轻松地把门上的玻璃砸开进来。印象最深的一次，在一家电影院，银幕上上演类似的情节，最紧张的时刻，我身后的一位女观众忍不住大声叫道：“美国人家怎么都是装的这种没用的门？！”
后来遇到的几件事情使我意识到，他们民众的这种安全感来源于健全的保护体系。真的就像电影里，最后总是警察及时赶到。
一次，我到法国的一个海岛玩，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大的撞击声。过了不到三分钟就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后来我们来到了出事地点，证实了刚才确实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从事故发生到救护车到达只有短短三分钟，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小岛上。
我住过的那个英国小镇，街上绝大部分商店没有那种用金属做的卷帘门。深夜，有些商店里还开着灯，里面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我每次路过总忍不住想，难道没有小偷想光顾？
当然，这些商店并不是诸葛孔明的空城。有一天我在住处写东西，突然有人敲门，我下楼一看，来了一位警察。他解释说，旁边的一家商店的报警器响了，他来问我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我回答说，我不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连报警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警察让我签了字就走了。
可是，光有健全的硬件还远远不够，中国有许多高档小区、高档宾馆硬件一点也不差，却阻挡不了血案的发生。最有名的一起命案发生在一家高档宾馆，事后的监控录像显示，凶手作案前紧张地在走廊、电梯里徘徊了几十分钟。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刚到营地就遇到了大雪。根据经验这样的大雪天滑雪容易引起雪崩，所以他们全窝在屋子里不出去。第二天，仍是大雪。第三天雪终于停了，就在他们整装待发时，迎来了一架直升机。里面走来一个警察和几个医护人员。来客解释说，他们发现，已经整整两天屋子没有动静，以为出了什么事。
我们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建立起快速的、覆盖全国的，尤其重要的是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没有特权思想的保护系统。
指标二：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走一条“中国白领的路”——前半生用健康换金钱，后半生用金钱换健康。问题是，当你在后半生想用金钱换健康的时候是否能换得着。
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局部地区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说得远了大家也不放在心上，我们就说近的。去年沙尘暴已经到达上海，它当然是先经过我们祖国首都北京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还真佩服国人沉得住气，硬是不当回事。估计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都在打一个如意算盘，先用环境换经济，再用经济换环境。同样的问题是，当你最终准备用经济换环境时，是否还换得着。
中国人对环境的破坏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是直接向环境要经济发展，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第二个途径可以追索到那句名言，“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研究表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消耗得越多，污染得也就越严重。还有一种污染纯粹来自于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低水平决策。我举个小例子：有一天我家门口来了一支建筑队伍，把我们小区门口的道路拓宽，制造了一个多月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地走了。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又来了七八个工人把马路破开，制造了一个多星期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了。可是，又过了一个多星期，又来了五六个工人把马路破开，再制造了一个多星期的噪音、灰尘、泥泞之后，终于再次收拾得干干净净走了。
他们为什么不能只对马路做一次开膛手术，同时把所有的管道铺好？
中国的环境如此糟糕，中国人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可能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我们几乎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教育，至今连个垃圾分类都做不到。这方面日本、欧洲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我记得，我的法国房东家专门准备了一个收集雨水的装置，将雨水积在一个大桶里用来浇花。后来我发现许多欧洲的家庭都有类似的装置。
中国人这样一根筋地发展经济，忽视了人类追求幸福的这一最终目标。国外的研究表明，幸福水平并不能和收入水平同步增长，我自己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一味地向环境索取最终肯定要自尝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