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遍布欧美的群居村一般都有一个活动场所来容纳单身男女较长时间居住，所以称为〃村落〃，小则占据一幢废弃的楼房或者厂房，大则占据一个村镇，原有居民因他们的聚集而纷纷迁出，他们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实行公社式集体管理。生活来源：一是依靠打工，如重体力的或是服务行业的零工以及街头流浪艺术等（他们从来都没有稳定工作，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因而也不能被固定雇用），晚上回到村落住宿；二是依靠政府的失业救济金和福利团体的流浪者食物供给站。群居村基本建构模式就是群婚制，村民在村内自由交合，男女交媾的最基本点是两厢情愿，除此没有限制。类似的群居村在中国目前尚无报道。
下面列表将普通单身者和群居单身者加以区分和比较：
一般单身者：没有稳定工作，失去社会地位。有独立住房或和家人生活，定居。在社会上寻找性伴侣。
群居单身者：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社会地位。暂时或者长期离开家人，抛弃原有生活处所，进入群居村落。主要在群居村以性乱交的方式寻找性伴侣。
以上可以看出群居村实践者是西方主流文化的颠覆者和叛逆者，是单身个体组成单身群落以抵抗传统社会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采取这样反社会的方式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出路，寻找一种他们自己认为符合他们内心愿望和理想的生活方式。西方主流社会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极不赞成，但是也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予以取缔，而是任其自生自灭，也许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进步。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蔓延欧美，引起民众心理上的极大恐惧，这就是欧美〃群居村〃自行瓦解的重要原因。性解放思潮终究抵不过人类对自身生命的爱护，比较生命而言，性的问题就理所当然地往后放了。
英国诗人雪莱是欧洲群婚制的第一个实践者。19世纪初他和第二任妻子玛丽·雪莱以及玛丽的妹妹克莱尔在瑞士组成共同家庭。他以为这是理想的共同生活模式，他以他自己的生活展开了一场与主流社会背道而驰的小团体实践。但是，经过两年不到的共同生活，他自以为相当人性的一男两女的家庭宣告破裂，最先提出脱离这个小团体的当然是最薄弱的那个环节他的妻妹克莱尔。雪莱的传记作家霍姆斯谈到这一段故事时评论道：〃他（雪莱）被四面八方涌来的责任（此时雪莱还要负担因他移情别恋而自杀的第一任妻子所生子女的抚养费）围得水泄不通。他一直努力把自己和他身边的人从道德与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看来，这种努力像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反过头来使他的日常生活陷入复杂的困境。这一事实颇具讽刺意味。〃资料来源：《情爱·结婚·离婚》中《性与群居生活》。现代中国社会也有这样的试验，例如1980年代朦胧诗人顾城，他在激流岛所行的群婚试验也是因为情人英儿的退出而失败，最后，顾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继而自杀。
西方学者评论群婚制实践者的群居生活时很少有完全认可的态度，这种形式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比较，不同的只是性实施的内容和性质的区别，它们同样棘手，并且很多方面更不容易对付。实际上群居村试验者自己在面对情感、性爱、生育、子女抚养，以及父子关系确立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时也是束手无策。
由于法制观念过于淡薄，且又与主流社会隔绝，现代群居村实际上成了罪犯逃逸的藏匿地；因为乱交和吸毒而导致群居村村民性病、艾滋病蔓延；群居精神倡导的颓废主义使得某些群居村落垃圾堆积如山，卫生状况极为恶劣。美国有一个小镇，在警方用强力驱赶了群居村的居民之后，清除出来的生活垃圾达数十吨。和当年的雪莱一样，这一些现代人以为只要打破了传统框架就可以从此自由得无拘无束了，其实问题往往比人们当初臆想的要复杂得多摧毁体系构架是容易的，例如反对传统家庭婚姻，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要想建立一种新的替代性的构架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现代公社制试验
葛红兵 胡榴明
公社制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例如以空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二是社会单元组成结构，以公社制群居生活代替数千年人类社会形成的家庭婚姻结构。公社制的倡导者在打破婚姻家庭方面和上述群居村试验有相同点，但是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群居村关心的仅仅是两性关系的自由，而公社制倡导者更重视的是从经济制度等一系列方面对现存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最早的公社制理想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系统地幻想了一个由哲学王领导的经济公有制、同时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是公有制，没有家庭和婚姻的性自由的社会组织形式。近代以来，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公社制的主要倡导者，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从16世纪到19世纪经历了乌托邦、平均共产主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不同的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中，对未来大同社会制度假设得最细致的是1755年的摩莱尔的《自然法则》和1776年出版的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不过这些著作中涉及有关婚姻的部分采取的是绝对禁欲主义立场，恩格斯称之为〃苦修苦练，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后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提出了更有建设性的理论构想。其中欧文于1824年在美洲购买三万英亩土地试验合作公社，4年后遭到惨重失败。这是公社制的第一次实践，尽管失败高原：《科学社会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但是并没有动摇人们追求大同社会理想的激情以及对公社制的浪漫想像。公社制成为他们反抗专制独裁，反抗资本剥削，反抗社会不平等梦想中一条辉煌的出路。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有人再次开始小型公社制实践，依据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混合了原始社会财产平均分配和性伴侣自由选择的结构原则，在小范围内，组成群居村落，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子女，集体伙食，集体活动，民主集中制的选举和决策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过着一种与周围经济发达的社会相对来说是朴素、简单的公社生活，他们的思想意识是比较激烈的，行为也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
以上谈到的近现代西方单身群落文化发展中的两种组建形式群婚制和公社制在中国从未出现过，而且根据目前中国单身群落发展的形势推断，似乎可以预见它们（上述两种形式）在将来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原因呢？我们想就此比较一下中西单身群落文化发展的差异。
1西方历史上最激烈的单身文化试验出发点是对西方基督教社会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反抗，在中国传统社会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以一夫多妻为天经地义，所以绝对不会出现类似雪莱的离婚事件。欧洲基督教教义反对离婚，18世纪之前，欧洲离婚案非得征得罗马教廷的批准，所以才造成了雪莱式的反叛，导致了那一个小小群居村的实践。
2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禁欲主义是表面上的，私底下一直实行着以男性为主体的纵欲主义，男人可以通过很多为传统社会所允许的形式来获得性满足，所以也就用不着走另外的极端主义的道路。另外，封建禁欲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文化，少有人敢于公开挑战，类似那种向社会宣战的公开性乱交是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中国传统社会对男性的性问题可以容忍，例如纳妾和嫖妓，但是，如果有女性敢于公开地对等地参与，那么她们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男性的不必与女性的不敢，使得〃群居村〃没有组建的契机。
3公社制的创建和实践所需要的政治以及经济的背景条件在中国不具备。
我们认为中国单身文化的发展模式，可能会走一条以〃单身俱乐部〃为主，辅以私密性的单身者小集体的道路，其中单身俱乐部将承担引导中国单身亚文化发展的角色。这也是一个与主流文化不相冲突的亚文化的发展趋势，比较适合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符合目前既开放又封闭的中国国民的心态。中国人在长期的压抑中学会了使用温和的模棱两可的方式说话和发表看法，单身俱乐部就是由婚介所转化而来的单身个体的社交活动组织，一种由传统走向现代但是又极力向社会表达他们和主流合二为一的〃诚恳〃愿望的组织，所以它们能够在我们这个主流社会生存下去。
中国单身群落文化的发展受到西方性解放运动以及单身群落试验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因为中西文化差异，中西单身群体亚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差异的，中国单身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轨道。
有阴影的镜片
葛红兵 胡榴明
我认为人类所具有的伟大性是对命运的爱：一个人无论在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希望改变任何东西。他不单必须忍受必然性，并且，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隐瞒它在面对必然性时，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虚假的他必须去爱它。尼采
对于单身现象，我们到底该如何评判？从道德的、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从中国的、西方的角度，让我们多角度地回顾本书所走过的历程，总结本书所阐明的观点，对单身者及其生活给予中肯的评论。虽然单身者不会因为我们的书而改变他们的选择，虽然读者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书完全改变他们的思想立场，主流社会和单身群体的关系也不会因为一本书而得到根本性的改观，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对于单身者，主流社会的正确评价和引导是极其重要的。
没有主流社会的关心和参与，单身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弱势文化会发展成〃反主流文化〃；主流社会必须承认单身文化的亚文化属性，允许它作为自己的一分子而存在；单身群体亚文化也应当充分地意识到只有和主流文化积极地对话和沟通才能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和支持，进而才能得到健康向上的发展。这种沟通非常必要，而沟通的前提是互相之间的友善而建设性的评价和对话。
单身文化对历史感兴趣，极端的单身群落大多具有回归历史的倾向，例如我们曾经谈到的群居村和公社制单身群落试验。西方单身亚文化思潮有意识地宣传返璞归真，希望把人们带回到原始群居的生活中去。但是，那原始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氏族生活已经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历史的大潮一去不返，尽管有人留恋，有人〃回归〃，有人赞美渴慕，然而它只是给那些幻想者、乌托邦主义者一个起先和蔼而后狰狞的面目。原始时代的单身群居文化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力状况的结果，离开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环境，单纯地赞美和渴慕那个时代的人类群居方式是可笑的，事实上乌托邦主义者的试验已经用他们的失败昭示我们，用幻想代替现实总是要失败的。
极端的单身群落试验的失败经历告诉我们，单身群落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必须和现实的文化土壤紧密结合，如果一味地走一条和主流文化对立的道路，甚至走上反文化的死胡同，那么最终必然为主流文化所吞没。这种反文化的做法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都是没有出路的。
当代的单身者、单身群落、单身生活、单身文化的由来，其实是人类文明史演变的产物。宗教的兴盛造就大批单身者僧侣单身群落。在此意义上，单身意味着独身，独身也就是禁欲的意思。人类蒙昧时期也就是原始时期，人类按照本能解决生存和繁殖，〃禁欲〃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提出。所以，当代单身群落的起源，从历史上看，是从拒绝婚姻家庭，也拒绝性的独身主义者、禁欲主义者、宗教修行者的生活选择开始的。当然当代单身者在生活选择上可能仅仅是在非婚这点上和他们的起源者、创始者接近，而在生活态度上则风马牛不相及。比起那些身陷婚姻家庭中的人，现代单身者可能更加充分地享受性爱的自由，更加充分地享受世俗物质生活的欢娱，更加彻底地摆脱家庭以及社会责任和义务。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身群落是僧侣修行集团。传统社会，僧侣集团负责监护人类道德、精神、信仰，他们代表神，是很有社会地位，很受尊敬的。宗教的共同特点是禁欲，为了使僧侣全心全意地服从和献身于神的事业，做神的使徒，一般宗教组织都禁止僧侣结婚，西方传统社会主流文化对宗教禁欲者、僧侣集团是敬仰的，认为禁欲的僧侣把自己交给了上帝，这一点上东方也是如此。我们采访过佛教信徒，他们对寺庙中真正能坚持独身禁欲的德高望重的僧侣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因此，主流社会对单身者，从上述情形来说，并没有先天的恶感，甚至因为宗教修行单身僧侣集团的缘故，他们还保持了对单身者人格的景仰。
这种景仰，现代以来依然保持，但是，单身生活对于现代世俗民众，其吸引力的源泉已经不是单身者和上帝或佛祖更接近，而是因为单身者和世俗更接近，现代大众对单身者的羡慕来自于对单身者更能自由地享受物质和肉体快乐的想像。
历史地看，传统社会对单身者的评价，其基本的参照系是主流社会的利益；景仰僧侣单身是因为单身的僧侣可以尽心尽力地献身于神的事业，从而福佑主流社会；歧视民间单身者，将他们看成是因某种欠缺，如身体残疾、物质上的贫穷拘谨、精神的变态、婚姻家庭生活的失败等原因而进入单身行列的单身者加以蔑视，是因为他们将这些单身者看成是主流社会的垃圾，他们对主流社会毫无益处，相反是主流社会的蛀虫；逼迫单身者结婚和逼迫单身者守节，看起来行为乖张矛盾，但如果从主流社会将从此一选择中获利的角度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主流社会对此从来都是不矛盾的。
因而如何评价单身者及其群体，不能光从主流社会传统出发，那样得出的结论是很片面的。
按照主流社会的传统观念，如果有人（指除僧侣和赤贫流浪者外的有社会身份的人）试图拒绝婚姻，仅仅是凭自己的意愿而作出单身的决定，那么他于他生活的那个家族以及那一个环境就等于犯了罪，社会的家族的压力就会压得他无法抬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或者是她只能离开原来的生活处所，去一个异地默默地生存下去。例如英国作家依夫林·瓦欧的小说《兴仁岭重临记》中，反叛世俗传统的贵族子弟罗伯特，离开本该由他承袭的贵族庄园去了非洲；中国作家茅盾的小说《蚀》中，拒绝婚姻反抗封建传统的女子梅行素，离开故乡四川去了上海。现实中的例子：法国颓废派诗人兰波因为思想叛逆和行为怪诞与世俗不合，只能离开祖国去北非生活直至去世；中国宋代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一生与世隔绝，〃居西湖，二十余年，足未曾一次踏城市〃。
可见在传统社会中，单身者和周围环境是隔膜的，主流社会并没有试图从这些人的个人立场出发来评判这些人的选择，对他们进行公允的评判，这样自然就逼迫着单身者拒绝和主流社会沟通，而主流社会则视他们若污泥浊水一般予以拒斥。
在那样的社会环境里，单身者和主流社会之间是有鸿沟的，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果施以形容词就是〃歧视〃和〃冷漠〃，如果施以名词就是〃另类〃和〃主流〃，如果施以动词则是〃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