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民币）。叶文振：《孩子需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实际上作者的这个数字实在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这个数字要翻一番；如果将孩子上高中、大学、结婚的费用包括在其中，我们估计父母将孩子送上社会所需付出的费用底线可能在30万左右。
可以这样说，抚养一个孩子成人，按照中国普通市民低工资、低收入的经济状况，需要承受的经济负担相当沉重；而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在对此一问题毫无思考的情形下就结婚生子的，他们习惯于用本能和惯例来处理自己的生活。
但是绝大多数单身者是对此有认真的思考的，他们选择单身和他们在此一问题上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常常是认真地衡量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认真地考虑了自己是否能为未来的子女提供较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进而作出了不结婚或者不生育的决定的。
单身者选择非婚不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并非是不负责任，而是感到责任重大而无力负担。比较于那些弱智的、有遗传病的、失业的人的生育，比较于那些生了孩子却让孩子失学失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甚至在逃荒要饭中生育进而也让孩子逃荒要饭的人，他们（单身者）是用取消责任的方式，对责任作出了负责的回答；而那另外的一些人常常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负责。两者相较，单身者的选择也许属于一种更为负责的行为。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世界人口增长的数据表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过去的50年里已经急剧恶化，大自然已经不堪人口的重负而报复人类。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人类所需要的已经不是人口的低质量的数量增长，而是需要人口素质的高质量地增长。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口资源的强与弱已经不再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一个质量概念，衡量指标不再是人口的绝对数，而是人口的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创新能力。中国人口面临巨大压力，中国需要的不是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提高，只有高质量地生育，即优生优育，才是国家提倡的。就此，单身者在感到自己不能保证子女的高智商和高教育水平的情况下自觉不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民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的提高，以及充足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活动激起了人们对自身生命和生活质量的重视。在人们有可能通过劳动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系统来保证自己年老时依然能够得到足够的照顾的时候，人们从养儿防老这种自私性目的出发而生儿育女的行为就大可减少。这个时候人们可能更为客观地来看待自己是否需要生育的问题，更多地从自己能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和教育条件的出发点来考虑生育。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生养过多的子女而造成的巨额经济负担，或者为了单方面巩固自己的物欲生活了。也正是因此，西方政府近年来出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例如给未成年儿童提供政府津贴，给多育的母亲以津贴等，这些政策从经济上减轻了父母抚养子女的负担例如法国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制定政策，鼓励国民为国家利益生育子女，但是这些政策并未得到民众的有效响应，原因是民众对生育的根本观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目前，影响西方民众生育观念的家庭生活形式有：晚婚、不育（丁克家庭）、同居（非婚同居而拒绝生育）、单亲家庭（因为一个人的经济承载能力有限而不再生育子女）、单身家庭（单独居住，拒绝家庭拒绝生育）等。其中单身、单亲家庭方式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单身生活方式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是有益的。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事实便是如此。
2追求享乐有什么不好？
单身者追求个人生活质量的高档次、个人生活的高品位也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左自由、享乐、快乐是单身者生活的中心，这也是对人类传统思想意识的挑战。主流文化一贯倡导节俭、自律、奉献。在欧洲，节俭自律的生活方式由基督教文明倡导并监督执行，提倡苦行、忍受、简廉，反对古罗马屋大维时期的纵情享乐，将罗马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古城在火山爆发时的覆灭罗马古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陷落，于1738年和1748年被部分发掘。见石工编著：《火山与地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说成上帝惩罚人类纵欲淫乐而降临的灾难。中国从来都以节俭为本民族最优良的传统，儒家以俭以养德来教导民众，〃存天理灭人欲〃，形成忠君禁欲的传统思想文化体系。
禁欲主义对于统治者有利，它使民众安贫乐道，甘于忍受艰苦生活的折磨而不致产生叛逆情绪，是以能成为封建文化主流。当主流文化强行普及于民众的时候，破坏主流文化准则的其实恰恰是统治者自己，当大众遵守禁欲主义教条的时候，穷奢极欲的正是统治者本身，所以禁欲主义文化总是存在虚伪性，一些人禁欲是为了另外一些人纵欲，禁欲总是被某些人利用来作为自己纵欲的工具。人类历史的真实是民众陷落在禁欲主义中数千年不能自拔，而统治者却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纵情淫侈而没有人能够过问。
人类社会初期，人们过一种节俭的生活是因为环境和生产力水平使然，而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味强调节俭，就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市场平衡被破坏，经济上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购买力下降，产品积压过剩，大量工厂倒闭，严重的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在物质条件不许可的时候，人类以节俭求生存；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人类应该充分地享受个人努力工作带来的成果，充分地享受个人消费的权利。二战后的欧美和日本，经济发展迅速，物质供应充裕，为了扩大社会需求，政府出台鼓励消费、促进公民享受生活的各项政策。此前，高消费只限于少数特权阶层，而战后的高消费潮流则是全民众的普及运动，享受生活的不再只是个别的权贵者的特权，普通民众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只是各自方式不同，于是餐饮业、旅游业、娱乐业在欧美及日本高速度地兴起，激起了人们藏匿多年的对于生活的欲望。
欲望并不可怕，它是人们改造世界、征服自然的激情的源头，为了欲望的满足，人们可以发挥非凡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现代社会就是建立在不断地满足人类的欲望的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在什么意义上才能说是在前进？一方面说我们在进步，是世界最先进的；另一方面又让民众生活在贫困和屈辱中，这能叫先进吗？能叫进步吗？只有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多地满足人们的欲望，让人们生活得越快越好的时候，才能说人类在进步。
单身者放弃婚姻束缚和家庭重负，因此而获得较优裕的生活条件。这样的思想潮流和生活方式完全可以为现代人所接受，人们就此送给这样的单身者一个称呼单身贵族。我们不能否认人们对这样因单身而〃贵族〃者的生活是羡慕的，事实上这样的〃贵族〃
比起封建社会的血缘贵族以及专制社会的政治贵族要来得光荣得多也道德得多。
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没有拖累搅扰的休闲状态，一切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热爱的工作、事业，一切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自己，他们的财富就是他们的无拖累，他们的高雅就在于他们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生活〃。
有的人总是觉得没有子女的单身者，他们对人类缺乏责任感，因而常常都是个人享乐主义者。因为将财富传承给子嗣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中国人宁愿吃苦节俭也要在财产传承上满足子女或者自己的虚荣心。这种传统实际上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以消费为前提，中国民众崇尚节俭，重敛财而轻消费，就有可能出现消费水平低，消费动机不足，产品供过于求，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的局面。所以，单身者消费观念从这个角度说似乎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也更为现代。
但是，这不是说单身者的这种消费观念就是个人享乐主义，重视个人生活质量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建立在自己劳动，自己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的基础上，前者通过劳动对社会作出贡献，也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中获得回报，而后者则大多数是好逸恶劳者。
事实上，有大量的单身者，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大量的遗产，他们常常是将这些遗产捐赠给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从而显示出他们巨大的人格魅力。这里我们尤其应该提到诺贝尔奖金的创始人瑞典化学家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一个终身未婚的单身者。
食禁果者道德认同
葛红兵 胡榴明
1中西传统道德观道德
这个词，给人以正义凛然的印象，特别是在中国。许多法律管不了的问题，一旦被媒体推上所谓〃道德法庭〃，意义骤然变得严重许多。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以儒佛道思想体系为基础，中心意义是克己复礼，杀身成仁。君子是中国人最高的人格典范，圣人是知识分子追求的人生境界。西方传统道德观念主要来自于基督教文化传统，禁欲是其传统道德的核心观念。
近代以来，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道德进行理论颠覆。这种情况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中国统治者给予平民知识分子从科举考试而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因而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加入到统治阶级的行列；西方统治者却没有给平民知识分子这样的机会，西方封建统治完全依靠贵族世袭制，平民阶层希望登上上流社会只有两条路：一是献身宗教；二是从军征战。这两条路他们都不愿意走，于是他们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微乎其微。正是因为与统治阶层完全两不相干的身份和立场，所以，西方知识分子掀起的针对上流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革命往往比中国知识分子要激烈得多，也彻底得多。这之中，尼采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位。尼采说：〃基督教道德是一种最有害的虚伪意志，是使人类腐化的巫婆。它不是那种激励着我的意志；它不是长久不断的'善意'、薰陶、庄重，以及精神上勇气上的缺乏：它是人性的欠缺，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即凡是非自然的东西，都被接受而作为道德的最高荣誉，都是悬诸人类之前作为无上命令的法则。〃引自尼采：《瞧！这个人尼采自传》，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基督教道德文化的颠覆，向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反击。此后又有福柯等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开放言谈，质疑传统，给快感、欲望以合法地位，其功绩有目共睹。
与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对立，尼采提倡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这是一种尊重生命欲望和肉体满足的狂欢精神。他〃重新评估一切〃，宣布上帝已死，重新评估苏格拉底之后的欧洲思想，向基督教道德发出挑战。尼采说：〃你们了解我吗？狄奥尼索斯，这基督的死敌。〃引自尼采《为什么我是灾祸》一文，见《瞧！这个人尼采自传》，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五四运动时期，尼采成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主神，鲁迅曾经极力推崇尼采。只是，五四启蒙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夭折了。
2中国文人的道德热
中国文人普遍地具有一种病态的道德主义狂热。他们走路时的样子是佝偻着腰的，仿佛知识的重量已经使他们不胜重负，他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引经据典，仿佛除了引用别人的话，他们自己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们一生的时间都在解释别人的话──在纸面上，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做学问，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看别人是怎么说的，从这本书到那本书，如果把他们的文章中的引文去掉，他们的文章剩下来的就只有引号了。他们的眼睛特别发达，不仅用常人的肉眼，还要加上两只镜片，他们的眼睛似乎生来就是看书的，看书中的圣贤怎么说，然后跟着说，于是他们成了十足的道德主义者，他们得上了一种共同的病叫〃道德主义病〃。
问题的关键是他们不仅把这种做学问的方法用在他们的文章中，还把这种方法用在生活中，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仿佛不是自己的事，而是书中早就规定好了的事，他们的知识害死了他们，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实践圣人在书中已经规定好了的预言，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圣人预言的实现。他们失去了活生生的自己，那个有血有肉的人死去了。他们害怕任何书外的东西，任何圣人没有说过的东西他们都感到害怕，一件小小的新鲜的东西（例如一块新品牌的冰激凌）都会使他们装满文字的脑壳短路，因而他们除了整天躲在家里做所谓的学问之外不敢做任何别的事情，他们不敢外出，街上的摩登女郎使他们眩晕，摩登女郎的超短裙击中了他们道德主义的脑门，使他们发出非道德主义的惊呼。他们对这个活生生的变化着的世界是恐惧的，他们不敢和这个世界接触，于是他们就用一种理由将自己禁锢起来，这个理由我们经常听到学者要坐冷板凳。他们太虚弱了，虚弱到霓虹灯的光线也会使他们生病。所以他们只能坐在家里的冷板凳上。
这就是知识在他们身上的反映。他们用知识代替思考，对于他们来说知识就像我们每天刷牙一样无可怀疑。他们生活在知识中觉得无比地安全，所以他们手不释卷。离开了书他们该干什么呢？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中国文人病得最严重的地方是道德。他们的道德太多，他们试图为社会建立道德秩序，他们乐意充当社会的道德总裁判的角色。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头重脚轻的人，他凭什么在这个世界立足，他如何证明自己为这个世界所必需？他说：我的形是颓的，我的身是弱的，我的体是虚的，但是我的魂是强大的，我的灵是高贵的，我的神是勇敢的；他说：一个人在世界上存在重要的是灵魂的安妥和清洁，身体是可耻的粗陋的卑下的污秽的，只有灵魂是伟大的高尚的纯洁的美满的文人就是这样利用身体和灵魂的二分法证明了自己的高人一等，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解除了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焦虑，把这种焦虑转嫁给了劳动者。
就是这些文人杀死了原始的、安居于这个世界的、灵肉统一不分的、身体本真地处于安妥状态的人，建立了两个妖怪：灵魂的人、肉体的人，并为这两个虚想出来的怪物编织了无数的神话。
文人说：道德即知识。文人自己是靠知识吃饭的人，他就说只有知识才能导致道德，言下之义就是只有文人（有知识的人）才是真正的拥有道德的人。由此我想到一个劳动者一个农民，他会不会像一个文人一样一边在田间劳作，一边说自己的劳动是惟一的道德，他会不会说只有喷洒农药才会导致道德，他会不会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劳动。一个农民，一个淳朴的农民他不会这样，他只是默默地耕耘，他的道德就是他的身体，他的体力，以及他的体力的结果那些鲜绿鲜绿的青菜、萝卜，那些通红通红的番茄、苹果；当他来到菜市场，弓腰坐在他的蔬菜摊前，他无需说话，用不着夸夸其谈，他的蔬菜就是最好的语言，他的道德就在他沉默的弓腰而坐的身体里，在他的新鲜而自信的蔬菜里。他的道德是沉默地身体性地凝结在结果中的，而不是语言的、灵魂的、看不见的、虚幻的和说辞的。文人说：〃爱灵魂不要爱身体，爱上帝不要爱自己〃，〃肉体只是一具臭皮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