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你去叫吧。我决不能自动出去。”
警察果然来了。他拉着我的手，把我推出去。我的行李也被扔出去，我不肯到别的车厢里去，火车也就开走了。我到候车室里坐着，手里带着我的提包，其他的行李放在原处，由铁路当局负责保管。
当时正是冬天，而在南非的高地上，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地势很高，冷得特别厉害。我的外衣放在行李里面，可是我却不敢去拿，免得又受到侮辱，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发抖。房里没有灯光。大概在半夜里有一个乘客进来，似乎想要和我讲话。但是我却没有心情讲话。
我开始想到我的职责。我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呢，或者干脆回印度呢，还是把这个侮辱置诸度外而赶到比勒托里亚去办完这件案子再回印度？没有完成自己的责任就跑回印度去，这是懦弱的表现。我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还是表面的，只不过是种族歧视的一种沉重的病症罢了。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除，哪怕因此要遭受一些痛苦。我所寻求的伸雪不过是要把种族偏见加以消除罢了。
于是我决定搭下一班列车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第二天早晨我打了一个长途电报给铁路局长，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他立刻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是正当的，但通知阿布杜拉赛说他已指示站长使我平安抵达我的目的地。阿布杜拉赛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和别的地方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接我并加以照料。那些商人便到站上来看我，把他们所遇到的苦处告诉我，并且解释说，我所碰到的事情不算不平常，借此来安慰我。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麻烦。那一天就这样听着他们诉苦过去了。后来夜车到了，上面有一个给我定下的床位。这时我便在马利兹堡购买了我在杜尔班不肯购买的卧铺票。
火车把我送到了查理斯城。
第九章 更多的苦头
火车在早上到了查理斯城。那时候，查理斯城和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铁路，只有驿站，中途要在史丹德顿过夜。我本来有一张车票，虽然在马利兹堡耽搁了一天，依然有效；而且阿布杜拉赛还给查理斯城的驿站经纪人打过一个电报。
然而那个经纪人却想借故把我拉下，所以他一发现我是一个生客，便说：“你的票已经被取消了。”我据理批驳。其实他内心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没有座位，而是另有打算。乘客本来都应该坐在车厢里，但是因为我被当作“苦力”，而且样子象个生客，那个被叫做“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认为我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马车两边本来有两个座位，领班的照例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这一次他却坐在里面，把他的位子让给我。我知道这完全是不正当的，而且是一种侮辱，但是我想还是忍受为妙。我不能强迫自己坐到车厢里面去，要是我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不带我走了，把我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心里虽然极为忿怨，却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
大约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的却想坐到我的位子上来吸烟，或者想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对着我说：“沙弥，你坐这里，我要坐在车夫旁边。”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恐惧地而又颤抖地对他说：“这是你叫我坐的地方，虽然我应当坐在里面。那种侮辱我是忍受了。现在你要坐到外边来吸烟，却叫我坐在你的脚下。这一点我办不到，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
我还在吞吞吐吐地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我几个耳光。他抓住我的胳臂，想要把我拉下车。我拉住车厢的铜拦杆，即使我的腕骨断了，也决不松手。这情景乘客们全看见了——那个家伙一面骂我，一面拖住我打我，而我还是不动声色。他是强者，而我是弱者。有几个乘客怜悯起来，嚷道：“汉子，由他吧。别打他了。不能怪他，他说得对。如果不让他坐在那里，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不怕，”那个家伙叫道，可是他似乎有点泄气了，不再打我了。他放了我的胳臂，还骂了我一顿，便叫坐在车厢另一边的那个赫顿托特仆人过来坐在踏脚板上，自己坐到那个空位子上去。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我的心在心窝里急速地跳着，不晓得我还能不能活着到达目的地。那个家伙不时以怒目相视，用手指着我厉声说：“你当心吧，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求上帝保护。
天黑以后，我们赶到了史丹德顿。我看见了几个印度人的面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我一下车，这些朋友便对我说：“我们是到这里来接你到伊沙赛的店里去的。我们接到了达达·阿布杜拉的一封电报。”我自然很高兴，便和他们一起到赛伊沙·哈齐·苏玛尔的店铺里去。他和他的店员们围坐在我身边。我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诉说了他们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安慰我。
我想把这件事的经过通知驿车公司的代理人。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叙述了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并请他注意他的手下对我的恐吓。我还要求他保证第二天早上赶下一程的时候，让我和其他的旅客一齐坐在车里。代理人的回信是这样说的：“从史丹德顿起，我们有一辆大一点的车子，由另外几个人负责。你所申诉的那个人明天不在那里，你可以和其他客人坐在一起。”这使我稍微放心。我自然无意要控告那个欺负我的人，所以这件事就此告一段落。
那天早晨，伊沙赛派人送我上车。我得了一个好座位，当晚安抵约翰内斯堡。
史丹德顿是一个小村庄，约翰内斯堡却是一个大城市。阿布杜拉赛本来已经打了电报到约翰内斯堡，还给我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的地址。他派了人到站上来接我，可是我既没有看见他，他也不认识我。于是我决定去住旅馆。我知道几个旅馆的名称。我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我到国民大旅馆。我见到了旅馆经理，请他给我一个房间。他看了我一下，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还对我说了一声再见。于是我叫车夫送我到穆罕默德·卡山·康鲁丁的商店里去。我发现阿布杜尔·甘尼赛正在那里等我，他热诚地向我问好。他对我在旅馆里的经历，不禁大笑起来。他说：“你想住旅馆，这不是梦想吗？”
“为什么？”我问道。
“你在这里住几天就知道，”他说道。“只有·我·们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因为，为了赚钱，忍受一些侮辱也无所谓。就是这么回事。”跟着他便把印度人在南非所吃到的苦头讲给我听。
关于阿布杜尔·甘尼赛的情形，以后我们还要谈到。
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宜象你这样的人居住的。现在瞧吧，明天你上比勒托里亚去，就·只·好坐三等火车。德兰士瓦的情形比纳塔耳更糟，头二等车票从不卖给印度人的。”
“你们在这方面大概没有进行过持久的努力？”
“我们提过意见，不过我得承认我们自己的人照例也不愿意坐头二等车。”
我请人去弄一份铁路规章来看，发现里面是有漏洞的。德兰士瓦的旧法令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准确，铁路规章尤其如此。
我对甘尼赛说道：“我想坐头等车去，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托里亚去，总共也不过三十七英里吧。”
阿布杜尔·甘尼赛提醒我注意，这样做既花时间又花钱，但是同意我坐头等车的意见，于是我们就给车站站长送了一张条子。我在条子上说我是一个律师，出门总是坐头等车船。我在信上还说我需要尽早赶到比勒托里亚，因为来不及等他的回信，我愿意到站上和他面洽，并且希望能买到一张头等车票。我想当面得到他的答复，自然是另有意图的。我想，如果站长来一个书面答复，他一定说个“不”字，尤其是因为他对于“苦力”律师会有自己的见解。因此我打算穿最讲究的英国服装去见他，和他谈谈，可能的话还要说服他卖给我一张头等车票。于是我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到车站上去，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要买一张头等车票。
“那张条子是你写的吗？”他问道。
“就是。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托里亚去。”
他笑着，和蔼地对我说：“我不是德兰士瓦人，我是一个荷兰人。我懂得你的感情，我是同情你的。我的确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车守叫你转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这就是说，你不要控告铁路公司。我祝你一路平安，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
说了这些话，他便卖了一张车票给我。我向他道谢，给了他必要的保证。
阿布杜尔·甘尼赛到车站来送行。这件事使他又惊又喜，但警告我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托里亚，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恐怕车守不会放过你，即使他同意你坐在头等车房，别的乘客也不会答应的。”
我坐上了头等车厢，火车开动了，到了日耳米斯顿，车守上来查票。他看见我也坐在那里，很生气，用手指头作手势叫我到三等车厢里去。我拿头等车票给他看。他说：“这不算数，到三等车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过来对我说：“你就在你原来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坐着吧！”
车守喃喃地说：“只要你愿意和一个苦力一道赶路，那又干我什么事？”说完走开了。
当晚八点钟左右列车到达了比勒托里亚。
第十章 比勒托里亚第一日
我原以为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会派人到车站来接我，因为我已经特地答应过不住印度人的家里，我知道不会有印度人来接我。不料那位律师并没有派人来。后来我才了解，因为我是星期天到的，他要派人来一定很不方便。我觉得为难起来，不晓得去哪里才好，因为我恐怕没有一家旅馆肯收留我。
1893年的比勒托里亚车站和1914年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那时的灯光黯淡，旅客稀落。我等所有的旅客都走了，心想等收票员稍微空闲一些，我便可以把票递给他，请他指点我到一个小旅馆或其他我可以投宿的地方；不然，我就只有在站上过夜。我应当承认，我连这一点也不敢要求他，因为我恐怕受到侮辱。
站上所有的旅客都走光了，我把车票交给收票员，便开始问起来。他客客气气地回答我，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帮不了多大的忙。然而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黑人却和我攀谈起来了。
“这么说来，”他说道：“你是一个没有任何朋友的真正的生客了。如果你愿意跟我来，我可从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
我对这个建议有些怀疑，不过我还是向他致谢，并且接受了他的意见。他把我带到约翰斯顿家庭旅馆去。他把约翰斯顿拉到一旁说了几句，后者便同意让我住一夜，但是有一个条件：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开饭。
“我向你保证，”他说道：“我没有种族成见。但是我只有欧洲顾客，所以如果我让你到饭厅里去吃板，我的客人也许会不高兴，甚至于走开。”
“谢谢你，”我说道：“哪怕只能在这里住一宿。我现在多少知道了这里的情况，我也了解你的困难。叫我在房间里开饭不要紧。我希望明天可以另作安排。”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等饭吃，陷入沉思之中。旅馆里并没有多少客人，我以为招待员很快就会把饭送来，没有想到约翰斯顿自己进来了。他说：“我叫你在这里吃饭，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所以我对其他的客人谈到你，问问他们请你到饭厅里吃饭要紧不要紧。他们说他们没有意见，并且说你愿意在这里住多久，他们都不介意。所以我来请你到饭厅里去吃饭，并且，如果你不嫌弃，愿意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
我再一次向他道谢，到饭厅里吃了一顿痛快饭。
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访那位律师阿·伍·贝克先生。阿布杜拉赛曾把他的为人大致和我谈了一下，所以他的热诚接待，并不使我惊奇。他非常热情地接见了我，很关怀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情况都向他说明了。接着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律师的工作可以委托你做，因为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顾问。这件案子拖了很久，也很复杂，所以我想请你帮忙的，只不过是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而且你自然可以使我和当事人的来往更便利一些，因为今后我所需要的一切情况都可以通过你获得。这当然是有好处的。我还没有给你找到住处，我想最好等见到你以后再说。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见，所以为你这样的人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贫苦的女人，她是一个面包师的妻子。我想她会收留你，这样她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走吧，我们到她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把我带到她的家里，他私下和她商量了一下，她果然同意收留我，食宿在内，一周三十五先令。
贝克先生虽然是个律师，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普通的传教者。他现在还健在，而且已经放弃了律师的职业，专门从事教会工作。他是一个有财富的人。他现在还和我通信，信里总是谈论同样的话题。他从多种不同的观点来论证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并相信如果不认耶稣为上帝的独生子和人类的救主，便不可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贝克先生便探听我对宗教的见解。我对他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印度教徒，可是对印度教我所知道的却很有限，其他的宗教我知道得更少。说实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什么把握，也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和应当相信什么。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自己的宗教，如果可能，也想研究研究其他的宗教。”
贝克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说，很高兴地说：“我是南非宣教总会的董事之一。我自己出钱盖了一座教堂，按时到那里讲道。我没有种族成见。我有几个同事，我们每天下午一点钟都在一起聚会几分钟，祈求和平和光明。如果你愿意去参加我们的祷告，我会很高兴的。我可以介绍你认识我的同事，他们一定喜欢见到你，而且我敢说你也会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此外，我还可以给你几本宗教书籍看看，自然咯，圣经算是万书之书，这是我要特别向你推荐的。”
我向贝克先生道谢，答应尽可能按时去参加下午一点钟的祷告会。
“那么我明天一点钟在这里等你，我们一块见去祷告。”贝克先生加了这一句，我们就告别了。
我当时没有时间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我到约翰斯顿先生那里，付了房钱，便搬到新寓所去，在那里吃午饭。女房东是一个善良的妇人。她给我做了一顿素食。不久我便和这一家人熟起来了。
跟着我便去见达达·阿布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