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经验证明这个选择是很恰当的。阿丹吉·米耶汗以自己的坚忍、宽宏大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使大家都满意，而且向大家证明了：秘书工作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具有律师学位或受过高等英国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中，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彭戈拉”轮船回国。
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我和他们有过密切的往来。我和其中的一个人，天天要下棋一小时。船上的医生给我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我便开始学习起来。我住在纳塔耳的经验告诉我：我应当具有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的往来。
由于那位和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好乌尔都文的老师，我们学起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官员的记性比我还好，他念过的字从来不会忘记；我却常常觉得辨别乌尔都文字很难。我带着更大的耐性学习，但是总赶不上那个官员。
至于泰米尔文，我却学得颇有起色。当时找不到什么人帮助，幸而《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是一本好书，我并不感觉需要多大的外力的帮助。
到了印度以后，我还希望继续这种学书，可是已经不行了。1893年以后，我所读过的书，大部分是在监狱里进行的。我在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中，确实有些进步，但都是在狱中下的功夫——在南非的许多监狱中学泰米尔文，在耶罗佛达狱中学乌尔都文。不过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我以自修所学得的那一点儿知识，因为缺少应用，现在全都忘光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觉不懂得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极为不便。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①对我所表示的情谊，在我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我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要想起他在南非的许多同胞的信仰、坚忍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妇女不认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少。在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种斗争是由不认字的战士进行的；斗争是为了穷人，而穷人也都参加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却并没有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同胞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成章的印度斯坦语②或英语，我们在一起进行工作并不感觉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要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以报答他们的眷爱。我学泰米尔文，正如前面所说的，是有一些进步的；但是德鲁古文，我在印度虽然学过，却从未超越字母的范围。现在我恐怕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文了，因此希望德罗维达人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而不会讲英语的德罗维达人，的确会讲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虽然讲得很蹩脚。只有那些会讲英语的人不愿意学它，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反成为他们学习自己祖国语文的障碍了。
①德罗维达人（Dravidians）是印度最早的土著民族，现在绝大部分定居于南印度。泰米尔和德鲁古是他们的主要语言——译注。
②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即印地语（Hindi），通行于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印度大部分人通用的语文——译注。
可是我把话扯远了。让我讲完我的航程吧。我要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彭戈拉”的船长。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善良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论涉及精神上的问题多于航海生活。他在道德和宗教信仰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对他来说，《圣经》上的教训如同儿戏；它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的纯朴。他会说，让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信仰耶稣和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肯定是会得到赎救的。这位朋友引起了我对于比勒托里亚普鲁茅斯教友会的回忆。他认为不论什么宗教如果对人加上什么道德上的约束，总是不好的。我的素食一直是所有这种争论的题目。我为什么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创造一切下等动物，不就是为了人类的享受，正如——举例子说，他创造了植物世界的目的一样吗？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地把我们卷入宗教的争论上去。
我们谁也说不服谁。我肯定自己的见解：宗教和道德是二而一的东西。这位船长对于他所持的相反的意见，则是深信不疑。
愉快地航行二十四天以后，旅程结束了。我欣赏了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日搭火车赴孟买。
第二十五章 在印度
火车在开往孟买途中，在阿拉哈巴停了四十五分钟。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到城里逛一逛。我还得到药店里买一点药。药剂师还在惺忪半睡之中，他配药时慢条斯理，以致我赶回车站时，火车正好开走了。站长好心地为我延缓了一分钟的开车时间，但是没有看见我回来，只得细致地叫人把我的行李取下火车。
我在克尔尼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决定就地做一点工作。我曾经听人家说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许多情况，而且还知道这家报纸是印度人的愿望的反对者。我记得当时的主编是小吉士尼先生。我要争取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便写了一张条子给吉士尼先生，告诉他我如何误了火车，请他约个时间谈谈，使我可以翌日离去。他立刻答应了，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他答应在他的报纸上报导我所写的任何东西，但是声明他不能答应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必须懂得、并且给予殖民者的观点以应有的分量。
“这就够了，”我说道：“只要你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你的报上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应得的赤裸裸的正义罢了。”
我把这一天其余的时间花在看一看雄伟壮丽的三河汇合处①，并计划着摆在我面前的工作。
①三河汇合处（Triveni）实指恒河（Ganges）和朱木那河（Jumna）汇合之处，被印度教徒认为是圣地——译注。
这一次和《先驱报》主笔的意外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打下了基础，这些事件终于导致我在纳塔耳受到刑罚。
我在孟买没有逗留，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去，着手准备写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功夫。这本小册子的封面是绿色的，后来便以《绿皮书》著称。我在这本小书中有目的地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状况的景象。我所用的文字比前述那两本小册子温和得多，因为我知道远道传闻的事实往往甚过于真象。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一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面的领袖人物。《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由路透社摘要发到英国，又由伦款总社摘发纳塔耳。这则电讯印出来不过三行，只是一个简要，但是夸大了我所描述的印度人在纳塔耳的遭遇，而且不是我的原话。这在纳塔耳所造成的影响，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同时每一张有名的报纸对这个问题都大加评论。
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雇人包装也很费钱，但是我想出了一个更为简便的办法。我把当地所有的儿童都集中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不上学的时候，义务劳动二、三小时。这一点他们自愿地接受了。我答应把我所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一种奖励。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的初次体验，其中有两个小朋友已成为我今天的同事。
这时孟买发生了传染病，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大家都担心拉奇科特也不能幸免。我觉得我在卫生部门会有些帮助，我便向政府报名投效。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并被委派到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去工作。我特别强调厕所的清洁，委员会决定检查每一条街道的厕所。贫苦人家并不拒绝我们去检查厕所，而且他们还按照我们的建议，改进他们的清洁卫生工作。然而当我们去检查上等人家的时候，有人甚至拒绝我们进去，更不必说接受改进意见了。我们共同的经验是，有钱人家的厕所比穷人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都是黑洞洞的，又臭又脏，蛆虫横生。我们所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盛粪便，免得遍地都是，把厕所的围墙拆除，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空气，也使打扫清洁的人便于清除。上等人家对后面这点建议提出了无数反对的理由，有很多人根本不执行。
委员会还得去检查不可接触者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到这种人的地方去看看，对其余的人来说，多少是有些荒谬的，更不必说去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来说，到这些地方去倒是一件令人喜悦的意外之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这种地区。那里的男人和女人看见我们来了都很惊异。我请他们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奇地叫道：“我们都是到空地上去大小便的。厕所，那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
“那么，如果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屋子，你们不会介意吧？”
我问道。
“欢迎得很，先生。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我们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住的算不上是什么屋子，都是一些洞穴。”
我进屋一看，很高兴地发现里面和外面一样干净。过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都用牛粪涂抹得很美观，少数几个罐子和盘子都洗刷得闪闪发光。这种地区不必担心会有传染病。
在上层人家的住宅区里，我们看见的一个厕所，我不能不在这里多写几句。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条小沟，水和尿都弄到小沟里去，整个屋子都有臭味。但是其中有一栋屋子有一间带楼的寝室，屋里的小沟是供大小便用的。这条小沟有一条管子直通楼下。房里臭不可当；住在里面的人如何能睡下去，只有让读者去想了。
委员会还视察了毗湿奴教徒的哈维礼神庙。负责这个哈维礼神庙的僧侣和我的家庭很友善，所以他同意让我们随意检查，并让我们提出任何改进意见。这座哈维礼神庙中有一个地方连他自己也没有去过。这是人们常常从墙外抛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当餐盘用的叶子的地方，是乌鸦和老鹰栖集之所。庙里的各个厕所，当然是很脏的。我们的建议究竟被这位僧侣采纳了多少，不得而知，因为我在拉奇科特住的时间不长。
我看见一个受人们膜拜的地方，居然这样糟糕，心里很难过。一个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人们都指望在清洁卫生方面受到特别重视。据我所知，即使在当时，许多经典作者，对于内心和外界的洁净，都是非常看重的。
第二十六章 两种热情
我对于英国宪法的忠诚，很难有人可以相让。现在我明白，我对于真理的爱，就是根源于这种忠诚。对我来说，假装忠诚，或者假装别的什么美德，是不可能的。我在纳塔耳所参加的集会，没有一个不奏国歌的，当时我就感到，我也应该和大家一齐唱。我并不是不知道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我相信，英国人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是有好处的。
我在南非所看见的种族偏见，我以为是和英国人的传统背道而驰的，而且我相信这不过是暂时的和个别地方的现象。所以我和英国人争相效忠于国王。我以谨慎的坚持力学会了“国歌”，只要有人唱起来，我就跟着一齐唱。遇有机会表达这种忠诚的时候，我总是毫无矫饰地参加。
我一生之中，从来不曾滥用这种忠诚，也从来没有想借忠诚为手段，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就我来说，忠诚勿宁是一种义务，我表示忠诚并不指望报偿。
我回到印度的时候，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周年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拉奇科特也为这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我被邀参加。我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怀疑这种庆祝主要恐怕是摆摆场面而已。我发现当中有很多讹诈，心里相当难过。我开始反问我自己是否还应该留在委员会工作，但最后决定，只要做好我那一部分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庆祝活动中有一项建议是植树。我看见很多人植树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和讨好达官贵人而已。我曾设法说服他们：植树不是强迫的，而是一种建议；要吗认真地种植，不然就根本不种。我的印象是，他们听见我这种说法，都禁不住笑起来。我记得我在种植分配给我的树苗时，是很认真的，我还细心地浇水和看护。
我还把英国国歌教给家里的孩子。我记得还教过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不过我忘了是为庆祝女王在位六十周年还是为了爱德华七世加冕为印度皇帝。后来这个歌词在我心中引起了冲突。因为我关于“非暴力”的观念越来越成熟了，我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论格外谨慎了。这支国歌的歌词有这么几行，特别和我的“非暴力”的感情发生抵触：
把她的敌人打垮，
使他们片甲不留；
把他们的政治搅乱，
使他们的毒计破灭。
布斯博士认为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唱这几行是很不合适的，我也有同感。我们凭什么假定所谓“敌人”都是“歹徒”呢？难道敌人就一定是坏人吗？我们所要求于上帝的，只是正义。布斯博士完全赞同我的见解，他为听道的人编了一支新歌。不过关于布斯博士，我们以后还是谈到。
和忠诚一样，护理别人的倾向也是深深地根植于我的秉性之中。我喜爱护理别人，不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
当我在拉奇科特忙于写作有关南非的那本小册子时，我有一个机会匆匆跑了一趟孟买。我打算就这个问题在城市里组织几次集会来教育公众舆论，而孟买就是我所选择的第一个城市。首先我会见了兰纳德法官，他细心地听我讲话，劝我去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然后我又去看巴德鲁丁·铁布吉法官，他也有同样的意见。他说：“兰纳德法官和我所能够指导你的很少；你知道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公众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们对你是很同情的，能够有力地指导你的人，只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
我当然想见一见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不过这两位老前辈劝我照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点，值我更清楚地了解，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对公众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及时地见到了他，而且是有准备地去承受他的威仪的。我早就听说他所赢得的头衔，知道我是去见“孟买之狮”，“本省的无冕之王”，然而这位帝王并没有吓坏我，他象一个慈父接待他已成年的儿子一样地接见我。我们的会面是在他的寝室里进行的，他被一群朋友和信徒围住，其中有德·叶·瓦恰先生和卡玛先生，有人给我作了介绍。我早就听说瓦恰先生，他被认为费罗泽夏爵士的左右手，维尔昌·甘地先生告诉过我，他是一个大统计学家。
瓦恰先生说：“甘地，我们再找个机会谈谈吧。”
这些介绍最多花了两分钟时间，费罗泽夏爵士仔细地听我讲话。我告诉他，我已见过兰纳德和铁布吉法官。“甘地”，他说道：“我看我得帮助你。我应当在这里召开一个群众大会。”他说完这话，便转向他的秘书孟希先生，叫他定一个集会的日子。日子确定以后，他便向我告别，叫我在开会的头一天再去见他。这次晤谈消除了我的恐惧，我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我这次到孟买，还去探望了我的姐夫，他正卧病床榻。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