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他谈话。所以我就在指定的车站到他的包厢里去，向他报告。在座的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政治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见我便说：“甘地，看起来似乎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是我们在国内又有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我有点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同意这种看法；华恰先生以怜恤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象我这样的人要说服这一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不可能的。我获准提出我的议案，这件事实已使我心满意足了。
“当然，你会把决议书给我看的，”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对我的鼓励。我谢谢他，到下一站我便和他们告辞了。
不久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并被接到他的住处。我问一个义务工作人员我应该上哪儿去。他送我到李朋学院，有很多代表都住在那里。我的运气还不错。罗卡曼尼亚和我住在同一座楼，我记得他比我们晚到一天。
自然，罗卡曼尼亚还是和以往一样，少不了要“设朝”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一个画家，我就会把他端坐床上的样子画下来——整个景象在我的记忆里是这么生动。那时有无数的人来看他，今天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已故巴布·莫迪拉尔·戈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并高谈阔论统治人物的错误行为，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然而我想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情况。义务工作人员互相推诿工作。你请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便转给别人，而他又推给第三者，就这样推来推去。至于代表们，则是到处都找不到。
我和几个义务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我告诉他们一些南非的情况，他们多少感到有些惭愧。我试图使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秘密。他们似乎是理解了，不过服务并不象雨后春笋那么容易成长。它首先决定于意志，然后是依靠经验。就那些善良而心地单纯的青年来说，他们并不缺少意志，但是他们的经验可以说是等于零。国民大会党每年开三天会，会后便去睡大觉了。一年才有三天的表现，人们能受到什么训练呢？而代表们同义务工作人员也差不多；比起义务工作人员来，代表们并没有受过更好的和更长期的训练。他们自己什么事也不干，却经常指手划脚地说：“义务工作者，做这，”“义务工作者，做那。”
就象这样的地方，我还面临着不少不可接触的陈规。泰米尔人的厨房和其他人的厨房隔得很远。对于泰米尔代表来说，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如果看见了别人，也算是一种玷污。所以就得在学院的空地上特别给他们弄一个厨房，用柳条板墙围起来。厨房里烟气弥漫，令人窒息。厨房、餐室、洗衣间合而为一——紧密得毫无通气的地方。在我看来，这就象是“梵尔纳羯摩”①一种拙笨的表现。我对自己说，如果在国民大会党的代表之间也有这种不可接触的陈规，人们不难想象在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中存在的隔阂究竟有多大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叹了一口气。
①“梵纳羯摩”（Varnadharma），即印度教社会四大基本种姓的职责。
不卫生的情况坏到了极点。水沟到处都有。厕所只有几个。我一想起那种臭味冲天的情形还有作呕之感。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他们干脆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打扫厕所的人干的。”我要借一把帚子，那个人奇异地望着我。我找到了一把帚子打扫厕所，但是只为我自己。人那么多，那么挤，厕所却那么少，所以需要经常打扫，然而我一个人却干不了那么多。所以我只能满足于自己蹲得下就算了。而别人呢，似乎根本不觉得脏臭。
然而这还不算。有些代表夜里干脆就在他们房外的走廊上大行方便。第二天早上我指给义务工作人员看，却没有一个人打扫一下，而且我凝视即使我动手去扫，也没有人愿意分担这种光荣。以后的情况虽然已大大改进了，但是时至今日，随地自行其是从而损毁了国民大会党开会场所的那种不用脑子的代表，也还是大有人在，而所有的义务工作人员也还不是愿意老钉着他们打扫的。
我看如果大会开的时间拖长了，这种情况对于发生传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
第十四章 文书和听差
离国民大会党开会还有两天。我下定决心要为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服务，以便取得一些经验。我到加尔各答以后，做完了日常的斋戒沐浴，便赶到国民大会党的办事处。
当时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秦和戈沙尔先生是秘书。我去找普本巴布，作毛遂自荐。他望了我一眼，说道：“我这里没有事，不过戈沙尔巴布①说不定会给你一点儿事情做做，请你去找他吧。”
①巴布（babu），是先生的意思——译注。
于是我去找他。他瞟了我一眼，笑着说：“我只能给你文书工作，你干吗？”
“当然，”我说道：“我到这里来什么事都干，只要我干得了。”
“这倒是一种应有的精神，小伙子，”他说道。他对着身边的义务工作人员，又加上一句说：“你们听见这个小伙子讲的话了吗？”
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么，好吧，这里有一大堆信要处理，坐到那张椅子上去干吧。你明白吗，成千成万的人来看我，叫我怎么办？我是接见他们好呢，还是答复这些源源不断的来信好呢？我没有可以把这件工作交给他去办的人。这些信件大部分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还得请你看一遍。凡是应当答复的，你就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虑再答复的，你就交给我。”
对于这种信任，我感到高兴。
戈沙尔先生给我这个工作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谁。只是到了后来，他才问起我的来历。
我觉得这件工作——处理那一大堆信件——做起来很容易。我很快就处理完了，这使戈沙尔先生非常高兴。他是一个健谈的人，所以一连谈上好几个钟头。当他了解一点我的历史的时候，他对于分配给我干文书工作感到相当抱歉。但是我安慰他说：“别多心了，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为大会干得头发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长辈。我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你这样信任我，把这件工作交给我来做，实在使我感激不已。我正想给大会做一点工作，你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老实告诉你吧，”戈沙尔先生说道：“这正是一种正当的精神。然而今天的青年却不了解它，当然，从大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了解它的情况。事实上我可以说，大会的成立，除了得力于休谟先生①之外，我也有一份功劳。”
①休膜（Mr。A。O。Hume），英国在印度的一个退休官员，他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倡议于1885年成立国民大会党——译注。
就这样我们便成为好朋友了。他坚持要我和他一起吃中饭。
戈沙尔先生穿衣服常常叫佣人给他扣扣子。我自动担负佣人的职务，而且我喜爱这工作，因为我对于长辈一直是很敬重的。当他知道这种情况以后，他对我为他所做的一小点个人的效劳，也就不介意了。其实他倒是高兴的。他叫我给他扣衣服的时候，总是说：“现在你明白了吧，大会的秘书连扣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戈沙尔先生的天真使我好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做那种事情而发生厌恶的心情。我因为做了这件工作所得到的益处真是无法估计。
不到几天功夫，我便知道了大会的工作。我见到了大部分的领导人。我观察了象戈克利和苏伦德罗纳斯这些中坚人物的言行。我还注意到大量的时间的浪费。我也看到了英文在我们的事务中所占的突出位置，当时就觉得不舒服。节省精力的事情，谁也不关心。一个人做得了的事情，却有好多人在做，而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却根本没有人做。
看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实在很不以为然，我心里有足够的仁慈，所以我总以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实在也难以做得好，这就免得我低估了任何工作。
第十五章 在国民大会上
我终于参加了大会。宽大的天幕和穿得庄严大方的义务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前辈，都令我肃然起敬。在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上，我真不知道何以自处了。
主席致词的讲稿就象一本书。要从头到尾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读了几段。
主席讲话以后，便是提案委员会的选举。戈克利带我去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会议。
费罗泽夏爵士自然是同意采纳我的提案，但是我不知道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向提案委员会提出来。因为每一个提案都有冗长的发言，都用英文，而且总有一些知名之士加以支持。在那些老手的锣鼓声中，我的提案不过是一种微弱的笛声，随着夜色的来临，我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就我记忆所及，凡是最后提出来的提案，都是匆匆忙忙通过的。大家都急于要走。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我没有勇气起来讲后。我已会过戈克利，他已看过我的提案。我便凑近他的位子低声向他说：“务请帮忙。”他说：“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你看他们是如何草率地通过各种决议的。但是我不会让你的提案轻轻放过。”
“那么，我们已经完事了？”费罗泽复·梅赫达爵士问道。
“不，不，还有关于南非的提案呢。甘地先生已经等了好久了。”戈克利叫道。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费罗泽夏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我颤抖地宣读了我的提案。
戈克利附议。
“一致通过，”大家叫起来。
“你可以有五分钟讲话的时间，甘地，”华恰先生说道。
这个程序远远不能使我满意。谁都不耐烦去了解这个提案，大家都急于要走，而且因为戈克利已经看过这个提案了，就以为别的人无需乎去看或者了解了！
那一天早上我就为我的发言担心。我在五分钟里应该讲些什么？我自己已经作了相当好的准备，可是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原已决定不念讲稿，打算即席讲话，但是我在南非练出来的讲话才能这时似乎不翼而飞了。
一轮到我提出议案的时候，华恰先生便叫出我的名字。我站起来，我的头发晕。我好歹把提案念完了。有人刊印并在代表中间散发了他所写的一首歌颂向外国移民的诗。我把这首诗念出来了，并且谈到了南非移民者的疾苦。正在这个时候，华恰先生按起铃来了。我敢断定我还没有讲够五分钟。我不知道第一次按铃是警告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曾经听过别人讲半个钟头或三刻钟的话，却没有人对他们按铃。我感觉受了伤害，一听见铃声便坐下来。但是我当时稚气地认为，那首诗包含了对费罗泽夏的回答①。决议的通过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大会的来宾和代表们实在没有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举起手来，所有的议案也就一致通过了。我的提案也是这样通过的，所以对我来说，它失掉了一切重要性。不过就大会通过这个提案这一事实来说，已够使我高兴的了。大会的认可，就等于是全国的认可了，这足以使每一个人都感觉高兴。
①见第十三章第三段。
第十六章 寇松勋爵的朝觐
大会闭幕了，但是为了南非的工作，我还得去见一见商会和各方面的人物，所以我就在加尔各答住了一个月。这一次不是住旅馆，经过介绍以后，我在印度俱乐部弄到了一个房间。俱乐部的会员有几个有名的印度人，我希望能和他们接触接触，使他们注意南非的工作。戈克利常常到这个俱乐部来打台球，他听说我还要在加尔各答住一个时候，便邀请我去和他住在一起。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邀请，但是觉得自己跑去不合适。他等了我一两天之后，便亲自来接我。他发现我还有点客气便对我说：“甘地，你还得在国内呆下去，这样客气是不成的。你应当尽可能同人们接触。我希望你给国民大会党工作。”
在我叙述和戈克利相处的情形之前，我想在这里谈一下在印度俱乐部所发生的一件事。
寇松勋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举行朝觐。有些应邀前来参加朝觐的王公贵族，都是俱乐部的会员。我常常看见他们在俱乐部里穿着讲究的孟加拉“拖地”、衬衫和围巾。朝觐的那一天，他们却穿上“坎沙玛”①的裤子和闪闪发光的皮靴。我觉得很难过，便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①khansamas，即招待员。
“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幸的处境，只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忍受侮辱，为的是保存我们的财富和头衔。”他答道。
“可是为什么要穿‘坎沙玛’的服装和光亮的皮靴呢？”我问道。
“你看‘坎沙玛’和我们有什么分别吗？”他答道，接着又说：“他们是我们的‘坎沙玛’，我们呢，却是寇松勋爵的‘坎沙玛’。如果我不参加朝觐，那我就得自食其果。要是我穿平时的衣服去朝觐，那就是一种大不敬。你以为我到那里有机会和寇松勋爵谈话吗？根本不可能！”
我很同情这位直言不讳的朋友。
这使我想起了另一次朝觐。
那是在哈定基勋爵为印度教徒大学奠基的时候而举行的一次朝觐。王公贵族当然都来了，但是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特别请我去参加，所以我也就去了。
我觉得难过的是，看见那些王公贵族打扮得象女人一般——穿着丝绸做的长裤和长上衣，脖子上戴着珠项链，手上戴着镯子，头巾上挂着宝珠和钻石繸子，此外，腰带上还吊着金柄的宝剑。
我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他们的奴隶地位的象征。我原以为他们佩戴这些萎靡不振的标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却听说在这种场合佩戴所有这些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的义务。我还听说有一些人很不愿意佩戴这些珠宝，除了象朝觐这样的场合以外，他们从不佩戴。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否正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佩戴这些东西，身上戴着只有某些妇女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尴尬的。
人们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所承担的罪孽与谬误是多么沉重啊！
第十七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头一天，他就使我感到完全象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象待他的弟弟一样，他尽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设法使我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幸而我所要求的并不多，而且我已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很少需要对我个人的照料。他对我自立的习惯，个人的洁净、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规律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印象，常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凡是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他无不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皮·西·罗伊医师（现在是爵士）。他实际上就住在隔壁，是一个经常的客人。
他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罗伊医师和当年有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