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处境为难。我想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应当采取的行动。这是在一刹那间决定的，我立刻写信给萨斯特立先生，请他不必继续开会。那些反对我入社的人，非常欣赏我这个决定。这使他们不致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并使我们的友谊更加密切。我撤销入社的申请，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社员。
现在经验告诉我，我不当一个正式的社员更为恰当，而当时反对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的。经验也证明，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但这些分歧既经承认以后，我们并不因此而疏远或发生什么龃龉。我们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也一直是我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
我虽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个正式的社员，但是我始终是一个精神上的社员。精神上的关系比物质上的关系更加珍贵。
离开了精神的物质关系，就等于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第七章 坎巴庙会
接着我便到仰光去看梅赫达博士，途中还在加尔各答作了逗留。我作了已故巴布·普本德罗纳斯·巴素的客人。孟加拉人的好客在这里达到了顶点。当时我还是一个严格的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尔各答搜罗得到的所有水果和干果全都买遍了。主人家里的妇女通宵不睡为我去剥果皮。他们还想尽办法把新鲜的水果按印度办法调制，还为我的同伴——包括我的儿子兰达斯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对于这种亲切的款待是极为感动的，但是一想到他们竟以全家的人忙于招待两三个客人，实在令人过意不去。然而我却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这种令人为难的款待。
我是作为统舱乘客搭船去仰光的。如果说我们在巴素先生的家里所受到的过分接待使我们感到难为情，那么，同我们在船上所受到的最粗野的待遇——连一个统舱的乘客最起码的安适也得不到的待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所谓浴室，实在脏得令人难受，厕所更是污浊不堪。要上厕所就得踩着屎尿或者跳越过去才行。
这简直不是人所忍受得了的。我去找大副，但是没有结果。如果说这幅又脏又臭的图画还有不够完备的地方，那么旅客们毫不在意的坏习惯便把它补足了。他们坐在哪里便在哪里吐痰，吃剩的东西、烟头和槟榔叶子随便乱丢，弄得周围肮脏不堪。嘈杂的声音永无休止，而且每一个人都想霸占大地方，他们的行李比他们自己占的地方还大。我们就这样经过了两天的最严重的考验。
我一到仰光便写信给船公司的代理行，把这一切事实告诉他。由于写了这封信和梅赫达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我们回来虽然还是坐统舱，却不是那么难受了。
我在仰光拿水果当饭吃的问题，又给主人增加了莫大困难。不过梅赫达博士的家就象我自己的家一样方便，我多少还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单。然而因为我究竟能吃多少种水果并无任何限制，我的胃口和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超过自己应吃的限度。当时吃饭的时间又没有一定。我个人喜欢在日落以前吃晚饭，但是往往要到晚上入九点钟的时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正是坎巴庙会①的会期。这种庙会每隔十二年在哈德瓦举行一次。我本来没有多少意思要参加这种集会，但是我却很想到古鲁库尔去见摩哈德玛·孟希朗吉。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经派了一大批志愿队到坎巴去工作，潘迪特·赫立达亚纳斯·孔知禄是队长，已故德夫医师是医官。他们请我派凤凰村的人去协助他们，所以摩干拉尔·甘地已经比我先去了。我从仰光回来后，便同他们会合。
①坎巴庙会（Kumbha fair），是印度教徒十二年一次的大庙会的节日，在印度北方省的哈德瓦地方举行——译注。
从加尔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特别使人感到疲劳。有时车厢里没有灯火。车过沙哈兰埔以后，我们被塞上装货物或牲口的车皮。这种车皮没有车顶，头上是炎炎酷日，脚下是烫人的铁板，我们差不多被烤熟了。在这样的旅途上，喉头虽然枯渴不堪，正统的印度教徒还是不肯喝水，如果这种水是穆斯林的。他们要等到有了印度教徒的水才肯喝。应当指出，正是这些印度教徒，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医生叫他们喝酒或牛肉汤，或者是由一个穆斯林或基督教徒药剂师给他们水喝时，他们就不那么犹豫，左问右问了。
我们住在圣提尼克坦时就已经懂得，我们在印度的特殊作用就是作清道夫的工作。现在因为哈德瓦志愿队都集中住在福舍里，德夫医师已经挖了一些坑作为厕所。他是雇用清道夫来打扫这些厕所的。这就是凤凰村来的人的事情了。我们建议用尘土盖住粪便并且加以清除，德夫医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建议自然是由我提出的，但是执行这个意见的却是摩干拉尔·甘地。我的任务是以大部分的时间坐在帐篷里，接受无数香客的“朝拜”并和他们讨论宗教和其他的问题。这样我竟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了。就连我去河边沐浴的时候，这些“朝拜”者也尾随着我，甚至我在吃饭时他们也不离开。至此我才了解我在南非所进行的微小的服务在整个印度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地位。我仿佛是陷在魔鬼和深渊之间。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是受着国内千百万人同受的疾苦，如乘坐三等车之类。但是我一到了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他们就把我包围起来，于是我又成为“朝拜”狂的牺牲。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可怜呢，我常常是无法决定的。不过我至少知道，这些“朝拜者”盲目的爱往往使我生气，甚至令人痛心，但是旅行虽然劳顿，我的情绪却很好，很少生气。
当时我的身体还很强壮，可以到处走动，而且认识我的人还不多，到街上去还不会有那么大的麻烦。我在这些闲逛中，看到了香客的心不在焉、虚伪和无聊，比他们的虔诚表现得更加明显。聚集在这里的“沙陀”们，就象是生来专门享受人生中的好东西似的。
这里我看见有一头五脚母牛！我感到惊讶，但是知道的人很快便把内幕告诉我了。这头不幸的五脚母牛是一个坏人的贪婪的牺牲品。我听说第五支脚原来是从一只活生生的小牛身上砍下来的而栽到母牛的肩上的！这种双重残暴的结果是为了骗取无知者的钱。除了印度教徒以外，谁也不会被这头五脚母牛所吸引，而且也只有印度教徒才愿意为这么一头奇异的母牛布施。
庙会的日子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纪念日子。我并不是怀着香客的心情到哈德瓦去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以朝圣为进德之助。然而据说有一百七十万人参加了这次庙会，他们未必都是伪善者，或者仅仅是为了游玩。他们当中，无疑地有无数的人是为着功德和自洁而到那里去的。这样的信仰对于人们的灵魂究竟能有多大提高，是不可能，或不容易断定的。
因此，我终夜不寐，反复深思。这一班虔诚的人生活在一些伪善者之中，出污泥而不染，在造物主的面前，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到哈德瓦来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我便应当公开抗议这件事，并在开会那一天离开哈德瓦。如果到哈德瓦来参加庙会并不是什么过错，我便应当有一种自动的克己苦行，为那里流行着的罪恶进行忏悔以自洁。这在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的生活是以遵守纪律为基础的。我想起我在加尔各答和仰光所受到的优厚的款待，实在是给主人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我因此法定节制我的饮食，并在日落以前进晚餐。我深信，如果我不这样限制自己，将来会给接待我的人，造成很多不便，这样，我便不是为人服务，而是让人为我服务了。所以我法定在印度的时候，每天二十四小时内，食物不过五样，天黑以后绝不进食。我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充分的考虑。但是我不愿意使它有什么破绽。我对自己说，假如我生了病，把药物当作五样食品中之一，而不要求特别食品情形又怎样呢？我最后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有例外。
我严格遵守这个誓言已经有十三年了。这是一种严重的考验，但是我可以证明它也是我的保护者。我认为这个办法使我的寿命增加了几年，并使我避免了很多疾病。
第八章 拉克斯曼·朱拉
到了古鲁库尔会见了身体魁伟的摩哈德玛·孟希朗吉，使我心中释去重负。我立刻感觉到古鲁库尔的宁静和哈德瓦的喧腾恰恰成了一种奇异的对比。
摩哈德玛以充溢的友爱对待我。实行“节欲”的人都很周到。我在这里初次会见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我立刻便看出他是一个极有力量的人。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结识不久就成了朋友了。
我和阿恰立亚·兰玛德福吉以及其他教授对于在古鲁库尔添设工业教育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了很久。临别的时候，我们真是依依不舍。
我早就听见很多人称赞拉克斯曼·朱拉（恒河上的一座吊桥），这桥离赫里希克斯不远。很多朋友都劝我在离开哈德瓦以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桥。我想步行去瞻仰这座桥，于是分作两个阶段进行。
我到赫里希克斯以后，有很多游行僧人来看我。其中有一个和我特别接近。凤凰村的人也在那里，这引起那位史华密许多问题。
我们谈到宗教，他晓得我对于宗教有深沉的感情。他看见我从恒河沐浴回来，光着头，也没有穿衬衣。他看见我头上没有“饰嘉”①，脖子上又没有圣环，心里很难过。他说：
“你是一个有信仰的印度教徒，居然不束发，也不戴圣环②，我看见了实在难过。这是印度教的两种外表的象征，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有的。”
我不戴这两样东西是有一段历史的。我在十岁的时候，看见婆罗门的孩子们将成串的钥匙，用圣环穿住，拿来游戏。我也很想能作同样的游戏。当时卡提亚华的吠舍③家族还没有戴圣环的习惯。但那时正有人提倡一种运动，强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遵守这个规矩。结果，甘地家族里便有人戴上了圣环。有一个教我们两三个小孩子《罗摩护》的婆罗门，给我们戴上了圣环。我虽然没有成串的钥匙，却也弄到了一把钥匙来玩。后来丝线坏了，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很惋惜。不过我记得我没有再戴新圣环。
①饰嘉（Shikha），一般印度教徒男子在脑后所蓄留的一绺头发，有吉祥和却邪去病之意——译注。
②圣环（Sacred thread）是印度教徒前两等种姓的人达到一定年龄时在一种仪式上套在身上的一根细绳或线的环子，上起左肩下至右胁，以区别于其他种姓的人。因为第三等种姓一般不戴，第四等种姓按规矩不能佩戴——译注。
③吠舍（vaishya）是印度教社会中的第三种姓，多务农、牧和织造，一般不受吠陀教育，身上也不戴圣环——译注。
我长大以后，在印度和南非都有人一再善意地劝我重新戴上圣环。但是没有结果。我的理由是，如果首陀罗阶级①的人不能戴圣环，别的阶级的人有什么权利戴它呢？而且我也看不出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遵守我认为并不必要的风俗。我并不反对戴一条丝环，只是戴的理由不充足罢了。
①首陀罗（shudras）是印度教社会的第四种姓，多从事卑贱的工作，故亦称为奴隶阶级。他们无权受教育，也不能佩戴圣环，因为他们是不受神眷爱的——译注。
我是一个毗湿奴派信徒，我的脖子上当然要戴小项圈，而“饰嘉”是长辈们认为必须有的。可是我在动身赴英国前夕，把“饰嘉”剃掉了，因为我怕我光着头会被人取笑，而且我当时以为，这会在英国人眼中被当作是野蛮人。老实说，这种怯弱的心理愈来愈厉害，竟使我在南非的时候，叫我的堂弟恰干拉尔·甘地也把他由于宗教信仰而留下的“饰嘉”剃掉。我怕他留着“饰嘉”有碍他的公众工作，所以不顾他是否难过，一定要他剃掉。
我把这一段经过向那位史华密全盘托出，并说：
“我不戴圣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有无数的印度教徒不戴圣环，还不是照样是印度教徒。况且圣环本来是精神上再生的一种象征，戴上圣环的人应当先立志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纯洁的生活。现在印度教中和印度全国戴圣环的人，是否都能维护佩带具有那种意义的标记的权利，实在是一个疑问。除非印度教本身把‘不可接触’的规矩废除，把一切尊卑贵贱的界限取消，并把其他许多在教内蔓延着的罪恶和虚伪全都摆脱了，不然，印度教徒就没有戴圣环的权利。所以我现在非常反对戴圣环。不过你劝我留‘饰嘉’倒是值得考虑的。我本来是留过的，后来因为错误地怕人家笑话才剃掉的。所以我觉得还应当留起来。这件事我得和我的同志们讨论一下。”
这位史华密并不欣赏我关于戴圣环的意见。我认为不应当戴圣环的理由，在他看来，正足以说明是应当戴的。时至今日，我的态度还是和在赫里克斯时一样。我认为只要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存在，每一种宗教都需要某种特殊的外表的象征。但是如果把象征当作圣物来崇拜，或者把它当作比别的宗教更加优越的标志，那就应当把它放弃。今天在我看来，圣环并不是提高印度教的一种手段，所以我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至于“饰嘉”，我是因为怯弱而剃掉的，所以我和朋友们商量以后，又把它留起来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到拉克斯曼·朱拉来了。我对赫里克斯周围和拉克斯曼·朱拉本身的天然景色是非常赞美的，对于我们的祖先具有这种自然美景的感觉，并具有赋予这种自然美景以宗教方面的意义，不能不肃然起敬。
然而人们使用这些美丽地方的方式却使我极为不安。在赫里克斯和在哈德瓦一样，人们把路上和恒河美丽的两岸都弄得龌龊不堪。他们甚至不惜玷污恒河的圣水。他们本来只要多走几步路就可以隐蔽起来大小便，可是偏偏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河边自行其是，看见这种情形，不由得心里难过起来。
我所看见的拉克斯曼·朱拉不过是恒河上面的一座铁吊桥而已。我听说这里本来是一座很好的绳索桥，可是有一个马尔瓦蒂慈善家出了一个主意，把它拆掉，以重资架上一座铁桥，然后把钥匙交给政府！绳索桥我没有见过，因此说不出什么来，但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架上一座铁桥实在杀风景。我当时对于政府虽然是忠心耿耿，对于把朝圣的桥梁的钥匙也交给政府的做法，也觉得太过分了。
过了桥便到了福舍，这个地方糟得很，除了波形铁板斑驳不堪的架子以外，什么也没有。这种福舍，据说是为善男信女们盖的。当时可以说没有人住在那里。住在大屋里的那些人却给人一种不良的印象。
然而哈德瓦的经验对我来说，却证明是有无上价值的。这些经验大大有助于我决定住在哪里和要做些什么事。
第九章 创立学院
我到坎巴庙会去朝圣是我第二次访问哈德瓦。
非暴力抵抗学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成立的。史罗昙
纳吉要我在哈德瓦住下来。加尔各答的几个朋友却向我推荐卫提亚纳士潭。别的人又极力劝我选取拉奇科特。但是当我偶然经过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劝我在那里住下，他们自告奋勇为学院筹款，还要给我们找一所住宅。
我对于阿赫梅达巴有一种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