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颜悦色的态度劝导村民自行征集志愿工作者。有些村子因此而感到惭愧，不得不出来担负这种工作。还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热心，他们甚至修路，使我的汽车能通行各处。这些美好的经验却也并不是没有掺杂着由于人民的冷淡而产生的痛苦经验。我记得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
在这里提一下我过去曾在多次集会上谈到的一次经验，也许不是不适合的。比提哈瓦是一个小村子，有我们开设的一个学校。我碰巧到这个村子附近的一个更小的村子去，发现那里的妇女穿的都很脏。我于是叫我的妻子去问她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我的妻子向她们说了这番话。有一个妇女把我的妻子领到她自己的茅草屋里说：“你瞧，这里没有箱子，也没有柜橱可以收藏别的衣服。我所穿的这条纱丽是我仅有的一条，我怎么能洗呢？请你告诉摩哈德玛吉给我另买一条纱丽，我一定天天洗澡，天天穿干净衣服。”
这一间茅草房子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很多印度村庄里的典型。印度有无数的茅草房，里面既没有家具，也没有可以换的衣服，人们只靠一条褴褛不堪的破布遮身。
还有一次经历我想谈一谈。三巴朗有不少竹子和茅草。他们在比提哈瓦所建筑的小学，就是用这些材料建成的。有一天夜里，有人——也许是附近种植园主的人——放火把它烧了。大家认为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另盖房子了。这个学校是由苏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负责的。苏曼先生决定要盖一所“洋灰房子”，由于他的不倦的劳动，很多人和他合作，不久果然盖起了一所砖房子。现在就用不着担心这所房子会被烧毁。
这些志愿人员就这样用学校、卫生工作和医药工作取得了乡下人的信任和尊敬，从而也就能够对乡下人产生良好的影响。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想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置于一个永久基础上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志愿人员是为短期工作而来的，我又不能从外面再找一些人来补充，而永久性的荣誉工作者在比哈尔又找不到。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完成，当时在外面正在酝酿的工作便把我拉走了。虽然如此，在三巴朗几个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时至今日，我们在那里还可以看得见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发生着影响。
第十九章 遇到一个好省长
当我前面所说的社会服务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记录农民疾苦的工作同时也在进展中。成千上万人的谈话都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不会毫无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前来诉苦，这就增加种植园主的怒火。他们想尽办法来对付我的调查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比哈尔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你的调查已经拖得够久了，你现在还不结束这个工作，离开比哈尔吗？”
这封信的措词很客气，但是它的用意是明显的。
我回信说，调查势必延长，除非（直到）调查的结果使人民获得解救，我无意离开比哈尔。我指出，政府完全可以这样来结束我的调查工作：承认农民的疾苦是真实的并为他们解除这种疾苦；再不然就是承认农民已经提出一个案情，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
省长爱德华·盖德爵士召见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请我担任委员。我弄清楚其他委员的名字以后，便和我的同事们商量，最后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附有以下的条件：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可以自由地同我的同事们商谈；政府应当承认我虽然是委员会的一员，但仍然是农民的辩护人；政府还应当承认，如果调查的结果不能使我满意，我有自由领导农民，并劝告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
爱德华·盖德爵士接受了这个正当而合理的条件，随即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故弗兰克·史礼爵士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的调查是对农民有利的，委员会认为种植园主对农民的榨取是非法的，种植园主应该归还一部分榨取所得，而“三分田”制必须以法律废除。
委员会得以提出全体一致同意的报告书，土地改革法之得以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盖德爵士出了很大的力气。若非他采取坚定的态度，并且运用他所有的智略来处理这件事，恐怕报告书就很难求得一致同意，而土地改革法也不容易得到通过。种植园主们使出了他们非凡的力量。种植园主们根本不顾及报告，而对土地改革法提出顽强的反对，但是盖德爵士自始至终，坚持不渝，终于使委员会的建议得以完全实现。
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分田”制就这样被废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园主的“王国”也就跟着完蛋了，一向遭受压迫的农民，现在多少可以抬起头来了，而靛青的污渍永远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也被破除了。
我的愿望是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再继续几年，多开设几所学校，更有效地深入农村。底子倒是准备好了，但是正如往常一样，上帝不允许我实现计划。命运作了另外的决定，把我赶到别处去工作了。
第二十章 和劳工接触
我在办理委员会的扫尾工作的时候，接到了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先生的一封信，告以凯达县的农作物歉收，农民交不起田赋，要我去指导他们。在我没有进行现场调查以前，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和勇气提出意见。
同时安娜舒耶朋夫人来信说明了阿赫梅达巴劳工的情况。工资低，工人们早就要求增加，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去领导他们。但是隔得这样远，即使是对于这件比较小的事情，我却没有信心去指导。于是我便抓住头一个机会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希望我能够很快地做完这两件事情，然后回到三巴朗去监督业已在那里开始的建设性工作。
然而事情并不象我所期望的那么顺利，我不能回到三巴朗去，结果，学校一个个关门了。我的同事们和我曾经建立了很多空中楼阁，此刻全都幻灭了。
除了农村中的卫生和教育工作外，理想中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三巴朗展开护牛运动。我在旅途中，就已经看出护牛和印地文宣传早就是马尔瓦底人极为关心的事了。我在贝提亚的时候，有一个马尔瓦底朋友招待我住在他的“福舍”里。当地的其他马尔瓦底朋友的牛奶场则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的关于护牛的思想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而这个想法到现在也还没有改变。我的意见是，护牛包括畜牧、改良牲畜品种、好好地对待耕牛、组织模范牛奶场等等。马尔瓦底的朋友们曾经答应过在这个工作上给我以充分的合作，但是因为我自己不能住在三巴朗，这个计划就没能实现。
贝提亚的牛奶场还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成为模范牛奶场，三巴朗的耕牛依然承担着超越其耕种能力的工作。而那些所谓印席教徒还在虐待不幸的牲口并且玷污他的宗教信仰。
这个工作之仍然不能实现，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每当我到三巴朗，听到马尔瓦底和比哈尔的朋友们温和的责备时，我想起了那些不得不突然放弃的计划，而深为叹息。
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工作仍然在很多地方进行着。然而护牛工作的根底不牢固，因此并没有向预定的方向前进。
当凯达农民的问题还在讨论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的事情了。
我的处境极为困难。纺织工人的问题很不好办。安娜舒耶朋夫人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哥哥安伯拉尔·沙罗白先生作斗争，他代表着工厂老板同工人作对。我和他们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这就使我跟他们进行斗争更加困难了。我和他们商量过，并且建议他们将这个纠粉提交仲裁，可是他们却不承认仲裁的原则。
因此我只好劝导工人继续罢工。在这之前，我和他们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向他们说明，要求罢工胜利，应当具备的条件是：
1。绝不使用暴力，
2。绝不进行破坏，
3。绝不依靠施舍，
4。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
罢工的领导人了解并接受了这些条件，而工人们则在一次大会上宣誓，除非他们的要求被接受，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将这个问题提交仲裁，他们决不复工。
我在这次罢工期间，结识了伐拉白·巴德尔和商卡拉尔·班克先生。安娜舒耶朋夫人我是早就认识了的。
我们天天在沙巴玛底河边一棵大树下同罢工工人开会。参加集会的工人总是成千上万的，我在发言中总是提醒他们的誓言和保持和平与自尊的责任。他们天天在市内的大街上举行和平游行，举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决不违言”。
这次罢工进行了二十一天。在罢工期间，我常常去找工厂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他们老是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第二十一章 学院一瞥
我在进一步叙述劳工纠纷的情况以前，有必要谈一下学院的情况。我在三巴朗的时候，无时不想着学院，有时我也到那里匆忙地看一看。
当时学院是在科赤拉布，这是靠近阿赫梅达巴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子发生了传染病，我看到学院里的孩子们在遭到明显的危险。不管我们把学院里的环境搞得多么清洁，由于校外的卫生工作很差，我们不可能不受传染。当时我们既无力叫科赤拉布的人保持清洁，也不能为这个村子做些别的工作。
我们的理想是把这所学院搬到既离开城市又离开村子的安全地带，但是为了便于照管又不能离得太远。而且我们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土地。
我认为这次传染病是叫我们离开科赤拉布的一个明显的通知。阿赫梅达巴有一个商人潘嘉白·希罗昌德先生和我们的学院有过密切的往来，他常常以一种纯正无私的精神在很多事情上为我们服务。他很熟悉阿赫梅达巴的情形，主动要给我们弄一个适当的地方。我跟着他跑遍了科赤拉布的南北，到处去找土地，我向他建议在北面三、四英里的地方比较合式，他选中了现在这个地点。离沙巴玛第中央监狱不远，对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坐监牢是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正常的命运。这个地点我很喜欢。而且我知道为兴建监狱而选定的地点，一般说来，是有干净环境的。
不到八天工夫，土地便买下来了。地上既没有房子，也没有树木。但是因为它位于河边而且是在荒野，倒也很有好处。
我们决定先住帐篷，搭一个铁皮厨房，然后再盖起永久性的房子。
我们的学院慢慢地成长起来了。这时我们已经有四十多人了，包括男女老幼。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搬家的主意完全是我出的，搬家的事情照例留给摩干拉尔去干。
在我们还没有固定的住处以前，困难确实很大。雨季快到了，而粮食要取自四英里外的城市。土地本来是荒废的，蛇很多，同小孩子们住在这么一个地方，确是很大的冒险。我们的一般规定是不准打蛇，虽然我承认，我们谁都怕毒蛇，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不伤害毒蛇的规定大部分是我们在凤凰村、托尔斯泰农场和沙巴玛第就实行了的。我们刚刚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一片荒地。然而我们谁也没有因为被蛇咬伤而致命。我在这种情况下，亲眼看见大慈大悲的上帝的保祐。千万别再吹毛求疵了，说什么上帝永远不会偏心的，说什么他没有时间管那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我没有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件事情的事实，来描写我自己的始终如一的经验。上天之道是人类语言不能完美地加以描述的。我一直感觉上天之道是无法描述和不可捉摸的。然而如果哪个凡人敢于加以描述，除了他无声的语言以外，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如果认为二十五年不杀生能够完全免于灾难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出于上帝的仁慈，如果把这种想法看做是一种迷信的话，那我将仍然持有这种迷信。
阿赫梅达巴的纺织工人正在罢工的时候，学院里正在奠定织布室的基础，因为当时学院的主要活动是织布。纺纱那时候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
第二十二章 绝食
头两个星期，纺织工人们表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天天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我在这些场合总是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誓言，而他们总是高声向我保证说：他们宁死也不食言。
但是后来，他们开始表现松弛的迹象了。就象一个身体衰弱的人容易发脾气一样，当罢工看起来已经松弛的时候，他们对于工贼的态度越来越发忿怒，而我也开始担心他们会发生暴动。他们参加每天集会的人数越来越少了，而那些参加集会的人也是神情沮丧而绝望的。最后有人通知我说，罢工的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了。我深深感到不安，不得不认真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我在南非的时候，也有过大规模罢工的经验，然而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形势却和那里不同。纺织工人是根据我的建议发誓的，他们天天在我面前重申这个誓言，他们可能会违背誓言，这个念头对我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感情的背后究竟是我对于工人的骄傲呢，还是对于他们的爱和我对于真理的热诚——谁说得上？
一天早上——在纺织工人的集会上，我正在束手无策，忽然感到有所启发。我自己不自觉地向大会宣称：“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解决，或者直到他们全都离开了纺织工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动。泪水沿着安娜舒耶朋的面颊滚滚而下。工人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你要是绝食，那就太不近人情了。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一定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你们不必绝食，”我回答道：“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够了。你们都明白，我们没有基金，而我们又不愿意依靠公众的救济来继续我们的罢工。因此你们应当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不到罢工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同时伐拉白正在想办法在市政厅里给罢工工人找一点事情干，然而成功的希望不大。摩干拉尔·甘地建议说，我们的学院正在兴建一座纺织学校，需要沙土奠基，可以雇一批人来干这工作。工人们欢迎这个建议。安娜舒耶朋头上顶着一筐子沙土，带头干，不久便看见有一条川流不息的工人洪流头上顶着一筐筐的沙土从河底上出来。这是很壮观的景象。工人们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要付工资给他们，倒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我的绝食并不是没有严重缺点。因为正如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的，我同工厂老板们有着非常密切而良好的关系，我的绝食不能不影响他们的决定。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知道我不应当用绝食来反对他们，而应当放手让纺织工人们的罢工去产生影响。我之所以绝食，倒不是因为工厂老板们松了劲，而是因为工人们自己松下来，我既然是他们的代表，便觉得自己有一分责任。对纺织工厂的老板们，我只能讲理；用绝食反对他们等于使用暴力。然而尽管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绝食一定会对他们发生压力，事实也是这样，我却觉得不得不这样做。对我来说，进行�